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辯證關係之研究

全文

(1)第壹章. 緒論. 本章主要是針對本文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進行概念性、邏輯性與思辨性的基本問題陳述與解說。而且為了對台灣博奕資本主義辯證關係的形構建立初步的博奕圖像與思考論證過程，研究者分為問題意識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回顧、研究方法論、研究架構與流程以及名詞界定等七個節次進行說明與探討。. 第一節. 問題意識與研究動機. 一、問題意識「博奕1」是「賭博」的另一項代名詞，其從來就不是一件簡單而單純的休閒活動。「博奕」簡而言之，是一種融入了許多不可預測「機率」與挑戰智力「策略」的遊戲概念總稱。博奕這項思維與機率的遊戲，原本應該是屬於自我智力彰顯與猜. 測機率的休閒活動，但是一旦衍生相關的人力與物力因應這樣的遊戲，提供有效的物力資源與人力服務時，博奕與國民謀生以及經濟利益的商業行為成為一項生命共同體。而這樣商業行為的發展與消費模式的產生，亦提供博奕這項原本單純個人在工作時間外所從事的一種身心靈放鬆的遊戲活動，因加入「經濟生產」元素之關鍵點，社會不同階層/階級的社群，便有相關的社會群眾藉由這項休閒活動進行「謀生 ⁄ 生存」的延續以及「賺取利潤」的生產活動。台灣地區「賭博」風氣向來就相當盛行，台灣自 1950 年開始發行過多年的「愛國獎券2」，停辦數年之後又開辦了「公益樂透彩券3」（小樂透），爾後又增加了金額加大的「大樂透」彩券；再加上「運動彩券」和早已在民間風行的香港「六合彩」，每每造成台灣社會大眾為之風糜，可以說台灣民眾早已置身於各種「博奕」遊戲之中（王崑義，2007；杜震華，2008）。台灣在 2009 年 1 月 28 日爭議 10 多年的「離島建設條例」博奕條款修正案，正式在立法院三讀通過，雖然離島博奕除罪化之後，全案還得經過離島公民投票同意，才可附設博奕觀光產業，但是多數的公益團體、教育團體與宗教團體認為一個黑暗與碩大的潘朵拉黑盒子 1. 「博奕」從字面與字義上的詮釋，「博」原指「六博」，六博為中國古代一種「擲箸行棋角勝」的局戲，後來逐漸演變為一種機率遊戲的總稱；而「奕」—原指「圍棋」，後來逐漸衍伸為策略遊戲的總稱。而「博奕遊戲」就是集合機率與策略兩種元素的各式遊戲之統稱。 2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初期由於缺乏建設與建軍經費，於 1950 年 4 月 1 日委託台灣銀行發行「愛國獎券」。開獎日期為每月的 5、15、25 日，由於 1980 年代「大家樂」開始在台灣形成一股賭風蔓延，造成諸多台灣民眾沈迷賭博；而「大家樂」的對將號碼則是依據當時「愛國獎券」的八獎開獎號碼，當時台灣省政府為了抑制「大家樂」於 1987 年底停止發行「愛國獎券」（參閱自由時報，2007）。 3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理委員會組成辦法」的規定，彩券的盈餘 5%歸入全民健保，45%納入未來的國民年金，而 50%則分給各縣市，作為辦理社會福利及慈善公益等活動費用，不過台灣許多地方政府因為財政困境，多將經費挪作地方建設經費（參閱台灣時報，2006）。 1.

