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論

科學在發展驗證知識過程的方法綜結，可說是非常漫長與爭論，不論自然科 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驗證知識的過程，都希望在過程與步驟中極盡充滿可驗 證性與客觀性。因此，在所有領域中，驗證「知識」是「真知」/「偽知」或是

「常識」的過程，便牽涉到一系列檢驗可成為知識的「方法」。而運用何種方法 去驗證知識，在西方發展的過程中「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量化」與「質 化」，各有立基的觀點與看法。在 19 世紀之前，哲學的思辨與思維的活動，提供 驗證與創設知識的終極性方法，但是卻容易陷入不確定性與無法驗證的困境。因 此，自然科學研究者便發展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客觀研究模式，將欲研究的事 物或現象，化約成可供測量、評量、計算、統計分析的原子事實，盡其排除人為 操弄與詮釋的可能。因此，自培根、伽利略、笛卡兒、牛頓、羅素等對自然科學 的奠基，轉至社會科學家孔德亦跟隨腳步，認為人類的社會現象應可依循如自然 科學的方法，企將社會學成為如同物理、數學等自然科學的事實。而後期對人類 現象研究的科學的方法大抵綜合自然主義、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因此傳統實證 主義有二個基本假定：形上學應被拒絕、知識應界定在所經驗或能被經驗到的科 學場域中；再者，科學的解釋存在數學法則中。因此，唯有經過可計算的才算是

「知識」（邱天助，2002）。但是許多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家認為這樣的思維邏輯，

將人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完全排除在外，將人框拒在主體之外，將「意識」壓縮/

貶抑在「物質」的底孕中，因此激起反實證主義者的回應與辯解。對社會學門以 自然主義方式解讀的挑戰來自三波：維根斯坦與奧斯汀的「語言學轉折」、現象 學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考驗/論證/批判知識的真偽的標準並非單一或絕對的，任何客觀知識的涵 構，可能包含了主觀的認定；而主觀知識的呈現，亦可能建構在客觀的考證上。

基本上，在科學的典範中，對假設考驗的判準是具有高度可靠性/依賴性/標準性，

但是現今在我們論證真偽知識的過程中，無論主觀/客觀、價值介入/價值中立、

實證/反實證/、理性/感性，都只是方法論上的選擇而已；任何可以具體認識世界 的方法，亦並非一種觀點/論述/哲學觀可以概括。執迷/認定/堅信自然科學的實證 主義或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反實證主義，都是方法論上的「意識形態」。因為，

將思維或認識世界的方法與哲學觀，投注在其中一項，所認識的世界將會有偏頗 或是殘缺，事實永遠非研究者所認定/設定的世界。

一、研究方法論—「文化再製」的研究典範/一條休閒社會學的研究徑路

本研究的研究思維邏輯，是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展開。傳播政治經濟學 是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檢視博奕傳播的一門學問，其基本上是將「博奕傳播過程」

視為研究主題與研究場域，透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理論予以檢析。「符 碼理論」的觀點，其是以「博奕廣告/文宣/彩券樣式/博奕觀光賭場論述」，進行 明喻與隱喻，社會與文化深度的解析，其思維提供觀察者在現象的表層結構下，

了解深層結構的意涵與要素，以及博奕資本家與國家機器如何操縱博奕參與者的 行為與思維。最後，本論文藉由葛蘭西文化霸權以及文化資本理論的視野，找出 博奕資本累積的進程。

（一）政治經濟學²⁴的理論與方法發展

洪鎌德（2000）認為「經濟」是個人藉可資運用的資源通過市場的機制，作 最有效率的運用，以達到最高的生活程度；「政治」是建立在法律與權威之結構 上，亦即通過政府組織的執行與運作，促使社群民眾達刨集體安全與社會秩序的 維護。再者，蕭全政(1998)認為任何制度的形成或政策的制定都無法脫離該國的 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因素的考量，且必須放諸歷史框架中予以檢視。但是，

社會組織的正常運作是必須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同時發揮與營造，以達到社會集體 與社會個體的終極目標。所以，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很難予以分割與各自檢視。

而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焦點，基本上便是同時觀察政治與經濟對研究對象所產生 的影響性，以及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的社會關係為何？

