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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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別意識，或從宗教文學角度探究其儒家、佛教思維，或從文化民俗的脈絡檢 視作品與社會文化的互動，然而為什麼蕭麗紅的作品很少被放在鄉土文學史的脈 絡中談論，是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也因此，筆者刻意從鄉土文學史的角度切 入，探究蕭麗紅筆下的女性鄉土想像及國族認同問題。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定名與分期
本論文名之「以華族文化為信仰」，此概念乃來自朱西甯的文學觀。朱西甯 深受孫立人將軍影響，自軍校時期即以民族文化之復興文己任，如其在〈豈與夏 蟲語冰〉一文中即點出發揚中國文明、傳承民族文化之信念：
而我投考陸軍官校為入伍生，寧是我頗具前瞻性的夢想，能夠具體說出口 來的是衝著抗日英雄且身體力行『軍隊國家化』的大軍事家孫立人將軍，
而憑之以為倚托。……也果獲孫將軍相知，召見示意對我的培植計畫，一 是軍事造就，一是聘師課我經史典籍。……由是伊始，我的作品風向為之 丕變，一為中國文明之飛揚，一為民族文化之承傳，至今三十餘年如一日。27
深受孫立人培植，朱西甯與黨國之間的關係立場不盡相同，朱西甯一向走自 己信仰路線，其創作信念旨在恢復中國的禮樂香火。在 1970 年代接觸胡蘭成之 後，朱、胡兩人的觀點更是不謀而合，如中華文明優越論、中國的民族道統、中 國的禮樂倫理的強調等等，「朱西甯對於自己信念與立場的堅持，並將之上升為 一種猶如宗教般的信仰，雖千萬人吾往矣！」28其創作是帶有使命感的，「雖我 不一定能確認我的以民為本的作品有何移風易俗的果效。我卻十分信仰禮樂教化 功能的肯定而真切」29，此信念更成為其創作與論述思想的基底，「這也正是以 三位一體真神為樂，為能力，以三民主義真理為禮，為方向的『三三』所抱持的 大信」30。胡蘭成、朱西甯身為「三三」的領導者，在此信念的灌輸、薰陶之下，
自然也影響了朱天文、朱天心、蕭麗紅等三三成員們，在蕭麗紅的創作中亦處處 可見民俗文化與倫理道德的相結合，對中華民族文化持高度讚賞之情，並成為其
27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原載於楊澤主編：《從四○年代到九○年代：兩岸三邊華文 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後收錄於陳建忠編選：《朱西甯－台灣現 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18。
28 陳建忠：〈朱西甯文學研究綜述〉，《朱西甯－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頁 103。
29 朱西甯：〈被告辯白〉，原載於《中央日報》，1991 年 4 月 12 日，第 16 版，後收錄於陳建 忠編選：《朱西甯－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頁 115。
30 朱西甯：〈中國人：才德和信德〉，收錄於馬叔禮等主編：《女兒家》（《三三集刊》第 14 輯），台北：皇冠，1978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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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與人生的態度與標準，來自胡、朱兩人的中華文化禮樂文明傳承信念，
甚至影響了這些三三作家們日後面對社會現實、踐履文學思潮與路線及轉型等問 題。胡蘭成、朱西甯之間的關聯與對「三三」的影響，在下章將有深入的探討分 析。
另外，在本研究中，筆者擬將蕭麗紅的創作歷程劃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以 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 年)作為分界點，首先探討論戰發生前蕭麗紅作品的主 題思想及其背景等，因此以早期發表在副刊的作品、《冷金箋》(1975 年)、《桂花 巷》(1976 年發表於《聯合報》，1977 年出版)為討論核心。第二階段討論鄉土文 學論戰發生後蕭麗紅作品中對於時代社會的回應，以《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 年)、《桃花與正果》(1986 年)進行討論。第三階段以解嚴(1987 年)作為分界，探 討解嚴之後各方論述相繼介入家國歷史的重述，蕭麗紅又如何於作品中表達其立 場及意識形態，以《白水湖春夢》(1996 年)進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在本論文中筆者企圖從兩條途徑進行研究。一是內緣取徑，即透過內部文本 分析，重視作者創作觀念的內在思維與變化。另一則是外緣途徑，將作者的思想 置於歷史情境中理解，探討文本與時代的互動關係，作者如何因應時代社會的潮 流。筆者企圖藉由幾個命題：美學意識型態、文學社群與場域等，考究作家形構 出何種精神圖像？
（一） 文學班底
筆者的研究是以蕭麗紅與三三文學集團的互動脈絡下進行考察，因此文學社 學中的「班底」的概念恰可用來理解三三文學集團的對於台灣文壇所造成的特殊 現象。Rober Escarpit 指出：「『班底』就是指包涵了所有年齡層的作家群（儘管 當中有一個佔優勢的年齡層），這樣的集群往往在某些事件中把持輿論」31。此「班 底」的概念恰可用來涵蓋「三三」的作家群。三三文學集團以胡蘭成為精神領袖，
