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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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提到二次世界大戰下的臺灣人，我們會想到什麼？或許是媽祖接炸彈的傳說、
皇民化運動的改造與動員、高砂義勇隊在海外戰場的活躍表現，不論是哪一種故 事，都可以顯示出臺灣人離大戰並不遠；而在二戰歷史敘事當中有一群「臺籍戰 俘監視員」的群體，他們被招募去海外或在臺灣本土監管由日軍俘獲的盟軍戰俘 (Prisoners of War)，因戰爭期間涉嫌不當對待或殺害戰俘，而在戰後被同盟國當 作戰犯嫌疑人起訴與審判，有些人被判有罪並關押數年之久，更有少數人被處以 死刑，本文就是以這個群體之中被派到英屬北婆羅洲(British North Borneo)的臺 灣人為主角，使用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以下簡稱 NAA) 庋藏的戰犯審判法庭檔案，探討他們在戰爭期間的經歷以及戰後被審判的過程。
接著讓筆者用以下的引文作為楔子：
Kinder 士官與我試圖攙扶二等兵 Parker 幫助他跟上隊伍，卻離隊 伍越來越遠…這時被告上前來以半英文半日文開始喝斥，並且用槍 托毆打 Parker…Kinder 士官試著求情，被告揮了揮槍示意要他離 開，並繼續用槍托毫不留情地毆打早已倒地的二等兵 Parker，過程 持續約十分鐘，接著被告命令 Kinder 與我將二等兵 Parker 抬放路 邊，血不斷從他的嘴巴及耳朵湧出，他的臉已經難以辨識，而我確 信他那時已經死亡…。1
1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以下簡稱 NAA) Collection , A471,8101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AYASHI Yoshinori AWC 720 :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29 and 30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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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檢方證人在法庭上所作之證詞，出自 1946 年 5 月由澳洲召開的一 場戰犯審判法庭記錄中，證人描述的這起「事件」則發生於前一年的 3 月底，一 群澳籍戰俘由日本軍隊裡的臺籍戰俘監視員押送(下文簡稱為臺籍監視員或監視 員)，從 Paginatun 前往 Ranau 的路途上；2這位被指控打人的監視員名叫 Hayashi Yoshinori，3是二戰期間由日本政府從臺灣征調，送往北婆羅洲負責監視該地區 盟軍戰俘的臺籍監視員，他在戰後因這起事件被澳洲軍方以涉嫌戰爭犯罪起訴，
經戰犯法庭審訊後被認定有罪成為戰犯(War Criminals)，最終處以絞刑。整個東 南亞與太平洋地區中，與 Hayashi 相同處境、因相關罪名而被多個國家判刑的臺 灣人總共有 190 名，其中被處以死刑者為 21 人。4
何謂戰俘監視員？為何他們在戰爭期間的行為會在戰後被當作戰犯審判？
前面提到戰俘監視員是被僱用來監管戰俘，是類似獄卒的角色。珍珠港事件後，
日本在菲律賓俘獲數萬美、菲軍人，僱用臺灣人軍屬600名前往菲律賓監管這批 戰俘；5再看本文主角所身處的背景，日軍於新加坡迫降八萬盟軍人員成為戰俘，
1946]: First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William. D Moxham), pp. 17.18. 本文檔案來自 NAA 的網 站，屬於公開資料可以線上查詢，網址為：
https://recordsearch.naa.gov.au/SearchNRetrieve/Interface/SearchScreens/BasicSearch.aspx
2 兩者皆為馬來西亞沙巴州(Sabah)內地名。
3 HAYASHI Yoshinori 的日文姓名為「林義德」，漢文本名為「林江山」，本文係以澳洲檔案為主
要史料，為與史料內容配合，因此筆者在人名的呈現上會以被告日式姓名的英文為主。
4 藍適齊(2015)：〈戰犯的審判〉，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戰後中國》，頁 210-247。
臺北市：國史館，2015。頁 224。
5 鍾淑敏，《俘虜收容所 : 近代臺灣史的一段悲歌》，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市：樂學書局，2001。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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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批戰俘送往日本佔領下的北婆羅洲進行勞役工作，加上日軍於北婆羅洲集 中拘留的同盟國人士，使得該地四座戰俘營(POW Camps)收容的人數大約有五千 人之譜，本文的臺籍監視員響應日本政府的招募，到北婆羅洲以軍屬的身份、接 受日軍軍士官的指揮，監管這群盟軍戰俘與一些平民，他們的職責除了防止戰俘 逃跑，也要監督戰俘進行工作，有時還要根據長官的命令或者營區規定懲罰戰俘，