陳俊明（2007）認為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對象即是社會的經濟活動，在不 同社會與不同時代的各自發展樣態，而政治經濟學提供人們對它的觀察手段。第 一個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詞語的人是法國的蒙田，他於1615年出版了《論政 治經濟學》一書所提出的，而亞當·史密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 產生和分配」的科學。古希臘時期所謂的「經濟」主要指的是對於奴隸主家庭管 理，內容集中在「生產」與「管理」兩個面向。歐洲中世紀時期經濟已經包括「交 換」，而且「流通」已經納入經濟的探討範疇。到了封建時期末期資本主義已經 產生，並且以國家為基礎、武力位為後盾，積極的對外部國家與世界擴展貿易，

於是重商主義者便用「政治經濟學」取代「經濟學」，將其拓展為通過國家保護 發展對外貿的的理論（陳俊明，2007）。

Gilpin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源自對「國家機關」與「市場」同時 存在與交互作用的基本認定。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個人的自利行為與理性選擇，將 會主動決定市場價格與運作的整體社會之經濟活動；計劃經濟學者認為極度放任

24 恩格斯在概括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歷史和成果時，提出了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的 區別。只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稱之為狹義政治經濟 學；研究人類各種生產方式，闡明人類各個社會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交換以及與之相適應 的產品分配和消費的規律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稱之為廣義政治經濟學。（資料引自：

http://www.superlogos.com.tw/wp_3.htm）

市場機制的運作以及個人對於私利極大化的追求，會造成市場失靈，國家必須肩 經濟學的主要代表者，包括英國的重商主義、法國的Colbertism和德國的Fredrick List所主張的國民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重商主義、Colbertism及List

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變遷而言，可以分成兩種主要的觀點：一派為演化論觀點 的政治經濟學，而另一派則是強調歷史結構觀點的政治經濟學。演化論的觀點是 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代表，從以人的市場行為到人的一般理性行為為核心，而展現 政治經濟學從粗糙到精緻的演變過程；相對的，歷史結構觀的政治經濟學，以重 商主義和馬克思經濟學為代表，強調把理論放回原來的歷史脈絡中，並從歷史脈 絡所包括的社會網絡與歷史動態中，掌握行動主體且建構相關的理論與政策（蕭 全政，2003）。因此，廣義地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一定社會生產、資本、流通、

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經濟關係和經濟規律的社會科學

（維基百科，2008）。

2.傳播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與特點

Graham（2006）將政治經濟定義為「不同種類的價值被生產、分配、交換與 消費的研究」。因此，他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關注的是了解「傳播與傳 播科技如何包含在政治經濟關係中」。在這領域的研究上，研究者必須描繪人以 及媒介系統兩者間的關聯性，並描繪前者如何包含在社會與政治結構的發展、維 持與改變的過程中。當代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作者歸類出研究的五大主題，

分別為所有權、獨占、閱聽眾、近用權與民主。他指出所有權的研究，同時依據 企業透過媒介所有權的生產經濟權力，與媒介所有權集中的政治力下，所賦予的 企業與企業所有人的觀點，來關注於媒介議題。獨占的研究焦點在於媒介組織如 何在獨占資本主義架構下運作，形塑社會的普遍特質。閱聽人的研究焦點則在於 媒介實踐對民眾與知覺能力上的影響，例如閱聽眾如何發展媒介實踐。在民主的 議題上，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則關注扭曲的資訊如何侵蝕政治自主權的基礎，

新媒體又如何提供(或不提供)直接、參與式民主的潛力。近用權的研究則關注數 位落差，根據接近使用傳播科技等級的階級劃分，意指對媒介內容與內容市場接 近使用權的缺乏（引自Nicloas, 2007）。

近年來所有權劇烈的集中化已與新自由全球化─從1970年代晚期的巨觀政 治趨勢─產生關聯。新自由議題在媒介所有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使媒介所有權 脫離了政府或教育制度的掌控，進入了去管制化、去監視化，並寄生於既存的電 訊傳播網絡內的企業網絡自主領域。獨占資本主義為全球政治經濟的形式，乃少 數大型獨占企業致力於避免價格競爭的共謀。大眾媒體的實踐對於大眾社會與獨 占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維持是不可缺少的，而在此觀點下，最明顯的例子即為「廣 告」。近用權或資訊控制的觀點為內容、科技制度與管制結構的綜合體，被視為 是一種複合體制，在全球標準上反覆灌輸維持與增加資訊不平等的共同論述。在 民主面向上，在資訊年代中，社會的階層與社會、政治動員會產生精細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