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研究希望將教育愛再詮釋出具後現代精神之意義,其重點在教育愛中的正 義感,意即教育工作者對於對於學生、學校甚至整個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接著 透過歷史研究法,進一步將再詮釋教育愛回應至臺灣教育史的優秀教育家,彰顯 其高貴之教育愛人格,使這些在威權時代之下無法受到關注的教育家得到屬於他 們的掌聲,成為臺灣教育工作者應努力學習的標竿。最後回應臺灣教育史中的師 資培育制度,針對其不夠理解教育愛並忽視其重要性的部分予以批判及建議,期 待教育愛能成為未來臺灣在師資培育中的重點方向,也期許本研究能替臺灣教育 盡棉薄之力。
一、研究方法
詮釋,根劇 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說法,即是詮釋者以自身視 野理解詮釋對象視野,力求達到視野交融(fusion of horizon)之歷程,乃是一種在 新舊知識之間來回循環的過程(李奉儒,2014)。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教育史中教 育愛的再詮釋,於是研究者以教育愛的先前理解做為基礎,並與後現代主義中所 關注的教育觀點交互對話,進而修正先前理解,形成後續詮釋的基本架構。
教育愛之相關研究在學術領域已中存在許久,甚至各大學派對教育愛一概念 的見解與澄清都達到了一定的共識,乍看之下沒有繼續討論或反思的餘地。然經 過先前之論述,研究者發現教育愛仍有再詮釋的空間。普世談論的教育愛通常以
「施教者」與「受教者」做為討論起點,並著重於「施教者」所展現出的高度關 懷,搭配最純粹的人文思想,進行至真、至善、至美的教育行為,使相對弱勢的
「受教者」得到協助與照顧,進而對其生命產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當然本研 究也不例外,一樣從「施教者」與「受教者」的互動著手進行討論,然於理解教 育愛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只談論「施教者」與「受教者」明顯不足夠。現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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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步快速,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教育也不再只是「施教者」與「受教 者」兩者而已,更多的是與周遭人、事、物乃至整體大環境的互動,因此教育愛 也應重新思考自身對於教育的影響力,經由再詮釋的方式擴大其理解範圍。
舉例來說,一個具備教育愛的教師,對於指導學生必定是盡心盡力,力求學 生可以完整吸收課程,這是「施教者」與「受教者」彼此的互動歷程:然於現今 社會重新審視教育後發現,所謂「課程」其實是專家或權威人士將心中的意識形 態包裝成知識,試圖使受教者在不知覺的情況下吸收,進而達到灌輸該意識型態 的目的。具備再詮釋教育愛的教師,將本著自身專業教育精神,有能力分辨出課 程中的意識形態,並力求教導課程中符合學生心性發展之正確概念。許多教師,
在照顧學生上無微不至,展現高層次的教育愛;但面對教育受到政治介入的問題 卻不發一語,也因此,對比其他職業,教育往往被視為相對「保守」。由此可見,
以往的教育愛普遍著重在學生「經濟面」的生活;但再詮釋教育愛強調的不僅是 師與生,更擴大到整體教育環境,對於不合理的事情選擇挺身而出,幫助學生在 面對「政治面」之困境時,給予教育上的協助。這樣的「進步」,不僅是為了學生 而挺身踏出那一步,更是教育愛在意義上的更進一步。保守與進步的轉變、經濟 面與政治面的差異,都是教育愛經再詮釋後所想傳達的主要精神。在這樣的概念 理解中,研究者不斷深化對教育愛再詮釋後的認識,並以此做為研究過程中持續 開展的「詮釋螺旋」,也就是理解與對話的循環。在循環的歷程中,研究者將自身 對教育愛的理解放進歷史脈絡中,讓研究者能夠從歷史與現代的角度更深入了解 教育愛的觀點,闡發出教育愛再詮釋後的深度精神。
開展出教育愛的再詮釋後,本研究更輔以歷史研究法針對再詮釋教育愛進行 主題式的探討活動。王文科(1986:283-295)對歷史研究法之定義為「有系統的 蒐集及客觀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的資料,以考驗該事件之因、果或是趨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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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之一種歷程」。現今 教育有其背景來源,唯有掌握過去史實,方能理解箇中含意;並且,在充分了解 過去與現在之事實後,才能於未來制定教育政策時,不致重蹈覆轍,這也是教育 歷史研究之重要目標。研究者希望從臺灣教育史發展的脈絡中,找尋能夠代表再 詮釋教育愛的偉大教育家,並藉由對過去歷史事件及其發展事實的探究,回應現 今教師理解教育愛的角度,針對現今師資培育制度中關於培養及發揚教育愛此一 問題給予回饋與建議。因此本研究將會進行下列的研究步驟,以完成對歷史研究 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其步驟分別為:界定研究問題、蒐集並分析資料、反思與評 論、形成結論。
二、研究目的
是以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四點:
壹、理解教育愛經再詮釋後之蘊意
貳、發揚臺灣教育史中再詮釋教育愛之代表人物 參、評論師資培育制度中教育愛培養之重要性
肆、依據研究發現和結果,提供對教育改革現況之具體建議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臺灣教育史中教育愛的再詮釋部分進行論述,然過往臺灣教 育受迫於政治力量威權的管理與控制,在此之下,史料的收集成為一大限制。依 照王文科(1986,283-595)的說法,史料可分為主要史料和次要史料,主要史料 意即事件的真正觀察者與參予者所提出之報告,可供直接研究,但受迫於政治壓 力的臺灣教育工作者,即便展現出再詮釋教育愛之精神,也不易或不便記載成冊,
這導致主要史料收集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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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期臺灣教育史研究,許多部份採用訪談法,以記錄其口述資料及相 關歷史內容為主。但於今日而言,難以再針對事件進行訪談,並受限於研究者之 能力、經費、時間之因素,難以採用相同方法獲取歷史研究第一手資料。因此在 此主題上,本研究僅以能收集到之有限主要史料,包括有關人士之自述、文章,
並搭配其他次要史料,包括事件之相關報告或他人再解釋之書籍、文本,以利研 究之進行,力求研究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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