距其年齡、資歷與朱家交遊的深淺又可分為老三三、大三三與小三三。為宣揚華 族文化理念，三三群士發行、創立的《三三集刊》、三三雜誌、三三書坊，及周 邊運作（如星宿海書店等）等集結而的人力與成果，在七○年代末期迄今，對台 灣文壇發展影響甚為深遠。受胡蘭成與朱西甯影響，其本質上偏向統派中國、官 方民族主義、文化菁英立場，朱天文等人延伸了父執輩的大中國情懷，並將此作 為「一種意識，價值以及烏托邦的嚮往」（楊照語）。這樣的集群往往佔有重要發 聲位置，在某種程度上，三三文學集團對抗著鄉土文學與台灣中心論，從七○年
31 Rober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1990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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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已可見端倪，「三三」無非是因應日益壯大的本土化浪潮而 形成。
三三群士受胡蘭成影響熟讀中國經典、《紅樓夢》、《易經》、三民主義等，對 於中國文學有深厚底蘊，也熟讀張愛玲，頗能掌握張愛玲文字風格，而此共通的 文化素養凝聚了其共同認知，並滲泌出特定的見解、信仰、價值觀或現實觀。而
「一個集群內部的共同認知是以共同的表達方式來確定，首要的方式，便是語 言」、「除了語言之外，作家所隸身的集群也決定了文學的體裁與形式。人們無從 憑空創造一個文學種類，而是加以改造以適應社會集群的新需求，因而一種體裁 的演變乃是隨著社會變遷而形成的」32，而「『三三』式的抒情散文清揚昂然，
青春而孤立，既相濡以沫，故同質性甚高，風行一時，成為當代台灣作家少年散 文的一大代表類型。小說則蕭麗紅、蘇偉貞、朱天文、朱天心等七○年代崛起的 一代，被歸入『閨秀派』、『軟綿綿』，不食人間煙火者流」33，蕭麗紅小說中所 展現出的典雅文字鍊金術，及其溫柔婉約的文風，在在與三三諸人遙相呼應，作 家所運用的美學方式，代表了其意識形態，反映作家的認同與立場。而此般文學 風格，在 1976、1978 年《聯合報》、《中國時報》分別設立文學獎後，三三作家 大量獲獎備受肯定，在文學獎與文學評論家、作家與讀者之間，漸形成文學典律。
每一位文學創作者在進行書寫時，總有其創作動機，當他與其訴求對象在進行想 像中或實際對話時，對話總是有個意圖存在，三三諸人所欲傳達的觀念、立場透 過評審、學院研究、閱讀者所組成的閱讀群體，以彼此相互認定的方式來鞏固其 立場與審美標準，並進一步推展其知識權力及影響力，並經由文化素養上、認知 上以及語言上的共同性，把作家和他的潛在群眾緊緊聯繫起來。
（二） 美學意識形態
要理解七○年代以後小說呈現的複雜精神圖像與多元認同情境，勢必要將文 學文本放置到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理解，尤其要注意不同敘事形態、敘事美學底 下所隱藏的意識型態、文學及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
作家的創作總有個對話的意圖，更包含了與社會的種種互動關係，於此可以 Terry Eagleton 的概念解釋文學與社會的關聯：「作為一種理論範疇的美學的出現 與物質的發展過程緊密相聯。文化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階段通過物質的生 產成為『自律的』－即自律於其傳統上所承擔的各種社會功能。一旦藝術品成為 市場中的商品，它們也就不再專為人或物存在，隨後它們便能被理性化，用意識 形態的話來說，也就是成為完全自在的自我炫耀的存在。新的美學話語想要詳細 論述的就是這種自律性或自指性(self-referentiality)的概念。於是，藝術便如被人
32 Rober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頁 127-128。
33 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臺灣當代文學論集》，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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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熟悉的激進思想所堅持認為的那樣，它極易避開其他社會實踐而孓然獨處，
從而成為一塊孤立的飛地，在這塊飛地內，支配性的社會秩序可以找到理想的庇 護地以避開其本身具有的競爭、剝削、物質占有等實際價值」34。在蕭麗紅的書 寫中，可見作者本身對自我書寫的期許：「不論世潮如何，人們似乎在找回自己 精神的源頭與出處之後，才能真正快活；我今簡略記下這些，為了心裡敬重，也 為的驕傲和感動」35。蕭麗紅的創作觀中自承著社會功能，然其筆下所勾勒的美 好鄉土，卻又與當時代風起雲湧的婦女運動、台灣政經局勢有所扞格／忽略，從 而形成了其創作中孤立的飛地，一個精神世界的烏托邦。將之置放到「三三」的 文化脈絡下觀察，更可見「三三」與蕭麗紅之同質性－對中華文化的崇仰之情、
天真浪漫之文學風格塑造，充分顯露其思想及美學意識型態。
因此，作家所選擇的書寫形式隱藏其意識型態。據陳建忠的觀察，「戰後台 灣歷史小說其實反映著從評論者、作者到一般讀者之間，包含族群、階級、國族
因此，作家所選擇的書寫形式隱藏其意識型態。據陳建忠的觀察，「戰後台 灣歷史小說其實反映著從評論者、作者到一般讀者之間，包含族群、階級、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