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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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直以來，在筆者個人淺薄的閱讀經驗中，總是對鄉土文學有莫名的偏好，
也許是因為成長經驗，也許因為鄉土文學裡多樣的變化，刺激著人思考文學與時 代的互動，鄉土文學總是有股莫名的吸引力。然而，直至 2011 年秋天，開始接 觸台灣鄉土文學專題課程，才算是對台灣鄉土文學的發展有了初步的系統性認 識，透過閱讀不同世代的鄉土文學作品，不時刺激著筆者思考文學與時代的對 話，並關注台灣鄉土文學中的發展脈絡及變異情形。
從一九二○年代新文學運動以來，「鄉土」一直是作家筆下創作不輟的題材，
不同世代對於鄉土文學各有不同的想像，作家也於此當中體現了對時代、社會的 觀察，鄉土文學一直都是台灣文學中的重要一支脈絡，也是形構台灣文學的重要 元素之一。幾波鄉土文學的流變，從一九三○年代鄉土話文論爭開始，黃石輝首 先提出什麼是台灣文學，又該如何書寫台灣文學的問題：
台灣的文學怎樣寫呢？便是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 說、用台灣話做歌曲、描寫台灣的事物。1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中語重心長的指出台灣文學應該以台灣為描 寫對象，以台灣話當作書寫形式，繼起者有郭秋生等人附和，成為提倡以台灣話 文創作的一派陣營。考究當時知識份子提倡以臺灣文學進行創作的背景，乃是有 感於日治時期推行的「國語同化政策」日漸滲透到各文化層面，使得台灣文化漸 不為台灣人所熟悉，進而引起的文化危機感，故知識份子企圖重新奪回教化主導 權－為掃除不熟悉台灣文化的「文盲」－因而提出以台灣話寫台灣事的主張。然 而書寫工具的選擇卻引發了朱點人、賴明弘等人的反對，紛紛主張台灣話文粗俗 幼稚，且僅限於閩南語，忽略了其他族群語言等意見而進行批駁。對此，陳培豐 認為鄉土話文論爭的贊成派與反對派，雙方都具有抵抗殖民教化的意圖和立場，
然而論戰的問題核心在於雙方對於「近代化」各自擁有不同的想像。在三○年代，
文學以書寫台灣事物為內容是大多數人的共識，鄉土其實等同於台灣，論爭的焦 點實則集中在書寫工具的選擇，至於工具的選擇，則受到了是否符合近代化的需 求所左右，書寫者的立場、意圖與想像才是重點2。由此觀之，三○年代的這波
1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原刊於《伍人報》第九號－第十一號，1930 年 8 月 16 日 9 月 1 日。後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
2003 年，頁 1-6。
2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邱貴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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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學論戰」的核心其實在於對臺灣話文的建設各有不同看法。透過這場論 戰也促使了知識份子開始反思台灣話文與台灣文學之間的關係，開始思考用什麼 樣的語言能最貼切傳達台灣的現實社會及情感，台灣話文如何進入創作之中，影 響台灣文學的詞彙及風格。另一方面，「台灣話文運動與民間文學採集運動，都 是由台灣本土尋找出一種認同的『符號』，藉以凝聚民族想像的做法」3，由此可 見語言問題攸關國家認同。
日據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則體現了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現代化的衝擊。賴和、蔡 秋桐、郭秋生等人重視殖民現代性問題，並反思現代性與本土性之間的拉鋸，以 找到我族文化的定位。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接受新式教育，以平等、自由、理性 等思想主張破除封建傳統的桎梏，然而如同陳建忠所觀察，他們「所接受的啟蒙 的、解放的現代性，具有複雜的意義。他們必須藉此現代性，同時對自己的文化 內部進行自我批判（反傳統），也必須對外部入侵的帝國殖民主義實踐進行抵抗
（反殖民）」4。知識份子在啟蒙思想之外，也藉由對台灣本土原質文化的再肯定 以反殖民。在書寫的思想主題之外，從賴和的小說形式上，明顯可見的是中國白 話、台灣話文及日文夾雜的語彙與句法，呈現一種混雜文體，從其創作過程（文 言文－中國白話文－台灣白話文）亦可體現台灣的多語主義及文化駁雜性，呈現 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而台灣話文的運用，尤其是俗諺、方言，更是貼切傳達了 台灣人的思想情感及風俗民情，一方面也可提供研究者對一九三○年代的話文論 爭進行再思考。而此番對於書寫工具的選擇及當中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到了八
○、九○年代也可用來考察蕭麗紅（1950 年－）創作的轉變。宋澤萊在評析蕭 麗紅創作時，認為《桂花巷》(1977 年)與《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 年)語言仿古 雅緻而優美，但到了《白水湖春夢》(1996 年)時，蕭麗紅轉向台語小說創作，因 此象徵著蕭麗紅的認同意識由大中國回歸到台灣本土5。然而蕭麗紅的小說語言 表現是否有明顯的轉折，此與認同趨歸的關聯性考察也是筆者的探究問題之一。
五○年代的除了本土作家持續創作台灣鄉土文學外，反共抗俄文學也為五○
