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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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對於中共而言，面對世界霸權地位的美國，為確保中共崛起不致中斷，選擇迴 避與美國正面對抗是較為安全的選擇。對美國而言，由於雙方經貿已發展互相依存關係，

理當正視中共崛起，但其必須承擔大國責任，並配合協助美國維持國際秩序，此乃最符合 美國現實利益的選項。是以，美國也無意將美「中」關係定位在一種「零和」的競爭或敵 對關係。

第九，本論文在探索美國目前主導國際體系，在那些方面挑戰中共的國家安全及整體 利益；而中共則已致力應對單極體系，但尚未籌謀完備且系統化的反制之道。就「中」美 關係長遠層面觀察，「中」美之間必然歷經一段摩擦與衝突時期，但未必步向戰爭局面；

再就近期層面，在於雙方必須正視彼此的某些矛盾，並共謀解決之道，是為正途。

第十，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最有可能崛起成為美國的直接戰略競爭者。因此，中共 最大的挑戰，係如何厚植經濟實力以增強綜合國力，並在最短時程內縮短與美國的差距，

俾全面爭取維護國家安全與整體利益。

綜上所言，經過 30 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共的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其所影響的面向已 不僅止於經濟，而是全面的發展，其對外關係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策略作為，有別於以往，

內容擴及政治、經濟、安全及文化等面向，未來「和平、發展、合作」仍是中共的對外策 略，其所營造的國際大局將與中共「改革、發展、穩定」的國內大局相互聯繫與相互影響。

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共的國家利益逐漸與國際社會的利益聯繫在一起；而中共自 身利益的實現則愈益需要經由國際社會加以實現。因此，當前中共對外策略仍將在經濟發 展的主軸下，與周邊國家在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展開更深一層的合作與交流，進而主 導周邊區域事務，以厚植從區域大國走向國際大國的戰略能量。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隨著「中共崛起」，已然改變區域均勢，並對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準則、規範、

架構、組織等形成挑戰。現今美國採行「重返亞洲」，強調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及其在此 區域的領導地位，並藉由參與及主導 TPP 以實現「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之推進，以建構 亞太區域的多邊經貿合作機制，試圖擴大亞洲市場的利益需求，促使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進程產生重要影響。此外，美國運用在西太平洋一系列與盟國的軍事演習，增強美軍在亞 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以維持與強化盟國的向心；而且美國多次強調，全力維護海上航行安 全與自由、無阻礙合法通商及人員流動、確保與維持戰後秩序等。可是就目前形勢推移，

中共現正強勢要求更改單邊獨大的現狀。

2014 年，美國將撤出阿富汗的作戰部隊，顯示恐怖主義將可能死灰復燃。同時，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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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義組織的恐怖威脅、全球化犯罪組織、海盜猖獗、全球反溫室效應、人民幣升值等，

均促使中共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尤其北韓核爭議，近期又有再起的跡象，必須做出 符合國際對大國責任的期待，如無法有效約束北韓，國際形象必將大受折損。

「中」美近年間建立多達 60 幾個高層溝通交流管道，雙方元首藉由互訪及參加國際 會議之機，進行 20 多次會晤，但若干重大議題始終爭執不休。雖然 2013 年 6 月初的「歐 習會」及 10 月中旬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雙方努力建構「大國外交」的實質內 涵；另「中」美軍事交流已漸熱絡，中共首度獲邀於 2014 年參加「泛太平洋聯合軍事演 習」。然而，雙方戰略互疑始終無法增信釋疑，且未因多方的交流溝通而有所改變。

事實上，「中」美面對貿易摩擦、朝核危機、伊核問題、中東維和、網路安全、東海 及南海主權爭端等議題的立場分歧，未因習、歐兩人短暫的會晤就可化解。過往「中」美 關係，從小布希總統上任時的戰略競爭，發展到利益攸關者，再至歐巴馬總統的建設性合 作夥伴關係，確已有所進展。習進平在此基礎上，重提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但 華府對北京提議的動機及內涵，至今仍存疑慮。

然而，針對美國強化與亞太友邦聯盟關係的同時，中共則採取「以經促政」的策略，

深化及鞏固亞太盟邦的關係發展，此舉必將激化「中」美在此地區的戰略交鋒，美國試圖 展現使亞太周邊國家確信，美國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安全保護措施，但由於中共的「以經促 政」策略，致使周邊相關國家產生游離選邊或是採以大國平衡策略應對之。

此外，中共面對 TPP 的壓力，已然調整 FTA 自由貿易區策略，採取主動建構由中共 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網絡，全力推進開放型新經濟體制，積極參與亞太 16 國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協議談判，擴大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合作，建立一個或多個 由中共主導的國際雙邊或區域多邊經貿合作機制與平臺。

