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第二章 溫情的守護與回眸：《花甲男孩》在鄉土文學的定位及傳承
「鄉土」一詞自從出現之後相關討論便未曾停歇，似乎每一個世代都有一個 屬於當代的鄉土文學命題，然而，文學來自於生活，鄉土文學何以影響文學界至 深，起因自鄉土乃是人民成長的起源，生活所需都仰賴土壤的供給，在鄉土這個 載體上搬演小民的喜怒哀愁，隨著時光流轉，「鄉土」的內涵經過荒煙漫草走向 繁花盛開，在這個看似發展完備卻又多元紛雜的年代，陳惠齡如此看待九〇年代 以降鄉土文學的象徵意義：
「鄉土」作為啟動作品敘述的泉源與媒介，與「背景」、「地方」、「空間」、
「土地」的意涵，頗多互涉，然而在現實上，鄉土並非固定的所在，因而 有虛無化與含混化的傾向，即便如此，在「鄉土」的象徵意義中，終究指 涉了個人、群體和全民族所定義的「家園」，也標識書寫者的「身分認同」
位置，而所謂「認同」又與自我主體建構、人我網路的形塑關係密切。49
由此觀之，周遭的所有空間指涉幾乎都和鄉土脫不了關係，儼然超越具體的現實 場域，化身為「家族」、「家園」、「自我認同」的代名詞，鄉土在臺灣社會成為名 存實亡的地理概念，但內涵仍舊持續擴充，也不斷記錄著種種精彩故事。
《花甲男孩》中收錄九篇短篇小說創作，分別為：〈暝哪會這呢長〉、〈逼逼〉、
〈聽不到〉、〈唱歌乎你聽〉、〈有鬼〉、〈我的名字叫陳哲斌〉、〈繁星五號〉、〈神轎 上的天〉、〈花甲〉，九篇作品都以楊富閔的故鄉――臺南作為敘事背景，道出七 年級生的鄉土文學故事，身為擁有實際鄉土生活經驗的作家，楊富閔曾在受訪中 表示「把想像的東西搬進安定現實的場景裡頭，我就問自己『那會怎樣？』藉想 像與現實交錯而出現情節。」50於是他的鄉土再無框架，讓想像任意穿梭在鄉土 場景之中，形塑成虛實交錯的文字美感，也使得鄉土的故事變得更加豐富可親。
縱然楊富閔擅長以新穎鮮活的書寫手法刻劃充滿想像的故事情節，但他對於鄉土 的眷戀卻溢於言表，用對比手法在每一篇小說中呈現出家鄉繁盛不再的失落與惋 惜，即使現實殘酷不堪，鄉土仍扮演著溫厚而安定的能量，是小說人物渴望歸返 的心安處，而作家筆下的人物往往是社會上的底層小民，他們的失意與落寞皆能
49 陳惠齡：〈「鄉土」語境的衍義與增生〉，《鄉土性•本土化•在地感：臺灣新鄉土小說書寫風 貌》，臺北：萬卷樓，2010 年，頁 33-34。
50 犁客：〈自己生活的世界，就是一本豐富複雜的大書――專訪楊富閔〉，《閱讀最前線》，臺灣：
Readmoo news，2019 年 5 月 23 日。
象徵鄉土的淪亡。不論是鄉土的象徵意義或是對臺灣小民的關懷精神，都遙遙指 向前期的鄉土小說，卻能翻陳出新藉由靈動跳躍的文字創造出獨特的鄉土風味，
讓《花甲男孩》在二十一世紀成為頗具代表性的鄉土小說。
本章擬透過梳理二〇年代迄今的鄉土文學脈絡，分析楊富閔的《花甲男孩》
對前期鄉土小說有哪些承繼之處，此外，七年級小說家成長於西方文學思潮興起 之時，豐富的閱讀經驗也直接影響創作，五花八門的寫作手法成為他們最好的養 分，如何揀選、如何發揮也是作家們的一大功課。為求《花甲男孩》在鄉土文學 地圖中有更清晰的面貌，以下便提取小說中相同和不同於前期鄉土小說的書寫視 角，以兩個獨立的小節進行論述，彙整楊富閔在前人基石上如何重構鄉土小說，
並藉此釐清《花甲男孩》在鄉土小說文學史中的位置，期望凸顯二十一世紀後第 一個十年鄉土小說所建立的里程碑。
第一節 鄉土文學溯源及其流變
一、啟航鄉土──二〇、三〇年代的語言掙扎
自 1985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始，臺灣便成為日本的殖民屬地，臺灣民眾在二 十年間不斷以武力抗爭日本的統治，試圖獲得解放，直到 1915 的「西來庵事件」
中遭受日本強烈鎮壓，此後武裝抗日運動正式終止，然而追求自由的浪潮並未就 此平息，民族自決的意識深深影響民眾，臺灣人民企圖透過非武裝方式尋求抵抗，
在知識分子的領導之下邁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51
(一)用臺灣話寫臺灣事──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知識分子發現語文的統一對文化拓展有著關鍵性 作用，而文言文顯然已不再適用於當日，日文更難以代表臺灣精神，於是使用何 種語文創作便成為二〇、三〇年代的一大課題，「鄉土文學」一詞亦在此時被廣 泛討論，黃石輝在《伍人報》上發表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論：「便是用臺 灣話作文、用臺灣話作詩、用臺灣話作小說、用臺灣話作歌曲，描寫臺灣的事物，
卻不是什麼奇怪的一件事。」52指出所謂鄉土文學就是只描寫「臺灣事物」的文 學，而文學必須激發感動社會上的廣大民眾，則一定得使用勞苦大眾慣用的臺灣 話文才能觸及民心，進而引發變革的可能。翌年，黃石輝於《臺灣新聞》中發表
51 葉石濤：〈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臺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頁 31-37。
52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第 9 號―第 11 號，（1930 年 8 月 16 日―9 月 1 日）。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 臺灣鄉土文學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1-6。