(2) 就要被掀開。但是，另一方面以澎湖縣政府與地方民意代表為主的台灣各縣市政府與民意機關，以及國內外企業商號的商業利益團體，都深深以為澎湖或是台灣各地方的經濟狀態發展，已經是窮途末路或是深廣黑洞，除了開設「博奕觀光特區」之外，已不可能出現生機。而且，台灣民間反博奕團體認為，博奕條款通過所帶來負面影響，包括新的社會問題、對當地環境生態的衝擊等，只為了讓澎湖縣政府賺取每年約新台幣 22.5 億元賭稅，卻提高 40%犯罪率，恐怕未蒙其利先受其害。但是，經建會主委陳添枝強調，台灣將來不會有博奕產業，而且一定是以觀光為主題，發展的是博奕觀光產業，「不是要做澳門的城市型觀光賭場」。但是，離島博奕終於除罪化，依法澎湖、金門與馬祖等離島可望發展含博奕設施的觀光事業，卻是不爭的事實（何旭如，2009）。博奕話題與影響性的探討，再次成為台灣政府/民意代表/社群團體/社會民眾探討的熱門話題。再者，反觀世界各國博奕（本研究指涉的範圍在於公益彩券/運動彩券/觀光賭場）的發展已經上百年。博奕事業是資本主義進化中一定會發生的事情，所以與其去禁止它，不如把它導向正軌，讓在檯面下賭注浮上檯面，再用清楚的法律規章予以約束。新馬克思學者 Althusser 的國家機器理論中，國家將控制人民的手段分成鎮壓型國家機器(例如警察、軍隊)，和意識形態國家機器(如教育、大眾傳播等)。若將樂透現象用意識形態機器的觀點解釋，亦即當經濟不振、財政收入短缺下，發行公益彩券一方面擴增了財政稅收，解決了國家建設經費來源問題；另一方面，也轉移了社會群眾視聽關注焦點，暫時減少了因經濟衰退所引起的輿論壓力和抱怨聲音。法蘭克福學派學者 Marcuse 的單向度的人，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交相影響下，閱聽人被傳播效果一擊倒地，任其形塑，在衝突論的觀點中，大眾在政治、媒體勢力的共謀共構下，被召喚、催眠，以為自己活在自由意志可自覺的情境中，是屬於媒介中心論，認為傳播會影響社會文化的走向，甚至與某特殊利益勢力合流，媒介助長了社會的功利投機風氣，瀰漫鬼神靈異的明牌文化，扭曲了正確的價值觀。法國社會學者 Bourdieu 的消費文化論點認為，民眾購買公益彩券/運動彩券/進行觀光賭場賭博的實踐活動，是依自我階層的習僻（habitus）、社經地位，創造了屬於自己的階級文化；文化研究大師 Hall 也認為人是理性的，人並非完全接受媒體的渲染，博彩購買者/賭場消費者也並非全受了意識形態的控制，而會依自我概念與成長背景之表達不同的多樣性/變異性解讀。因此，在西方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眼視中，博奕事業是一項資本主義擴張的極至表現。在擴展的過程中，國家機器利用大眾媒體予以「賭博是合法」、「賭博成為富翁」的博奕意識形態，對社會民眾進行「賭博合法化」意識的鞏建。博奕這樣產業的資本集中與無限擴張的意識，卻是無遠弗屆地逐漸建構在博奕消費者的意識中（林培淵，2005）。. 2.

(3) 因此，當博奕遊戲因為有人藉此牟利與謀生的同時，博奕商品的交易、交換與消費的行為，便提供博奕行為生產的機會。台灣博奕觀光產業的發展是以「休閒物質基礎」所作用於台灣的社會體系中，其特色在於其是建構在「時間維度」的斷裂價值上；換言之，在國際與國內市場的競爭下，台灣博奕產業的產品開發突破在博奕經驗的時間維度，被劃入社會認知與文化建置的產業範疇，逐漸成就與形構屬於台灣博奕產業與社會結構的「價值定錨」；亦即，台灣博奕所建構的台灣博奕觀光或博奕商品是具有時間性與歷史斷裂性的特點或特質。在博奕行為與博奕商品生成與建構的過程中，每一樣商品都具備生產端的突破性斷點，並延伸結束於博奕消費端「使用價值」的斷裂，而兩個斷點的聯接使得博奕商品在某些固定的時間維度上，便會失去「使用價值4」。因此在博奕生產與博奕消費兩端所建構的博奕產業，得以藉由「使用價值」的再生產與在消費，建構龐大的經驗性博奕產業與博奕觀光，並且在「歷時性」的時間維度中，推動與建構不同時期與特色的博奕觀光或產品，並形構一波又一波「共時性」的博奕商品（李明哲， 2007）。再者，特許行業，代表政府以公權力讓某些團體得以經營某些行業；而特區，即代表只有在特區內得以享有某些遊戲規則，且並非所有人得以進入特區。這兩種形式都具備著相同的特徵：非自由競爭。因此若當灣博奕事業營業經營許可權由某些廠商獲得，或者進入博奕特區享有某些遊戲規則，都不是完全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被第三者（國家機器）給予，不管是國家機器任意給予或者用評比制度決定資源分配。因此，國家機器或是政府若只允許一家博奕廠商獲得博奕營業許可，那獲得博奕許可的博奕企業體就壟斷了整個博奕市場；有限但並非只有一家廠商獲得博奕營業許可，即形成寡占。在這樣的運作型態下，先不考慮博奕獨占企業體或寡占博奕企業體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博奕效應與成本，決定誰有資格獲得博奕許可證就變得可操作，而且是可被國家機器與政府操作。這樣的情形直接導出博奕利益分配問題，更進一步引發官商勾結的可能與操作空間(孫有蓉， 2009)。. 4. 馬克斯認為商品是一個「外界對象」，是一件「物」，而每一件物都有其衡量的商品尺度，一部分是物的性質不同，另ㄧ部分是社會的約定俗成。而物的有用性使物具備「有用價值」，而商品的使用價值在使用與消費中得到實現；而且不論社會的財富形式為何，使用價值相對應的是構成財物的物質內容。而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指以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鄉交換的量之關係與比例，而這個比例會隨時間/地點不同而改變。見Marxism International Archive, 2008 3.

