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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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步驟
（一）研究範圍
我主張透過作家 1940 年代小說解讀戰爭期「反現代」傾向的文學展現。所謂 1940 年代小說的「反現代」傾向具體內容是根據前述所言從戰爭期的「反資本主義、反自由 主義、反個人主義」發展而來。然而，綜觀諸多前行研究並未對此意識形態（傾向）有 過詳細的論述。但根據史料記載，此種「反現代」傾向遍布於整個戰爭期的台日文壇。
尤其是在 1937 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開始，文學界便開始接收來自各種國策的諸多考驗。
1940 年，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國防國家體制則應重要方案答申書〉，並據此作成〈台 灣新體制基本綱領〉，翌年（1941 年）一月決定以「皇民奉公會」為組織名稱。33爾後，
皇民奉公會更直接滲透到殖民地台灣作家之中，以便透過作家宣揚皇國精神。至於，關 於何謂「新體制」？
根據藤井省三的說法所謂新體制運動指的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納粹德國閃 電戰的勝利，而製造出配合戰爭擴大的法西斯總體戰的政治運動。1940 年 7 月，日本近 衛內閣發表「基本國策要項」，提倡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和確立「新體制」。期後設 立的「大政翼贊會」以及臺灣的皇民奉公會，都是新體制運動的結果。34雖然先前已有 多數論者針對皇民化時期台灣作家的回應作出精闢的分析，但我認為目前尚未有論者真 正處理關於戰爭期日本國策之中「反現代」意識形態傾向的發展與作家反映。
本文將研究重點聚焦於 1940 年代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楊逵等四位作家的小 說創作。但除了研讀《呂赫若小說全集》、《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楊逵 全集》等作家系列小說全集外，更是往外爬梳相關文獻。如作家日記或是《福爾摩沙》
（1933）、《臺灣文藝》（1934）、《臺灣新文學》（1935）、《臺灣公論》（1936）、
33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出版，2011)，頁 161。
34 藤井省三，〈「大東亞戰爭」時期的臺灣皇民文學〉，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 北：麥田，200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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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臺灣》（1940）、《興南新聞》（1941）、《民俗臺灣》（1941）、《臺灣文學》
（1941）、《臺灣文藝》（1944）亦或是戰時唯一殘留的漢文刊物《風月報》（1935）
等雜誌幫助本文做出更全面的分析。另外，還有包含「大東亞文學者會議」、戰爭期相 關座談會紀錄皆是本文主要參考的研究資料，除了更加瞭解 1940 年代文壇發展趨勢外，
更能從現有的紀錄中爬梳出作家思想與創作的相互作用性並進一步探討。然而，隨著戰 事日益白熱化，戰爭已全方面影響台灣作家的創作，台灣小說到了 1943 年後已然與戰 爭論述不可分割。故本文所截選的台灣小說並未涉及 1943 年後決戰時期的部分。
基於上述的研究範疇，我將本文研究的四位作家各自不同創作風格做出簡單的分類 以便在下文中一一探討。首先是以張文環與呂赫若分為一類。此部分的研究焦點是放在 兩位作家對「反現代」傾向的矛盾書寫。張文環和呂赫若在 1940 年代的創作分別出現 了對「地方鄉土」、「民俗傳統」為核心書寫內容。基於此，我將著重探討兩位作家生 長背景以及人生價值觀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文學創作，以及他們是如何以自身創作理念反 思「現代性」。不同於楊逵與龍瑛宗以不同方式思索「反現代」的意義，張文環和呂赫 若文本中呈現更多的是徘徊在「現代」與「反現代」思想間的糾葛。簡言之，「現代」
與「反現代」並非全然的對立，而更可能是具有相互擴展與影響的關係。
再來是梳理另外兩位作家楊逵與龍瑛宗兩者的意識形態以及創作風格如何在同一 時代下開出異於他人的創作果實。楊逵與龍瑛宗在 1940 年代的作品均出現了不同意義 的「反現代」思想。此部分會特別針對並置比較後所觀察到的現象解釋兩位作家對於「反 現代」的書寫呈現那些不同的面貌？此種面貌與日本官方所宣導的意識形態有何差別？
綜觀而論，張文環、呂赫若、楊逵與龍瑛宗都是在戰爭期選擇用不同的方式對應文 學政策，並以「反現代」傾向為書寫策略產出多部遠離煙硝外的小說。故本文探討的範 圍都以 1940 年代戰爭期的國策、作家思想脈絡與小說作為主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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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反現代」意識形態形成原因與脈絡複雜，但它確實在 1940 年代台灣文壇具有一 定的影響力。因此，我們不該再以「皇民文學」或是「抗議文學」二分法來界定戰時小 說。我將重點放在具有「反現代」傾向的文本並對照作家的文學思想與主張。其中，也 會梳理戰時台灣的政治與文學相互的關係與影響。希冀可以開闢新的解讀空間。
