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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首先會在第一節中分析楊逵與龍瑛宗在戰時體制前的創作風格。在第二節主要是針 對楊逵 1940 年代的小說作品為主，並從中對應作家創作的理念找出特色。我認為楊逵 的小說呈現他終身追求的社會理想。如〈無醫村〉（1942.2）、〈泥娃娃〉（1942.4）、
〈鵝媽媽要出嫁〉（1942.10）、〈紳土軼話〉（1942.12）等。觀察上述作品可發現，楊 逵自始至終的創作都是要為了弱小族群發聲。我也透過文本注意到當楊逵越是極力書寫
「現實」的同時，「自我意識」也就會不斷的被書寫出來。
第三節則是探討同樣是具有反現代傾向的龍瑛宗小說。主要針對杜南遠系列小說。
〈白色山脈〉（1941.10）、〈龍舌蘭和月亮〉（1943.4）、〈崖上的男人〉（1943.4）、
〈海邊的旅館〉（1944）等 1940 年代作品做出解釋並找出在國策與個人創作理念交雜 的情況下，小說呈現的多重意義如何產生多樣性的解讀。當日本官方積極宣揚「日本精 神論」時，龍瑛宗轉而思索台灣知識分子內在現代化下的心理狀態。也因此，在如此動 盪不安的環境中他可以找到擺脫煙硝味的寫作方式。最後一節是總結楊逵與龍瑛宗在戰 時體制下的小說表現，此部分我們需要留意的便是龍瑛宗和楊逵小說中「反現代」傾向 的共通性與差異。透過比較視角則可以看出另一種研究面向，更加呈現 1940 年代小說 的複雜性。
第五章 結論
最後一章結論我會針對通篇論文的核心問題意識做出總整理。本文以探究台灣 1940 年代小說中的「反現代」傾向為頭，深入思考包含在「反現代」中的「反自由主義、反 資本主義、反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形成對應作家創作。因此，我在結論這一章特別重 申以「反現代」意識形態重新解讀戰爭期台灣小說的意涵與作用。透過文本分析可以看 出台灣 1940 年代小說所呈現的「反現代」書寫傾向不同於早期 1920、1930 年代的殖民 時期，其中更是含有多重意義隱含不能只以單一分析框架詮釋。簡言之，我所著重探討 的是作家在 1940 年代創作中所反映出與時代的多重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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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無意挑戰前行研究者對於 1940 年代小說的解讀，只是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觀看 戰爭期間的創作。小說的解讀方式本就應該有多樣性，更不能因為 1940 年代台灣小說 身處於特殊時期故忽略其中可被挖掘的多重面向。無論是細究作家的個人特質還是重新 檢視 1940 年代作品，無非都是希冀透過本文可以為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提供一條不同以 往的論述途徑，並可持續拓展新的論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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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體制與戰時台灣文壇
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台灣司令部發布聲明禁止「非國民之言動」，同時宣布進 入戰爭體制，設置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以統合指導台灣民眾如何貫徹「八紘一宇」、「舉 國一致」之思想。台灣總督府於 1941 年成立「皇民奉公會」使其成為大政翼贊組織的 一環，發行機關誌《新建設》以推動戰爭新體制的建設。皇民奉公會基本奉行大政翼贊 會「八紘一宇」的國家信念，並以天皇作為至高指導原則。此外，日本為了想重組世界 秩序，更急欲建設與歐美社會並駕齊驅的東亞圈。為了建設日本幻想的大東亞文化，官 方積極在經濟、文化、生活等層面宣揚新日本文化。戰爭充斥著每個人的生活，當然連 文學也不例外。隨著「國民國家」概念的倡導，文藝活動也發生改變。36
在「文化新體制基本方針」中言明：一、為了因應國防國家體制，期待創造以世界 文化為母胎的新國民文化。二、持續發揚日本文化的傳統，並攝取他民族文化的長處，
期待以此樹立東亞廣泛地域的新文化。37也因此，在殖民政權強勢的壓迫之下，台灣文 壇被迫編入新體制的管轄之中。政治力量伸展到文學創作之中，無時無刻影響著作家們 書寫的題材與想法。但與此同時，戰爭的爆發促使新體制的發布也為台灣文壇意外搭建 了新的創作與詮釋空間，並舒緩了戰時文化界的緊張、低迷。像是張星建和黃得時等人 都認為迫於時勢，政治介入文壇可謂將「島民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提升到世界水準」、
「是對於關心文化的我們這些人而言是可喜可賀的」38。
然而，新體制的施行與作用對應於不同意識型態的日台文人產生多種複雜的論述與 思維。基於此本章重點探討日台文人對新體制建設詮釋的異同與分析不同意識形態的根 本原因。如前一章節所言，新體制因應戰爭期間對抗西方國家而產生，目的是為了成就 大東亞建設成為亞洲霸主，裡面蘊含著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等「反現 代」的複雜意義。本章詳述戰爭期間的政策背景，更一步分析新體制的建立及其背後意 義，再細究台灣文壇的回應。
36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學 位，2009。
37 北河賢三編，《資料集 総力戦と文化〈第 1 巻〉大政翼賛会文化部と翼賛文化運動》，（東 京：大月書店，2000)，頁 3。
38 張星建，〈論翻譯文化〉，《台灣文學》2:1，1942 年 2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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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爭動員與新體制的建立