(4) 二、研究動機（一）「愛國獎券」與「公益彩券」是愛國情操/公益行善的一種具體行為表現？還是假藉符碼系統與意識形態的形塑？臺灣從 1949 年至 1989 年歷經了戒嚴時期，在那愛國至上的年代，人們藉以發財的美夢通行證─獎券，以愛國為名、一夕致富之實，開啟市井小民的發財夢想（劉葦卿，2008）。而愛國獎券是國民黨 1949 年自中國戰敗退守台灣後，初期財政狀況極為艱困，各項建設均非常落後，而當時國民政府為紓解財務困境所想出來的方法，它利用人類的賭性，由政府做莊抽頭而籌措經費（鄭進興，2008；國立成功大學大學圖書館，2004）。而郭麗娟（2006）更認為國民政府除了愛國獎券外，還擬出各種名目發行彩券，大多數是將台灣人民的血汗錢，用來資助中國人民，例如「鑽石救災獎券」、「救助大陸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愛國獎券給國家帶來豐沛的財政資源，也為台灣百姓帶來致富希望，終至投機加上僥倖，對金錢抓狂的追求，變相開賭，引發了民間「大家樂」的流行熱潮，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終結了它的愛國任務（劉葦卿，2008）。 2002 年 1 月 16 日，由政府公辦、台北銀行發行的「中華民國公益彩券」正式上市，內容包含電腦型的「樂透」、立即型刮刮樂式的「吉時樂」、傳統型的「對對樂」三種。開賣之初，民眾蜂擁搶購，媒體追逐報導，尤其是樂透彩券，挾其高額頭彩獎金之勢吸引社會莫大關注（財政部國庫署，2005；詹火生，2002；陳慕君，2004）。薛承泰（2002a）認為中下階層者熱中於彩券並非其賭性特別強，而是反映其「不安全」與「不確定」的未來。社會大眾買的是銀行所開發的符碼系統，當「一券在手/希望無窮」、「喜歡嗎?爸爸買給你」的廣告詞在電視上強力播放時，社會大眾買的是彩券上的數字。因此，電腦彩券儘管中獎機率雖只有千萬分之一，卻能燃起台灣百姓心中無限的希望。任何一種電腦彩券都只是一場不公平的機率與金錢遊戲，雖有幾個幸運者產生，但絕大部分的人是輸家，而只有政府才是最後的贏家與勝利者。惟套上「公益」之名，政府當然可以堂而皇之成為莊家；簡單地說，只要盈餘不是歸政府所有，而是成為「公益」資金的來源，多少有其正當性。彭天豪（2002）認為「彩券」/「觀光賭場」的政策擬定，是國家計劃與媒體操作的陰謀，目的是期望人民陶醉在金錢遊戲當中，忘卻我國經濟成長率的問題以及利用社會大眾的資金籌措國家建設基金。「彩券」/「觀光賭場」政策對社會心理或文化也會造成衝突，彩券這種合法賭博，會對開放其他賭博：如賭馬、家庭麻將等形成壓力。過去台灣社會的兒童與青少年在社會上是看不見賭博行為的發生，但是現今許多投注站前大排長龍，這種賭博「地上化」行為，會讓許多青少年與兒童耳濡目染地認為「賭博是被允許的」，長期影響恐動搖國本。但政. 4.

