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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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探討中共面對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之應處策略及其實踐，其研究的主 要動機係來自於中共 30 多年在國際社會上的表現，不論在政治、經濟、安全與文化，均 引起世人的矚目。中共目前的成就，溯其緣由在於 1978 年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這項 國家戰略的調整，整體改變中共自建政以來的傳統思維，也因之改變包括對外政治與經濟 等面向的看法。
中共在營造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周邊環境思維下，其周邊區域戰略因而產生改變，
有別以往政治掛帥的作法，改革開放後的中共，逐步尋求周邊國家的和睦關係，其中包括 政治和解、參與國際多邊組織、尋求經濟合作、倡導中國特色的國際思維及文化論述。冷 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在經濟議題取代軍事決定的環境下，更給予中共經濟發展路線的有 利空間。
當前中共在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前提下，綜合國力的提升已遍及政治、經濟等各個層 面。基此，對於國際間的參與程度及角色扮演也愈趨積極，使得中共在冷戰結束後陸續提 出「新安全觀」、「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等國際論述，並強調做為大國的國際責任。近 年來，陸續提出與西方觀點完全不同的中國概念，其內容蘊含著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 迥異看法。就當前而言，中共也瞭解現今國力仍不足以撼動美國的國際領導權。然而，在 周邊區域已展現與之競逐的態勢，如在東北亞的北韓問題、在東南亞與東協之間的合作關 係，使得美國在國際治理上更加需要中共。簡言之，當前中共已開始在其周邊區域發揮影 響力，作為未來挑戰美國世界領導權的基礎，自冷戰後中共所推動的睦鄰外交、大國外交 已開始產生戰略效果。
在國際政治層面，中共與周邊國家政治關係的改善，在地緣鄰近性的有利條件下，已 使得美國利用核心國家的結盟策略產生鬆動，有如東北亞與南韓關係的改善及與日本經濟 合作的深化，均使美國與日本、南韓的結盟發生潛在的變化；南韓在國際問題上，就常與 美國抱持不同的看法，基於地緣因素及戰略選擇，有時反而與中共較為接近。而在東南亞，
近年中共與東協國家的關係連結，已使東協國家開始認真考慮在美國與中共兩強之間的政 治選擇，以致中共在周邊區域的發言權與日俱增。此外，在大國策略的指導下，冷戰結束 後，中共已由之前反對並企圖顛覆國際組織，迄今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並尋求區域合作，因 為中共意識到，唯有加入組織參與合作，方能以參與者的身分制定規則，影響組織進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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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組織。基此，中共參與的區域合作範圍觸及政治、經濟、安全及文化等領域，而其地域 範圍大致仍以周邊區域為主。
2012 年 2 月，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美期間，就曾提議將雙邊關係塑造成「21 世紀新型大國關係」。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 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的政治報告內容，在外交方面的大政方針，制定外交路線發展，
明確舖陳推動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表述。對此，中共領導人不斷透過各種場合加以闡 釋。解讀中共官方相關言論，所謂「新型大國關係」有別於傳統大國的結盟或對抗，是一 種非敵非友、競爭合作併存與非零和博弈的關係型態，其主張運用對話與合作機制擴大利 益匯合點，維持遠近適度的戰略距離，進而建立新的互動基礎與模式，以跳脫「崛起國」
與「霸權國」必然走向對抗的歷史規律。
面對美國以中共為對象的「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以建構「中」
美之間「新型大國關係」加以應對。此一基調，凸顯習近平意識到，美國「重返亞洲」再 平衡策略對中共整體發展的負面影響，必須藉由雙方領導人直接會面溝通，以改變美國此 一指向中共的攻勢戰略。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主持亞洲安全領域最大的多邊論壇之稱的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其發表專題演講表示，當前亞洲地區 安全合作進程，正處在承前啟後的關鍵階段，並強調「亞洲的事務由亞洲人民解決」，且 闡述「亞洲安全觀」，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性」等四項安全理念，顯示中共 雖不稱霸，但意圖成為新亞洲價值的主導者與代言人，此勢將衝擊現行亞太各國的自我價 值觀。
中共提出的「亞洲安全觀」，亞信峰會決定納入會後發表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 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海宣言」。對於「亞洲安全觀」的內涵，習近平指出，「共同」是要尊 重及保障每一個國家安全，是普遍、平等、包容的；「綜合」是要統籌維護傳統與非傳統 領域安全，對恐怖、分裂、極端等三股勢力，採取零容忍態度；「合作」是要運用對話合 作，促進各國與本地區安全；「可持續」是要安全與發展並重，以實現持久安全。習近平 還強調，中共堅持與鄰為善、與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中共是「亞洲安全觀」
