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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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曾有云：「國家不幸詩家幸」。但當戰爭動亂未必鬆動權力，反以權力綑綁文 化投入戰爭，使文學漸漸淪為刻板的宣傳時，國家、詩家都未能僥倖。文學承載 著環境與思想的交會、美感的追求，未能孤然而立。不管是何種情況，文學皆汲 取環境的養分以其獨特的姿態生長，即便處於夾縫、泥濘、甚是荒野，它也以生 存見證。尤其身在亂世、戰爭之中，文學面臨甚麼樣的環境，要以甚麼方式自處 更為複雜糾結。
翻開 1940 臺灣文學誕生許多優美獨特的篇章，小說裡詩化般的臺灣風景、
臺灣人民生存的各種樣貌。若是純以文學欣賞角度來看，因其不帶政策的模樣真 會讓人忽略是戰時下的產物。但再細究當時各種文藝政策，創作自由依然有限。
於是更不禁感到好奇，40 年代初期的文學創作所處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又如何 開成如此的花朵？
1937 年的中日戰爭標誌文學戰爭期或所謂黑暗期的來臨，1940 初期文學更 是處於政治力量籠罩之下。儘管如此，戰爭文壇塑造過程曾多次調整、交雜各路 思想並動用各種方式。這也意味「戰爭期」的斷代中，應有著更多層次可以檢視。
猶如前述 1940 年左右文學一度復興的態勢耐人尋味，籠罩於帝國權力之下，台 灣文壇的復甦乃是時代氛圍又或是特例？
近年由於研究文獻增加，各地研究者投注心血，開發眾多議題。台灣文學研 究視角也向外延伸，各個領域的結合外，地區性比較研究也成為另一個發展方 向。對照與對話成為另一種自我審視的可能。因此向外跨出一步，檢視日治時期 時除了關注臺灣與殖民母國的互動之外，是否也有可能藉殖民地之間的橫向參照 幫助我們瞭解台灣？其中，朝鮮的狀況或許即是切入點之一。朝鮮與台灣同屬日 本的殖民地，兩者之間的殖民歷程、去殖民經驗，甚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不少可 供相互借鏡之處。
就文學層面而言，現代性與殖民性問題始終環繞著台灣與朝鮮，尤其新文學 發展過程之中諸如文學啟蒙、左翼文學等，皆不乏共通特色。日本殖民末期政治 權力集中化，對各層面高度控制，不僅針對日本內地加強政治、社會秩序，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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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難以倖免社會的監控1，文化與文學層面也趨於積極操控。日本統治的集權 性與全面性，甚而思想波動也以近乎相同頻率傳至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所面對的 考驗與風暴較之以往也更趨一致。
戰爭爆發後肅殺之氣蔓延，殖民地文化界噤若寒蟬下略顯停頓空白。官方稍 後卻因企圖營造時代氣氛、強化對日認同、動員政治權力，藉集中統一機關設置，
廣設文學獎項、大肆舉辦座談會，採取高壓懷柔手法掌握文學環境。日本「大政 翼贊會」組織，分別在台灣成立「皇民奉公會」，將朝鮮原本的「國民精神總動 員朝鮮連盟」改組為「國民總力聯盟」，利用上述組織動員文學創作、管理文壇 進而達到宣傳的效果。隨著政治介入文學，各種立場鮮明的刊物誕生，呼應時局 概念的文學主題紛紛登場，更屢次派遣作家們往前線或勞動生產地呼應增產報國 的口號。
約莫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即是文化環境由禁止壓制，調整為借助 文化之力支援戰爭的策略。台灣方面，原隨 1937 年戰火點燃，雜誌漢文欄被廢，
文藝雜誌紛紛勒令廢刊，直至 1940 年後大政翼贊會成立，在「振興地方文化」
的旗幟下獲得創作空間。作家精彩作品又再浮現，如呂赫若以描寫家庭內部問題 之作，張文環致力於充滿民俗風味的鄉野風景2。台灣在地風物與習俗雖是台灣 作家筆下常見的風貌，然而該時期在地風物人文景象在小說所扮演的角色之重，
加上技巧成熟、題材風格的轉變，確實別樹一格。
朝鮮方面雖於 1937 年改正教育令、廢止朝鮮語教育，仍有《文章》與《人 文評論》作為文藝創作空間，但 1940 年起《朝鮮日報》、《東亞日報》相繼廢刊，
