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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南渡時期的特殊性
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於唐五代從民間發展起來，至晚唐入文人之手已蔚為 流行，花間與南唐詞人的創作，為詞風締造出「柔麗婉靡」和「哀淒婉麗」兩大 傾向1。爾後詞又經柳永、蘇軾、李清照、周邦彥等人之手，逐漸開展出更多樣 的風格，並為南宋詞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我們談論南宋詞，一般多從李清 照、辛棄疾談起，再及至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然而大約與李清照 同時，還有一群經歷宋室南渡、家國劇變的詞人，他們的生命歷程橫跨兩宋，對 於詞風之承上啟下，應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不容忽視2，因此於本論文中，筆者 首先選定以南渡詞人作為主要探討對象。
在討論南渡詞人以前，我們必須先定義何謂「南渡詞人」。「南渡」一詞乃專 就一個時期而言，因此時間的範定便成為最根本的問題，於此，筆者採納黃文吉 先生的觀點，以靖康二年（西元 1127 年）為基準，於此時屆滿二十歲之詞人，
始可稱為「南渡詞人」3。除黃文吉先生之外，以較多的篇幅來處理「南渡」此 一時期詞作者，尚有王兆鵬先生和肖鵬先生。王兆鵬先生以「群體」作為視角，
1 相關論點參見余傳棚：《唐宋詞流派研究》，（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1-52。
2 肖鵬先生指出：「北宋慣於托虛作空中語，重於言情；南宋慣於紀實作身世語，重於言品。在 南渡詞人群手中，詞體和詞脈開始了由北而南一系列的轉變過渡。」（肖鵬：《群體的選擇——
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50。）當然，南渡詞人對南 北宋詞的過渡作用不僅止於這種詞作內涵上的轉變。
3 黃文吉先生指出：「所謂的南渡，是以靖康二年，亦即建炎元年（西元 1127 年）為準，必此 時年滿二十歲，換句話說，就是徽宗大觀元年（1107）以前出生的，方得稱為『南渡詞人』。因 為我國習慣一向以弱冠為成年，認定他對事物的看法已趨成熟，有行為能力……他對國難有切身 之痛，感觸必較為深刻，對過去事物記憶猶新，感情當較為濃厚。」又「所謂『南渡詞人』，如 前所述，是以時間為劃分要素，並不專指南度的北人。因對國事的關懷及恢復故土的決心，並無 南北之分。」（黃文吉：《宋南渡詞人》，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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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南渡詞人的群體特徵，然而在界定「南渡詞人群」上則僅以西元 1110 年至 1162 年劃定，以葉夢得、朱敦儒、李綱、李清照、張元幹等人為代表人物，並未 明確說明究竟「南渡詞人群」包含多少詞人4；至於肖鵬先生於其《群體的選擇——
唐宋人詞選與詞人通論》則如此界定：
所謂南渡詞人，一般是北宋末年業已登上詞壇，遭遇靖康之亂徍南下江、
浙、閩、贛等地，繼續其吟詠創作者。他們的生帄和創作都較明顯地分為 兩段，以南渡為界劃為前期和徍期。……南渡詞人以北方籍貫者為多，或 者長年官居、淹留北地者為多。5
然而詞人究竟是否有登上詞壇，在認定上既沒有一定的準據，且於北宋末年未登 上詞壇者，並不代表其南渡後的作品就不會帶有所謂「南渡」的特色。職是，本 論文採用黃文吉先生較為具體而合乎中國古代以二十歲為成年之傳統的劃分方 式6，來界定所謂的「南渡時期詞人」。
又根據黃文吉先生的說法，這群詞人在北宋末年的作品皆無法脫離周邦彥詞 的影子，而南渡後的詞風卻主要受到蘇軾的影響：「等到發生『靖康之難』以徍，
柳、周這類重形式、缺乏內容的作品已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代之而起的卻是蘇 軾那種『曲子中縛不住』、『不喜裁翦以尌聲律』的豪放詞。7」肖鵬先生甚至將 南渡詞人群所處的時代稱為「模仿蘇軾的時期8」，並認為南渡詞人在作品中呈現 出的瀟灑飄逸、超脫多於執著的人生態度與山林隱逸之趣，無非是受到蘇軾的影 響9。一般而言，南宋大批詞人受蘇軾詞豪放詞風與「以詩為詞」影響，在亂世 與家國之感中有進一步開展，是多數學者較為一致的看法10，然而南渡時期詞人
4 相關論述參見王兆鵬：《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3-5。
5 肖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202。
6 《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孔穎達《正義》：「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 曰弱也。」參見《景宋本禮記正義》卷三（民國丁卯仲冬南海潘氏重雕）。
7 黃文吉：《宋南渡詞人》（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35-36。
8 肖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49。
9 參見肖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通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頁 206。