整體觀之，中共大幅擴張軍力改變區域均勢，其挑戰西方國家所共同建構的國際現勢 已然成形；而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已不可能更動，華盛頓方面也難以期待北京會 正面回應其所關切的各項議題。在中共真正接受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規範之前，美國也無 法將其視為真正的戰略夥伴。「中」美雙方不論意識型態、政治體制、經濟結構、文化發 展、人權觀、價值觀等均有根本差異，在中共企圖推動大國的強勢外交，要求被尊重之時，

雙方如何減少衝撞及共創雙贏，顯然存在眾多變數與難關，必須經過漫長的談判溝通，甚 至是摩擦與妥協的過程。綜上，在遏制與反遏制之間，「中」美關係未來仍將繼續在「戰 略夥伴關係」與「戰略競爭關係」之間替換。

美國之所以亟欲重返亞洲，係因美國發現中共以一個不斷的崛起的大國姿態，亟有可 能對美國懷有更大的敵意。因此，美國必須採取傳統的「胡蘿蔔與棍棒」政策－交往與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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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併行策略。由於國際間的經濟事務，因存在明顯及可預期的利益，較易於達成彼此間的 共識、原則與體制，合作論點較能解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但是安全通常易於出現困 境，達成合作較為困難。

基此，美國欲利用多邊交往方式，將中共融入國際組織與相關的國際機制之中。然而，

任何一項制度的存在，大多出自大國之間的互動與相互的遵守，制度方能出現效益，若否 則出現衝突與摩擦。例如，近年南海爭端引發衝突之際，東協國家一方面希望藉由與中共 簽訂的經貿協定，以獲得中共的援助與密切合作；然而另方面在南海主權的爭議部分，則 希望借助美國牽制中共的發展。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南海的區域合作，面臨一個無法解困的 難題，即是美國的力量及其意志（美國國家利益）已伸入南海地區，致使美「中」之間的 利害衝突在所難免。是以，中共與東協國家建構的雙邊與多邊關係，無法保證上開國家願 意與遵守其所建立的合作關係。尤其南海地區發生爭端之後，情勢易被激化，造成彼此間 的對立。由以上可知，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雖由大國主導主要的國際事務（權力 分配），然而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卻非全然可由大國主導，此必須建立在雙方互利的 基礎之上，否則大國之間必然處於衝突與對峙之中。

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後，針對中共可能對美國及亞太地區形成挑戰進行多次的辯論，最 終仍決定將中共視為「競爭者」與「朋友」等兩種身分。主因美國欲將中共納入在世界政 治與經濟體系，同時接受國際制度的規範。然而，當中共國力逐漸增強之後美國開始憂慮，

中共未來可能在亞洲地區取得支配地位。而更使美國擔憂的是，如果中共全球性軍力部署 完成之後，將可能威脅美國在全球的外交政策與區域利益。因此，美國當前的思維已漸次 朝向「遏制」的思維轉變。

承上，關於 21 世紀的亞太區域秩序，主要是受到中共崛起的威脅與挑戰美國在此區 域的霸權地位，以致美國「重返亞洲」調整再平衡策略，重新尋求主導區域事務與鞏固領 導地位。然而，中共面對美國「重返亞洲」的各項遏制作為，已然採行「新型大國關係」

加以應對，其已形成「中」美步向「競爭」或「合作」的關係發展，並直接影響亞太區域 乃至國際體系的現勢穩定。基此，就「中」美關係發展的脈絡，研提三項研究建議，以為 結論。

第一，就「中」美的國家行為，觀察中共與美國對彼此採取的策略，可以發現「中」

美兩國並未完全依照「現實主義」及「權力轉移」理論的邏輯，推展對彼此的策略與雙邊 關係。就此，美國對中共採取「交往為先、遏制次之」的策略；中共對美國則採取不對抗 的低調姿態，並全力宣傳其為「和平崛起」。是以，「中」美之間的對立衝突，並未如權力 轉移理論所言真實發生，而是受彼此的國家政策導向潛移變化。因此，從美國「接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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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中共的「和平崛起」策略等形成效應顯示，國家的行為、策略與態度，並不完全受 到國際體系的規則力量所影響。當國家採行的策略與國際體系的規制定律不同時，則國際 關係理論其所解釋與預測的「推論結果」，也就不必然發生。以此得知，「中」美競爭關係 在權力轉移理論的推演解釋與其事實發展，並非全然符合，以致出現落差。針對此一落差

策略與中共的「和平崛起」策略等形成效應顯示，國家的行為、策略與態度，並不完全受 到國際體系的規則力量所影響。當國家採行的策略與國際體系的規制定律不同時，則國際 關係理論其所解釋與預測的「推論結果」，也就不必然發生。以此得知，「中」美競爭關係 在權力轉移理論的推演解釋與其事實發展，並非全然符合，以致出現落差。針對此一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