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堅定實踐者，願與亞洲國家成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夥伴。
然而，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後，向以自許為亞太地區的秩序維護者與價值提倡者。習進 平倡議「亞洲安全觀」，首要挑戰是如何面對美國，而就其上任後的對外政策觀察，中共 的布局，即是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本質，
是向美方言明不挑戰其全球霸權地位，再從中共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等一系列策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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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安全觀」是習進平任內的外交總綱領，中共對成為「負責任大國」的自我期許與企 圖，當然這也直接回應美國的「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並挑戰既有的亞太價值意識。
中共對美國關係向為其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
美關係在實力對比、戰略心態、相互認知及各自內外環境等方面不僅出現大幅變化，相對 影響雙方互動態勢；加以美國「重返亞洲」動作積極，更升高彼此戰略博弈與交鋒力度。
是以，「中」美則於 2011 年正式確立「合作夥伴」共識，適度修補雙邊關係。中共在「十 八大」之後大致以胡溫後期確立的「合作夥伴」定位及「新型大國關係」為對美政策基調，
並依據情勢演變與現實利益需要，透過現有雙邊磋商機制及國際與地區等多邊平臺，進行 互動策略的操作與微調，持續維持「有鬥有合、鬥而不破」的局面。現為超級強權的美國 與崛起強權的中共未來關係的發展，將是 21 世紀國際事務的主要議題。
當前中共以經濟建設為其主要任務，而中共對美政策基本上取決於美國對中共的戰略 走向。是以，中共對美國肯定其為世界強國地位，雖中共主張多極化發展，但現行仍採「韜 光養晦」，主要是因應式的被動性質，惟有在牽涉到「核心利益」的問題，則審慎應對，
並強調鬥而不破。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已進入全面且複雜的階段，未來雙方合作的議題 勢必增加，但合作的基礎並不穩固，源自雙方在制度與價值的差異，以致衝撞與摩擦不時 起伏，然此種境況尚不致形成彼此關係的破裂。
有關美國歐巴馬政府對「中」政策主要採行步驟：第一，肯定中共的重要性。例如在 其第一任期時，提出兩國集團（G2）的理念，試圖以此接觸中共與提高中共地位，並加以 控制；但此為中共迴拒。第二，以「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防範中共，並在其第一任期內 對中共採取強勢的作為。「接觸」與「防範」中共是歐巴馬政府的大致基調；而歐巴馬第 二任政府的對「中」政策可能趨緩，但橫亙在「中」美關係的主要問題並未發生改變，即 是經貿等相關議題。由於這些議題在短期內尚無立刻消除的可能，「中」美關係會因為這 些問題的摩擦而隨時發生後退現象。與此同時，隨著中共的日益發展，在未來「中」美關 係的問題點與競爭點將會增加，彼此的競爭程度更形加劇。
首先，「中」美對於亞太地區領導權的競爭。隨著中共的日益崛起及經濟的持續發展，
周邊國家對中共的依賴性繼續增強。儘管中共在主觀上，並未將美國排拒在亞洲之外的意 願，但美國會有強烈的感覺，中共在爭奪亞太的主導權。有學者認為，中共開始憑藉自身 的力量，進一步擴大定義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的範圍，不願讓步的問題開始增多。而 美國則進入金融危機以來的恢復期，美國政府當局的使命，即是在亞太應對中共的挑戰，
而「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不會改變，並為恢復霸權奠定基礎，亞太成為「中」美雙方的 競爭舞臺。因此，美國對中共的崛起會隨之採取防範與遏制的態勢，進而形成「中」美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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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亞太主導權的趨勢。
其次，中共的產業升級與人民幣國際化均已增強中共的實力及競爭力，美國對此深感 憂慮。對美國而言，控制各類產業的上游以及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是其關鍵利益所在。隨 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美國為追求最大利益，將本國的產業轉移到國外，以尋求更低的成 本，並獲取更大的利潤，於是出現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空心化」現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 之中，中共則承接國際產業分工中產業轉移的較大份額。雖然中共的工業化開始於低端產
其次，中共的產業升級與人民幣國際化均已增強中共的實力及競爭力，美國對此深感 憂慮。對美國而言，控制各類產業的上游以及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是其關鍵利益所在。隨 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美國為追求最大利益，將本國的產業轉移到國外，以尋求更低的成 本，並獲取更大的利潤，於是出現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空心化」現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 之中，中共則承接國際產業分工中產業轉移的較大份額。雖然中共的工業化開始於低端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