10 王兆鵬先生於其《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之第一章第二節中指出，南渡詞人的群體關係有「學 稟元祐」此一特徵，又言「南渡詞人群與蘇軾、黃庭堅的師承關係更密切……加之南渡後高宗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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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胡曉真先生主編的《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則主要以 明代末期和清代末期為梳理對象。及至李豐楙先生主編之《文學、文化與世變》
一書中所論及作品，雖因將詞曲納入討論範圍而有了對宋元之際此一時期的關注，
然焦點仍較為集中於六朝和晚明、晚清，足見在「文學與世變」的議題上，宋元 之際的探論仍屬少數，而南北宋之際的宋室南渡時期則又更少有學者明確以「世 變」的角度去關注15。
在中國文學批評「知人論世」的傳統下，古今學者們在詮釋與討論文學作品 時，自然甚少能夠完全排除時代氛圍與政治社會因素對於作品的影響，黃文吉先 生於《宋南渡詞人》中，在進行對南渡詞人詞作之分類與釐析前，亦首先針對政 治背景、社會因素、文壇風氣乃至地理環境進行全盤的梳理，以作為詮釋南渡詞 作的有力依憑16。然而文學創作受社會文化的影響，社會文化也同樣會受到文學 書寫的影響，事實上，每個時期的文學書寫都是一種文化再建構的行動17，於南 渡時期詞作的探討上，文學與社會文化風氣的關係應尚能有更進一步的密切結合。
職是，本論文除欲藉李綱梁谿詞更具體深入地探討南北宋豪放詞承衍的歷程外，
更欲借用「世變」的概念，來觀看宋室南渡時期此一「世變」的特殊性與詞作中 的展現，期望能藉此更進一步釐析梁谿詞不同於南、北宋豪放詞，也不單僅具傳 承意義的獨立特質。
15 事實上，葉嘉瑩先生於其〈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反思與世變之關係（二）〉中即曾言：
「早期晚唐五代之詞作，自表面看來雖大多為歌筵酒席之豔曲，但由於其所產生之大時代背景，
乃正當干戈亂離之世，所以這些豔詞中已有世變之暗影隱現其間；而也就是此種影隱現之暗影，
遂形成了詞一種特殊的美感性質。其後的靖康之變與南宋之亡，兩巨大事變更是造成了詞風轉變 的主要原因，於是常州派的詞家周濟，乃積累了前代詞學家的反思而終於提出了『詩有史，詞亦 有史』的說法。」此論實已將南渡時期納入世變的範圍，並承認此時期為詞風轉變的一大關鍵，
然全文主旨在討論清代的詞作，是以對南渡詞作便未有進一步的探析。（葉嘉瑩：〈論詞之美感 特質之形成及反思與世變之關係（二）〉，《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頁 91-96。）
16 參見黃文吉：《宋南渡詞人》（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17-46。
17 Mike Crang 指出：「文學是社會的產品，事實上，若就流通觀念而論，文學是個表意作用的 社會過程。文學是個社會媒介。人群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及信仰，同時塑造著這些文本，又為其所 塑造。」此言呈顯出文學之為當代社會文化的反應，而亦擁有影響社會文化的功能。參見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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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排眾議、刂主抗金的李綱
綜觀整個宋代，於時局上最關鍵也最動盪的，除宋末元初的改朝換代之際以 外，莫過於靖難之變起至宋室南渡的一段時期，在這段兵馬倥傯的歲月裡，在議 和派逐漸掌握朝廷大權的政治局面下，有一群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不畏艱難地堅 持著力抗金人、取回北方故土的主張，在這群今日看來無疑是對時局真正知之甚 深的文人武將當中，李綱以其始終如一的力主抗金立場與曾於高宗朝位居宰相，
而在南渡文人群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李綱字伯紀，北宋神宗元豐六年（西元 1083 年）生於秀州華亭（今江蘇省 松江縣治），南宋高宗紹興十年（西元 1140 年）卒於福州（今福建省閩侯縣）， 得年五十八歲。三十七歲任同知貢舉，時京師大水，李綱上疏論治水之事，鞭辟 入裡、切中時弊，卻因此而使當朝不悅，被貶為南劍州沙縣稅務。宣和六年（西 元 1124 年），李綱四十二歲，時金人南下，兵分兩路攻打汴梁，徽宗欲避敵南下，
李綱上疏備陳利害；宣和七年（西元 1125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欽宗即位，大臣 們眼見金兵即將渡河的事實，不敢奮起抗敵而準備議和割地，李綱則上奏力主抗 金，並備述用兵之策，欽宗於是任命他為兵部侍郎。
欽宗靖康元年（西元 1126 年），欽宗因金兵進逼而多次欲出城避敵，賴李綱 以死邀留而得守，並曾大退金兵三十里。金兵退後，朝中一片恬然，獨李綱上奏 力陳禦敵之要，因而與當權不合被迫離京。不久，金兵再至，李綱馳援京師不及，
終告失守，二帝被擄。隔年康王於金陵即位為高宗，聞李綱氣度恢宏為金人所折 服，且時於朝野中聲望最高，遂納李綱進呈十事，並拜綱為相。位居宰相的李綱 上奏多項政策，欲以修明政治、北伐金人、迎還二帝，其主張多為高宗所採，南
終告失守，二帝被擄。隔年康王於金陵即位為高宗，聞李綱氣度恢宏為金人所折 服，且時於朝野中聲望最高，遂納李綱進呈十事，並拜綱為相。位居宰相的李綱 上奏多項政策，欲以修明政治、北伐金人、迎還二帝，其主張多為高宗所採，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