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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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我們能夠知道，透過藝術史，文學中社會性的需要。如果文學要忘卻社會性 與階級性，我們就必須要將藝術史全部燒毀，再隨意創造出新的藝術史吧。
－呂赫若，<舊又新的事物>1 我想文學的路，終究就是人的問題，不是文學的問題。文學是因為有一種人 性的情感奔流，才有文學的價值。
－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2 上述皆是出自日據時期台灣作家對文學的思想雜錄，也可說是作家對於文學價值的 追求。對於什麼才是文學？文學應該具備什麼條件？自古以來皆是個大哉問。特別是在 台灣文學正處於戰爭期間的 1940 年代，作家能否繼續探索文學的真諦？他們又是如何 能避開煙硝味的文本敘述，專注於文本描繪本身呢？我對此感到困惑，故而產生了研究 戰爭期台灣文學的興趣。希冀透過探究 1940 年代「反現代」傾向為源頭細究，並更延 伸思考其中的「三反」意識形態在文學中的展現，進而為戰爭期台灣小說開闢另類解讀 途徑。
日治時期的「反現代」論述3早已吸引前行論者探討，但在日據末戰爭時期的「反現 代」卻含有與以往不同的意涵。本文論述的「反現代」是以 1940 年代的新體制內容出 發，建立於特定時空背景的反現代論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對「三反」意識 形態的建構。所謂「三反」意識形態與戰時的國策相關。更確切的說，是與 1940 年代 日本建立「新體制」相關，並將「日本精神」套入台灣文學當中。
1 呂赫若，〈文學雜感－舊又新的事物〉（1936），《臺灣文藝》，第三卷第七、八合併號。引 自呂赫若，《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印刻，2006）。
2 張文環，〈我的文學心思〉（1943），《臺灣時報》。引自張文環，《張文環全集》，（台中：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3 如柳書琴，〈反現代與反殖民論述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爾論與甘地論〉（2004），《成大歷史 學報》第二十八號中即有指出關於 1910-1930 的反現代性論述，其中更提及反現代性與東方主義 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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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新體制主要內容是以歐洲的德國納粹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東方的 日本法西斯主義為主軸，所建立起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的新世界秩序。
4簡言之，就是將「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所組成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文 學中。可以從政策內容看出新體制全然是為了因應戰爭而建構，並要求舉國上下國民齊 力協助。但，我卻發現日台作家對於「三反」各自具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三反」意識 型態的文學展現雖然在表面上是處於共通的現象，實際探討的議題卻是大不相同。日本 政府可以透過三反意識形態的傳播成功形塑出亞洲救世主的角色（如近代的超克或是東 洋論、大東亞共榮圈），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文學成了宣揚戰爭國策不可分割的一環。日本作家所詮釋的「反西方」、「反現代」
與建構「日本主義」與「日本精神」可以輕易畫上等號。特別是在 1941 年底的「對英 美宣戰布告」發表後，日本文學者們受到巨大衝擊集體陷入了精神緊張的狀態，加上透 過政府的言論操控，日本文學者們紛紛轉而成一種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情緒。5但對台 灣作家而言，「三反」意識形態背後意義並不單純，其中更含有複雜的背景與思想脈絡 值得推敲，待後續章節一一說明。
綜觀 1940 年代的台灣文壇，出現了許多不同以往的轉變。如同柳書琴所言，戰爭 期，往往也是全球化活耀、跨界網路密集連結、文化混合加速的時期。6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大政翼贊會（1940.10）以及台灣文學奉公會（1943.4）先後的成立使得日本政府開始 在殖民地推行地方文化運動。台灣作家也因此獲得了創作的空間，不過如同陳芳明所說
「振興地方文化」的精神與內容，對於日台作家均有各自不同的定義。7而此部分我無意 一一列舉日台作家對於「振興地方文化」或是「皇民文學」究竟有哪些相似或相異的創 作風格。我關注的是台灣作家如何透過文學創作回應「地方文化」以及「皇民文學」？
政策與作家思想脈絡有何同流之處？又，作家在戰時體制下對於文學創作是否存有思想 上的轉變？台灣作家在戰爭期所創造出的文學作品又分別具有何種藝術傾向？1940 年
4 崔末順，〈戰爭時期臺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
p.308-309。
5 林巾力，〈西川滿「糞現實主義」論述中的西方、日本與台灣〉（2005），《中外文學》第七 期。
6 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2010），《台灣社會研究》第七十九期。
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出版，2011)，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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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與 1930 年代的創作有何差別？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關於台灣 1940 年代的小說研究多是探究小說中的人物或是作 家有無對自我身分認同的傾向，並隨之多加評判並分類其作品或該作家是否為皇民小說 或是皇民作家。雖然上述研究也是一種分析小說的方式，但我認為若僅以國族與身分認 同的角度分析 1940 年代的小說，並將它們簡略分為皇民小說或抗議小說便會不自覺落 入二元的批判架構。如此一來便無法站在更全面的位置俯視整個台灣 1940 年代的文學 環境與樣貌。我主張利用不同的解讀視角閱讀戰爭期的小說是為了增添台灣 1940 年代 小說可被討論的空間。換言之，是將研究的焦點從過去論者常言的國族與身分論述轉而 關注「三反」意識形態在文學創作中的具體展現，來思考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學回應之間 的問題。
我主要選擇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四位作家為研究對象並針對他們 1940 年代的作品加以分析。我會選擇以上四位作家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四位作家均早在 1930 年代就已開始創作。如此便可更有系統及脈絡的一同檢視他們創作的走向與思潮。
二是四位作家均以書寫中短篇小說為大宗，可以將焦點放在小說這一文類做出分析與探 究。三是因為四位作家均在戰爭期間有過文學評論以及想法隨錄。絕大部分的思想隨記 都已在台出版，可供我更深入探討作家文學思想的脈絡與路徑。
本文透過爬梳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與楊逵等四位作家在 1940 年代的文學表現 與思想連結，注意到四位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批判與反思「現代」。其中，四位作家對「三 反」意識形態的文學展現是以對「道德」的追求做為不變的創作法則。如張文環曾說過：
「創作文學前，必須先學會做人的道理。都還不會做人，怎麼會創作文學？」8然而，需 要注意的是在 1940 年代此種對於「道德」的追尋與戰爭期的「日本精神」相呼應。政 治與文學混合成一個複雜難辨的共同體。需要經由對作家思想脈絡軌跡的掌握才能分析 出小說中未能被察覺的部分。
總體而言，我認為台灣作家對「三反」意識形態詮釋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要反對那
8 張文環，〈從事文學的心理準備〉（1941），《臺灣新民報》。引自張文環，《張文環全集》，
（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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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與自己內心衝突的價值觀。在戰爭期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會影響作家的創作，而政策與 文學也就容易形成一個難解的共同體。隨著戰事日益的擴張，政治更是直接支配著作家 的創作。然而，如何在既有的國策論述下發展出自己的解釋空間是戰爭時期作家最堅持 努力的部分。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不是作家是否接收或聽從國策指示，而是要將焦點放在 面對國策論述下作家要如何根據自身經歷與思想結合，創造出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