這樣的工作內容中有許多被同盟國視為侵害人權的行為，例如未經審判就直接對 戰俘實施體罰；隨著戰局逐漸對日本不利，日軍侵害同盟國軍民人權事件也愈來 愈多，例如槍殺羸弱不能行軍的戰俘、處決戰俘營中僅存戰俘以圖湮滅不利證據 等，在這些行動中臺籍監視員大多扮演執行者角色，以上這些侵害人權的行為使 得終戰後澳洲政府對這些監視員展開戰爭犯罪的調查與起訴。
二次大戰後的戰犯審判可分為A/B/C級，A級戰犯的定義是被指控犯下「破 壞和平」罪（Crime against Peace），意指涉入「計劃、準備、提議或發動一場 宣告或未宣告的侵略戰爭，或是一場破壞國際法、條約、協定或保證，或是參與 達成前述事項的一場共同計畫或陰謀」，如納粹德國的戈林、日本帝國的東條英 機等。B/C級戰犯則泛指被指控犯下傳統的戰爭犯罪（Conventional War Crime），
或是「非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分別意指違反傳統戰爭習慣及虐 待、殺害戰俘或平民；本文的臺籍監視員則以違反B/C級戰爭罪起訴。戰後7個 同盟國(不含蘇聯及中共)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53個地點開設法庭，共起訴5707 名日軍人員，6在各個同盟國分別所進行的B/C級戰犯審判當中，有190名的臺灣 人遭判刑確定執行。根據戰後日本官方的統計，臺籍戰犯中有95人受到澳洲的軍 事法庭判刑，英國方面有26人，荷蘭方面為7人，美國方面為4人，另外有58人遭
6 Sandra Wilson, Robert Cribb, Beatrice Trefalt, and Dean Aszkielowicz.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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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華民國判刑，7本文所處理的北婆羅洲臺籍監視員，接受澳洲戰犯審判的人 數則是102人，89人在一起或多起案件中獲判有罪，13人獲得無罪的宣判；雖然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全體臺灣人都轉換為中國籍，但由於這樣可能的犯 罪發生於戰爭進行中、監視員屬於日本國籍期間，因此其他同盟國不承認這種國 籍轉換，所以臺籍戰犯不具「戰勝國國民」的身份，代表這群臺灣人一來無法免 於戰犯審判，二來是由日本國政府出面替他們進行辯護。
各盟國中，以澳洲舉行的審判對臺灣籍戰犯的影響最大，共計審判並判刑確 定95名的臺籍戰犯（占臺灣籍戰犯總數的一半），並處決了其中的7名臺籍戰犯，
8若觀察自臺灣派往華中、海南島的數百名監視員的情況，這些人在中國並未普 遍受到嚴厲審判，儘管被送到海南島的澳洲戰俘在戰後指控慘遭虐待，但鍾敏淑 提到，海南島的臺灣人監視員會未因此遭到判刑，這與澳洲開設的戰犯法庭形成 強烈的對比。9
視角拉回現代臺灣，對於臺籍戰俘監視員的戰爭經驗(筆者將他們戰後審判 的經歷一併算入)，以往是藉由對這群人中的倖存者進行訪問而得，政治大學的 藍適齊係臺灣學界較早使用戰犯審判檔案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筆者擔任其國科 會計畫助理時接觸到戰犯審判檔案以及研究方法，因而啟發筆者用戰犯審判檔案 來證實或補足現有成果的研究動機。本文所選的案件共14宗，都是以在北婆羅洲 的臺籍監視員為主要被告的審判，筆者用案件發生地將之分為三組，分別是古晉 (Kuching)、美里(Miri)、山打根─蘭瑙(Sandakan-Ranau)，10在古晉只有一個不當 對待戰俘的案件，但被控訴的臺灣人有37人之多，其中34人被判處三到二十年不
7 藍適齊，〈戰犯的審判〉，頁 219。
8 藍適齊，〈戰犯的審判〉，頁 225。
9 鍾淑敏(2017)：〈二戰時期臺灣人的戰爭犯罪與戰後審判〉，李達嘉主編，《近代史釋論：多元思 考與探索》，頁 385-430。臺北市：臺灣東華，2017。頁 248-249。
10 這樣的分類基於筆者翻閱已蒐集到的檔案，沒有一位受審的臺灣人涉入另外兩地的案件，筆
者認為原因是山打根與古晉之間的交通不便，因此兩地之間的監視員不會有太多機會進行駐 地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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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刑期，林水木、簡茂松、周慶豐等人的故事就是出於這個案件；美里方面是 兩起殺害無名戰俘案，13名臺灣人被起訴，11人被判槍決而後減刑至十年徒刑，
其中包含日後接受訪問的柯景星；山打根─蘭瑙地區澳洲檢方起訴11宗案件，除 了1宗不當對待戰俘案，其餘10起都是有關殺害戰俘的案件，總共42人受審，34 人被定罪，大多數人被判處三年到終生不等的徒刑，這個分組中有兩起案件共四 人被判死刑最終處決，其姓名為王壁山、林江山、李琳彩、蔣清全。
圖 1 北婆羅洲位置圖、相關地名發生與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