〈再談鄉土文學〉53更具體說明如何推行鄉土文學，認為文學是為著發聲的需求 而存在，一地有一地的語言、一地有一地的文學，當具備臺灣特性才能喚起大眾 的注目，主張文學大眾化，促進鄉土文學的寫實主義發展，臺灣話文因而從鄉土 出發，讓勞苦大眾更理解自己，也藉此將臺灣民眾的想法傳遞出去。
黃石輝提出「鄉土文學」和「臺灣話文」的討論，呼喚文學的視角要拉回臺 灣的現實處境中，各界倡議不同的形式和書寫內容，遂形成 1930 年代的鄉土文 學論戰，爭辯的開端乃源自於創作的語言使用，究竟什麼樣的語言能代表白話文，
國語文或臺灣話文？這是當時的第一個問題，緊接而來的是針對內容的相關討論，
廖毓文在〈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54中論及鄉土文學僅是田園文學，
僅描繪鄉土的自然風俗和特殊情感太過限縮而缺乏時代意義，並在推廣上容易受 到限制。無論是支持方或反對方都站在推廣臺灣鄉土文學的立場上思索發展的可 能性，前者認為因拓展臺灣文學的獨特性；後者則注意到地方文學的侷限性。
二〇、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討論以尋找一種認同的「符號」作為發端，知識 分子渴望傳遞思想的通道，在殖民的壓迫底下尋求民族精神的凝聚，進入三〇年 代後加入鄉土文學的爭論，兩派人馬皆在為臺灣文學思考出路，橫路啟子分析當 時的情況：「鄉土的議題是為了自己的處境爭取位置，將世界作為仰望對象，並 以自身特殊性區隔出臺灣與世界的差異，以加入世界文學的一環。」55自此，鄉 土文學具備象徵臺灣文學的意義，企圖以臺灣人民作為主體、用文學創作展現本 土精神。
(二)反封建、反迷信、反帝制
賴和身為二〇、三〇年代小說書寫的先聲，創作〈鬥鬧熱〉以寫實手法描繪 臺灣民俗迎神活動，指出臺灣民眾的迷信和愚昧，顯示賴和的反封建意識，並為 鄉土文學的寫實風格奠定基礎。同時期的創作者也大多以鄉土小民出發，試圖關 注社會大眾、點出臺灣所面臨的問題，蔡愁洞〈四兩仔土〉揭露農民在殖民統治 下的生存危機、朱點人〈秋信〉轉向都市裡中產階級的人民問題、楊逵的〈送報 伕〉寫出臺灣和日本無產階級的困局，可謂是反封建、反日本帝制的集大成之作。
無論上述作品主題為何，創作者總是由土地照見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問題。
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學者爭辯的議題不僅限於語言，更極力思索臺灣文學的定
53 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臺灣新聞》。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 臺灣鄉土文學資料彙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54。
54 廖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昭和新報》，140、141 號，（1930 年 8 月 1 日、
8 日）。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 臺灣鄉土文學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65-66。
55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臺北：聯合文學，2009 年，頁 22-23。
位及發展，在創作上也依循這樣的脈絡，以自身生長的土地作為基點，透過小說 人物反思殖民時期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書寫臺灣民眾的心聲。在此之時，鄉土 文學似乎能與臺灣文學畫上等號，殖民時期感受到外來世界的強大，進而審視自 我尋求發展，以鄉土作為起跑點的臺灣文學，在作品中強化民族情感，透由民族 性彰顯臺灣與日本的區別，運用小說萌發臺灣人民的思想，藉此抵抗日本政府的 文化霸權，這種以啟蒙民眾為目的的書寫顯示文藝大眾化的重要性，此種將鄉土 小說發展成具社會寫實主義的作法亦影響七〇年代的文學發展，創作者在異族統 治下的焦慮和苦悶促進了臺灣小說的成熟。
二、懸置鄉土──四〇、五〇年代的戰後重建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臺灣主權被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 立，由陳儀擔任行政首長，臺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新的政府，隨之而來的是更大 的失落，接收部隊中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造成社會動亂，進而導致二二八事件發 生，新文化的接觸以及黑暗腐朽的政治對人民身心靈皆造成衝擊，身為文化領導 人物的知識分子亦遭受挑戰，陳芳明提出：「臺灣知識分子在這段時間開始接受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臺灣主權被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 立，由陳儀擔任行政首長，臺灣人民歡天喜地迎接新的政府，隨之而來的是更大 的失落，接收部隊中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造成社會動亂，進而導致二二八事件發 生，新文化的接觸以及黑暗腐朽的政治對人民身心靈皆造成衝擊，身為文化領導 人物的知識分子亦遭受挑戰，陳芳明提出：「臺灣知識分子在這段時間開始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