年代的鄉土文學匯入另一股支流。外省作家為台灣帶來中國的鄉土經驗及鄉土流 變，這樣異鄉異質的經驗成為台灣經驗的一部份，呈現台灣的鄉土空間是混雜而 多元並存的。這些異質鄉土經驗表達了對失落土地的緬懷，寄託對鄉土的情感，
進而影響了在台第二代作家，他們從父輩繼承經驗，與台灣鄉土之間產生違和 感，至八○年代，更因為眷村文化的漸漸消失，使得作家們企圖為眷村這種特殊 時空背景下的產物留下紀錄，於是興起一波眷村文學熱潮，諸如朱天文、朱天心、
柳書琴編：《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 3 期，台北：文建會，
2007 年，頁 83-110。
3 陳建忠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年，頁 40。
4 陳建忠：〈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史論〉，《台灣小說史論》，頁 29。
5 宋澤萊：〈從仿古的鄉土到實在的鄉土--特論蕭麗紅臺語小說的高度成就〉，《臺灣新文學》
13 期，1999 年 12 月，頁 11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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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瓊瓊、蘇偉貞等人皆是箇中能手。
六○年代在官方文藝政策以及現代主義風潮之下，鄉土文學又是如何發聲 呢？戰後的鄉土文學約略浮現兩條發展脈絡，一是左翼的鄉土史觀，代表作家如 緬懷鄉土倫理的黃春明、以笑謔進行嘲諷批判的王禎和等人；另一條鄉土文學的 脈絡則是延續日據時期的新文學傳統，以鄉土傳統及鄉土歷史為軸心，鍾肇政的 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將歷史意識與鄉土情感結合，以及七
○年代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亦是延續了五○年代鍾理和的鄉土文學中重視歷史 意識的系統，對後來鄉土書寫者有承先啟後的影響。進入七○年代，文壇上最被 廣為討論的是鄉土文學論爭。然而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七○年代初期早已開 始醞釀這一股回歸現象。知識份子們在此浪潮之下如何思考、面對社會？如何引 發後續的鄉土文學論戰？這些都是筆者頗為關注的議題。
歷經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文學的發展大抵可分為三大潮流（此處為了方便論 述區分，僅採權宜性劃分）：一是以陳映真、黃春明、尉天驄、王拓等人為主，
強調階級、大中國意識，具有左翼鄉色彩，並以《夏潮》、《文季》等刊物做為主 要發表園地；二是以葉石濤、李喬、鄭清文、宋澤萊、楊青矗為代表，強調本土 意識，被視為省籍鄉土文學，以《台灣文藝》為主要刊物。左翼鄉土派及省籍鄉 土派，雖對於「鄉土」的概念定義不同，但皆在回歸運動中重新反思社會問題。
第三，以余光中、彭歌、朱西甯、王文興為代表，亦有明顯的「中國意識」色彩，
然而其立場傾向於國民黨政權，故被視為黨國鄉土或民族主義文學、右翼文學。
七○年代在鄉土文學論戰及創作盛況雙重推動之下，鄉土文學逐漸樹立典範地 位，並以具有寫實主義及批判精神作為文學標準，如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
黃春明的《小寡婦》(1975 年)、《莎喲娜啦˙再見》(1976 年)、《我愛瑪莉》(1979 年)等，到了八○年代作家們仍持續創作，如王禎和的《香格里拉：王禎和自選 集》(1980 年)、《美人圖》(1982 年)、《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 年)等，都具有明 顯的反資、反帝、反殖民、反西化色彩，力求寫實。然而，由論戰及鄉土文學主 流的生成中可觀察得知，「七○年代大規模的回歸鄉土浪潮，用今日的學術語言 即『本土化』浪潮，形式上仍是以『中國意識』為主導」6。在這股中國意識主 導的文化氛圍中，三三文學集團的形成是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三三文學集團於七○年代末期漸形成，以朱西甯為指導，以胡蘭成為精神領 袖，朱天文、朱天心、謝材俊、丁亞民等人則為當時活躍的青年才俊。「三三」
成員據其年齡資歷可畫分為「老三三」、「大三三」、「小三三」7，這些青年學子
6 陳建忠：〈葉石濤的文學評論與台灣文學場域的詮釋競逐〉，葉石濤著，彭瑞金主編：《葉石 濤全集 13˙評論卷 1》，台南：台灣文學館，2006 年，頁 47。
7 胡蘭成、朱西甯居於指導地位，是為「老三三」。朱天文、朱天心、謝材俊、丁亞民等人為同 儕，是為「大三三」。林燿德、楊照等人年紀較小，彼時為高中生，是為「小三三」。參見莊 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下〉，《國文天地》第 13 卷第 9 期，總 1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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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父執輩影響，傳承了對中國文化的孺慕之情及民族主義的立場，再加諸青春 的浪漫與熱情，極力於校園奔走宣揚民族文化，並創辦《三三集刊》、三三合唱
深受父執輩影響，傳承了對中國文化的孺慕之情及民族主義的立場，再加諸青春 的浪漫與熱情，極力於校園奔走宣揚民族文化，並創辦《三三集刊》、三三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