(5) 府在 1995 年「公益彩券發行條例」通過之時，並未對此做出嚴謹的管制。所以，薛承泰（2002b）認為彩券本身具有資本主義的特色。也就是說，彩券原本的設計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提供相當的機制，讓大家各盡所能的去工作；但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弱點就是沒辦法提供各取所需，基於這樣一個貧富懸殊的環境，台灣彩券與運動彩券具有特別的吸引力，是它讓富人覺得是一個娛樂與希望，對中下階層的消費者而言何嘗不是翻身致富的希望。徐少萍（2002）指出許多人認為公益彩券都能經營，賭博當然也可以公開合法，但公益彩券未必真的有公益的存在。彩券發行最大的隱憂是，造成「台灣其它賭博行為是否也可以予以合法化」的論述持續出現。國外彩券發行是沒有針對「公益」的論述予以進行，而國內冠上公益之名目的是幫助殘障與弱勢團體。但是，王榮璋（2002）的研究指出政府或執政者認為「賭博為人性必然之惡，不能禁絕也不能導引，與其地下化不如政府作莊抽頭、增加收入」。然而這樣的決策者政府必須負起社會責任，而非將責任以「公益」之名包裝，藉由幫助弱勢團體，而將社會壓力與輿論關注轉嫁給弱勢者。因此，若以政府最為最大的「賭博莊家」，並且依此聚集全國人民的財富，特別是中下階層的血汗錢時，人民又有多少可以抗拒與翻轉的契機。政府以「愛國」、「公益」的名號，以商品行銷的手法推銷「彩券」之同時，其意識形態的塑造與堅守，是引發研究者首要寫作與企欲研究的動機目標。再者，研究者所關心的是，台灣在彩券發行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式的「政策決定」與「國家機器」的關係究竟為何？「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與論述，對於台灣「彩券」發行過程其影響性又是如何展現？而展現的資本樣態又是如何？這些都是引起研究者首要研究的動機以及必須了解的課題。（二）台灣民眾對台灣職棒賭博事件、台灣運動彩券法源依據以及台灣運動彩券 5. 發行的刻版印象與疑慮. 台灣自 1996 年首次爆發職棒簽事件，組頭作莊、黑道介入的事件便逐漸侵入台灣職業棒球的場域中，其以利誘、威脅等控制方式，壓制強迫職棒部分球員比賽時放水、打假球。在檢調介入調查之後，數十名球員遭收押、起訴、禁賽，大多數的球團皆受波及。球迷由於極度失望逐漸造成職棒觀戰人數驟減，許多球團的經營開始出現諸多危機，因而導致 1998 年 9 月 15 日時報鷹隊宣佈解散，1999 年底三商虎隊、味全龍隊亦先後解散。由於職棒球員打假球簽賭案審判過程長達 5. 台灣的運動彩券 2008 年 5 月 2 日正式發行，為了避免彩券盈餘遭到濫用，台灣行政院將推動修正《公益彩券發行條例》修正草案，明定運動彩券盈餘二成用於社會福利支出，八成專用於體育發展，並由財政部負責監理運動彩券發行事宜。 5.

(6) 數年，台灣職棒也進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期。2004 年 12 月在纏訟八年多之後高等法院宣判，涉案的職棒球員 20 餘人分別依詐欺取財罪被判處一年十月至七月不等徒刑（台灣維基棒球館，2008），此為職棒首次爆發放水事件的時候。中華職棒那段時間球迷人數降到冰點，球迷對中華職棒的熱愛，全變成了一生中最不堪回首的運動回憶（扶志凌，2005）。而 2008 年又傳出中華職棒米迪亞6球員打假球事件，此次事件和以往職棒危機事件不同，球團經營者主動出面爆料，從洪瑞河、劉保佑對轉播權利金欲「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談判策略，沒想到米迪亞主管施建新自爆對職棒賭博的無助無奈，不僅中職在轉播權利金談判陷入不利，也可能真的置職棒於死地，沒有後生的機會（黃照敦，2008）。而此次職棒打假球簽賭案再度爆發，涉案人數及規模不下於職棒七年的簽賭案，不僅突顯出職棒賭博歪風盛行；主管機關對於職棒遭到黑道介入、球員遭到黑道威脅利誘的情形都視而不見，才會造成今天爆出震驚社會、嚴重打擊職棒生命的簽賭事件。