在進入戰爭動員之前，必須先瞭解「大東亞共榮圈」建構的過程。自 1931 年「滿 州事變」爆發後，日本官方開始思考明治維新以來與西方之間的衝突關係。關東軍參謀 石原莞爾認為日本需要對西方國家有所覺悟並提倡「東亞聯盟」與滿洲國與中國友好的 關係。根據李文卿研究指出，石原莞爾於戰爭期間提出的「世界最終戰爭論」、「東亞 聯盟論」、「昭和維新論」是 1930 年代日本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理論依據。在「亞洲 一體」的口號下，不僅建構政治的擴張體系同時包括了文化層面的建設，以實現八紘一 宇的亞洲共同體作為最高指導原則。39雖然石原莞爾的構想最終並未被採納，但也可視 為「大東亞共榮圈」論的前驅。爾後，「大東亞」的概念是出現於第二次近衛內閣所提 出的「基本國策要綱」：
以皇國為中心的日、滿、支堅強之結合為根幹，建設大東亞新秩序。40
順應著近衛內閣的主張，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基於「基本國策要綱」提出「大東亞共 榮圈」的構想，「我國當前的外交方針，是沿著此皇道之大精神，企圖將日、滿、支確 立為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41事實上，「東亞一家」的構想主要是來源於日本與西方列 強的戰爭衝突。日本為了解決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的衝突，刻意美化戰爭意圖並強行塑 造一個以日本為主的東亞共同體。基於此，一個被神化的共同體則需要動員全國人民齊 心的尊崇方能完成。此時，以「八紘一宇」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轉而注重殖民各地區 的建設與發展。
自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後，因應戰爭的緣故台灣產業從農業轉型為工業化發 展。台灣憑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南方作戰的基地，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也透過 殖民教育、國民教化、媒體傳播，在台灣人日常生活領域中傳播開來。42緊接著徹底動 員台灣人身心靈的「皇民化運動」積極展開。所謂皇民化運動，並不止於政治、經濟、
39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學 位，2009。
4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東京：原書房，1965 年 11 月），頁 436。
41 《東京朝日新聞》（夕刊），1940 年 8 月 2 日。
42 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2010），《台灣社會研究》第七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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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的總動員，甚至文化的層面也深深受到波及。43從 1937-1940 年間，由於台灣重要的 文學刊物《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相繼遭到停刊，文學界呈現一片低迷的氣息。
然而，到了 1940 年代因為政策的變動使得文學界開始有了轉機。
日本 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展開新體制運動，緊接著 10 月成立「大政 翼贊會」將文學者編入組織中。根據「大政翼贊會的實踐綱要」看到文化新體制的頒布 與內容：
現在世界正面臨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時期，以實現八紘一宇為國家根本大計 的皇國，須萬眾一心，竭盡全力奉戴天皇，確立物心一體的國家體制，以成 為世界道義上的光輝領導者。……（中略）。
一、國民積極實踐襄助國政的「臣道」。即無限信仰體現無上絕對普遍真理 的國體，忠實遵奉歷代詔敕的諭旨，竭力發揚明治維新的傳統精神。
二、協助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即在完善大東亞共榮體制，謀求其興盛的同時，
進而努力建立世界新秩序。
三、協助建設翼贊政治體制。即以翼贊精神統一經濟、文化生活，努力建立 強而有力的綜合性政治體制。
四、協力建設翼贊經濟體制。即發揮最高創意與科學的能力，建立綜合性的 計劃經濟，藉以謀求生產飛躍發展，努力建成大東亞的自給自足經濟。
五、協助建設文化新體制。即根據國體精神，造就雄渾、高雅，明朗且又富 有科學性的新日本文化，內則振奮民族精神，外則努力發揚大東亞文化。
六、協助建設生活新體制。即擴大公益，開展社會工作，培育推進新時代的 理想與氣魄，努力樹立全體國民悉為一家成員而團結在國家理想之下的生活 體制。44
總體而言，大政翼贊會主要目標是希望國民積極培養「臣道」忠實尊崇國體（天皇）。
4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出版，2011)，頁 158。
44 赤澤史朗編，〈資料 1：大政翼賛会實踐要綱〉，《太平洋戦争下の国民生活》，（東京：月 書店，198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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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日本政府發展出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多重面向的新體制。其中，文 化新體制的用意是希望動員各地方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參與國策並協力創造新文化，日
基於此，日本政府發展出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多重面向的新體制。其中，文 化新體制的用意是希望動員各地方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參與國策並協力創造新文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