本文以張文環、呂赫若、楊逵與龍瑛宗的作品集出發，除了對作家的小說敘事技巧 與創作內容分析外，另外爬梳諸如作家日記、雜錄、傳記等。並針對作家從 1930 年代 到 1940 年代文學思想的脈絡做出分析與解讀。重新思考創作於戰爭期的小說背後更複 雜的意涵。
研究步驟為三個部分：
1.國策與環境
戰爭時期無法忽視的就是國家政策對作家創作環境所帶來的影響。1940 年代的新體 制內容不論是以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介入文學生產，勢必都對作家的創作產生潛移默化 的影響。隨著國策的推展，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也走向戰爭的一環。戰勢的推移使得 台灣進入所謂的皇民化時期。也就因為上述的歷史背景下，過去論者常將焦點放在戰爭 期間的台灣文學是否為皇民文學這一國族與身分認同的問題上。但複雜的歷史背景下，
文本不應只有二分對立的解讀方式。應該從更全面的視角看待戰爭期的環境與國策內 容。透過 1940 年代日本對台的國策與思想論述的傳播可發現，戰爭情勢與日台文壇思 想脈絡息息相關。當政治與文壇的關係受到重視，政治需要有文化的內容，而文化中的 政治性亦不容忽視。
因此，本文除了延續關注國策或環境對作家的影響外，更將視野深入國策內涵。特 別像是對於戰爭期「新體制」的設立其背後的政治意涵。又，新體制對台灣作家創作脈 絡有何影響？除了皇民奉公會外，日本政府亦積極地透過「大政翼贊會」等相關組織控 制並滲透作家思想，期間更舉辦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有意使得作家能夠有效地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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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並可傳播動員大眾的理念。在複雜的寫作背景之下，台灣作家該如何面對戰爭期日 本政府所宣揚的三反意識形態？作家自身的創作理念與價值觀與「反現代」意識形態的 散播有何相合之處？本文會在下面章節中依序探究。
2.作家思想脈絡
即使有著「皇民奉公會」這一政策主導，但作家對於自己奉行一生的價值觀與對文 學的思想卻無法在一朝一夕改變。我在本文便會將焦點放在作家思想與歷史脈絡做連 結，並綜觀作家在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思想脈絡變化。特別是關於台灣 40 年代小說 的創作，大多數論者僅重視因為戰爭的關係所產生的文學「斷裂」的議題。但其實我們 也可以透過作家的思想脈絡為時代的文學創作「接合」。首先，我們需要瞭解作家對於
「現代性」的認識為何？在經歷了「外地文學論」與「糞寫實主義」論爭後，他們各自 認為的「反現代」又是什麼？
另外，我也會將張文環、呂赫若、楊逵與龍瑛宗的作品重新解讀與分析，爬梳出各 自思想的變化。除了將小說創作分析之外，更應該重視作家其餘的藝術經歷及政治活動 的結果。如同柳書琴曾說35，單就作品委實難以全面理解殖民地作家完整的藝術與思想 面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作家自創作以來時刻追尋的目標與方向為何？在戰爭期間他們 堅持的路線與國策有何異同？其中關於日本新體制下「反現代」意識形態的接收又是如 何？如果日本官方的「反現代」傾向是針對「反西方」而來，那對台灣作家而言「反現 代」又具有何種意義交織而成？換句話說，我們除了探究文藝政策與環境對作家影響的 第一層意義外，還可以反過來問，作家面對國策與環境如何吸收與消化？
以上問題都有賴於爬梳作家來自各處的思想雜錄與座談會中的言論得以推斷。待本 文在後續做出解答。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作家在座談會中的言論與自身書寫的雜錄間存在 著複雜的思想埋藏在其中。在公領域（座談會）與私領域（雜錄）中的論述究竟最後如
35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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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表現在作品之中，都是本文需要多加關切的部分。
3.文本重新解讀
我認為前行研究多數忽略了重新解讀 1940 年代台灣文學的內容與作家創作本身的 思想。舉例而言，日本對台所帶來的「現代化」思想是具有雙面特性同時之間困擾著台 灣知識分子。台灣知識分子（呂赫若、張文環等）在文本中經常出現對於「現代化」不 等同於「皇民化」的反思。「殖民現代性」所呈現的複雜意涵在台灣知識份子心中尤其 重要。此外，作家進入 1940 年代更要面對新體制下所發展出的「反現代」意識形態做 出回應。文本中所出現的反西方或是反資本主義、反個人主義與日本國策實質要反抗與 抵制的是有共通性嗎？還是其實有作家另外的巧思？類似於上述的複雜辯證有更多需 要近一步的釐清與重新解讀。
本文將張文環、呂赫若、楊逵與龍瑛宗等 1940 年代的作品並置主要是為了呈現小
本文將張文環、呂赫若、楊逵與龍瑛宗等 1940 年代的作品並置主要是為了呈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