次年《文章》、《人文評論》也遭逢相同命運，改為發行官方色彩強烈的《國民文 學》3。朝鮮作家面臨「語言轉換」與書寫主題、內容上的挑戰，於是部分作家 轉以日本語創作，或呼應國策，或試圖反思，也有部分作家就此擱筆。進入朝鮮 語創作減弱，國語文壇被捧作主角的時期。
1940 前後似乎成為文壇一個值得觀察的「轉折點」。這時期的文學隨著新體 制而萌生「新」意，日本「振興地方文化」政策為空白的文學環境帶來揮灑的可
1 1937 年支那事變爆發後，台灣延長軍需工業動員法、全面禁用漢文，朝鮮方面頒佈皇國臣民 誓詞，次年公布陸軍特別志願軍令、改正教育令等。參考杉本幹夫，《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台 灣》（東京：龍溪書舍，2005 年），頁 216-218、246-247。
2 呂赫若此時期的〈風水〉、〈財子壽〉等小說皆以舊家庭為背景，在其創作歷程上，林至潔、垂 水千惠皆將呂氏該時期的作品標誌為不同以往的另一階段。參考林至潔，〈期待復活——再現 呂赫若的文學生命〉《聯合文學》120 期（1994 年 10 月），頁 48；垂水千惠，《呂赫若硏究 1943 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2002 年）。
3 《人文評論》及《文章》是以朝鮮語發行的文藝雜誌，然而 1941 年《國民文學》則是以國語 為主的刊物，朝鮮語創作的空間受到進一步的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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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外地文學」、「新地方主義」、「地方文學」等關鍵字不斷出現，創作者在文 學的主題跟思想上、表現手法似乎也產生變化4。此時地方書寫承載各方動機與 願望，承此而起的文學正是各立場思想角力下的產物。文學環境具有強烈統制色 彩，思想上以大東亞文化號召，藉由找回東亞地區的共通文化源流，增進其他東 亞國家、地域的認同；將英美的近代化與侵略作為敵人，以超越近代為文化背書，
批判西方文化；但對殖民地日本化的要求也從未間斷。非常時期的戰爭型態下，
文化儘管受政治權力施壓，但思想為意識型態背書亦留下許多曖昧的空間5。當 時的地方便是在上述的思想脈流之中，當局打造作為召喚東亞傳統認同、對抗西 方近代的角色，一再現身文藝政策、創作書寫的主題。
文藝政策與思想動員搭建的文學舞台，殖民地書寫的情形為何，要怎麼演繹 自身的角色？審視文學環境瞭解台灣該階段的書寫時，同時參照朝鮮的方式或許 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瞭解台灣，梳理這段時期作家與文壇上的變化與特 質。
因此，本論文將側重審視動員時期對文學環境的影響，掌握非常時期制度層 面及思想脈流的動態。藉此為基礎背景鎖定 1940 年代地方書寫的生成，觀察其 中重要議題、題材、表現方式。除此之外，本文亦將透過台灣跟朝鮮對照，藉此 突顯該時期地方文藝政策的推行，至殖民地時又如何詮釋？創作中又怎麼對於政 策中雜揉的思想予以回應？
希望本文能以共時性連結、跨地域嘗試，深入台灣與朝鮮對地方的書寫轉 折，時代意義。在台灣、朝鮮的兩廂參照中窺見戰爭時期文學中的些微縫隙，再 次詮釋，瞭解殖民地文學的複雜性與可能性。過往作家在書寫地方時萌生的反思 傳統與近代關係，也能為此刻的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4 柳書琴於〈帝國空間重塑、近衛新體制與台灣「地方文化」〉一文中提到地方文化政策及新體 制底下，地方呈複數性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文藝創作得到演繹的空間。見吳密察策劃、石婉舜 等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臺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2008 年）。
5 崔末順，〈日據末期台韓文壇的「東洋」論述－「近代超克論」的殖民地接受樣貌〉，收於徐秀 慧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里仁，2010 年），頁 9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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