中華職棒發展至今，絕大部分經營危機，都與職棒賭博有關，卻始終無法杜絕傳言，而且職棒真正最大的危機還是「黑道操縱比賽問題」，檢調單位曾傳出牽涉在內的「共犯結構」，讓球迷、甚至經營者的信心崩盤，球迷不想再被騙，現在連球團老闆都想認賠殺出，賭博陰影一日揮不去，職棒要重回榮景，實難如登天。賭博與吸毒對職業運動傷害的層面並不同，吸毒屬於個人行為，賭博可能是共犯結構。過去 10 年，中華職棒賭博放水事件層出不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共犯結構的穩固與糾纏，而球團與聯盟也沒有魄力予以根除與消滅。再者，世界上有發行運動彩券的國家，日本、中國、美國、義大利、加拿大、法國等國家，已經將運動彩券做為扶持體育事業以及增加政府建設體育相關設施的重要資金來源。而台灣運動彩券（本論文以下簡稱運彩）的發行於 2008 年 5 月 2 日開賣，但是台灣亦是台灣第一、世界第一以「運動」為名，卻未讓體育界與運動界未蒙其利，卻身受其害的的彩券。而中華職棒歷年賭博事件的陰影以及超級籃球聯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本研究簡稱 SBL）籃球運動未臻成熟，因此首波開放投注的標的是以「美國職業籃球」、「美國職業棒球」以及「歐洲足球」為主。但這樣的經營策略與投注方針決定卻引發諸多疑慮與意見反彈： 6. 米迪亞暴龍前身為誠泰 COBRAS，而誠泰 COBRAS 的前身為從台灣大聯盟中台中金剛和嘉南勇士合併後誠泰太陽。2003 年 1 月 13 日，台中金剛和嘉南勇士合併成那魯灣太陽，該年 3 月 14 日接受誠泰銀行贊助改名為誠泰太陽，2003 年 12 月 12 日，誠泰銀行正式買下經營權，成立誠宇育樂公司，並將隊名改為誠泰 COBRAS。2007 年 12 月 31 日，誠宇育樂公司宣布終止營業，導致從 2008 年開始，發生名義上有誠泰 COBRAS，公司實質上已經消失的窘境，2008 年 2 月 4 日，賽亞科技宣布接手冠名米迪亞，2 月 14 日宣布吉祥物暴龍。2008 年 10 月 9 日，檢警查獲黑道介入米迪亞球團經營，並要脅球員參與放水；隨後在 10 月 23 日中華職棒大聯盟常務理事會中正式決議，將米迪亞暴龍隊除名，這是中華職棒史上第一支因涉入賭博事件遭「除名」的球隊，同時米迪亞暴龍也正式宣告走入歷史。 6.

(7) 1.現行運動彩券法源依附在「公益彩券發行條例」所引發的效應現行運動彩券發行依據 2006 年 10 月 25 日發布的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管理辦法（參閱附錄一），然該母法卻是依據「公益彩券發行條例」（參閱附錄二），致使運彩盈餘僅能作為社福、公益用途，無法回饋體育界以及作為體育相關事務與設施的資金來源。而此不但使得國內體育界因為中華職棒的賭博事件，再次被媒體提及與社會大眾關注，而且未享受到運動彩券的經濟效益，反而再次引起社會反感與賭博污名化的雙重疑慮，此舉更使得體育界人士諸多扼腕與微詞。 2.體育團體與弱勢團體/社會福利團體對於盈餘分配運用/社會福利支出的疑慮體育界人士大多認為運動彩券的運用原則上，應該以體育相關事務為主。例如：義大利運動彩券盈餘作為體育用途的比例為 35%，主要輔導競技團體與民間運動團體等，而其國內主要運動場館接由運彩的盈餘建設而成；日本為 30%，主要為輔導體育團體以及地方團體之用；中國佔 30%，作為支持全民健身計畫與奧運爭光計畫（曾慧青，2007）。然台灣公益彩券發行的主要盈餘之運用是放在社會福利及慈善公益上，但運動彩券的發行與運動彩券法源是依附在整個彩券發行體系與「公益彩券發行條例」之下，因此社會福利與弱勢團體多少已產生自我防衛的本能與本位思考。畢竟受制於現有彩券市場的經濟規模，運動彩券與公益彩券已經預埋某種客源的排擠效應；再者，若是運動彩券盈餘專款專用，勢必影響與形塑出某種社會福利與體育建設競爭與對立的印象（王順民，2007）。 3.實體與虛擬彩券通路行銷的政府與企業決策霸權的展現台灣首波運動彩券投注標的鎖定「美國職業籃球」、「美國職業棒球」、「歐洲足球」，因為歐美賽事與台灣時差的關係，因此投注者多採取「網路投注」或「網路下單」。許多彩券實體通路經銷商擔心這樣投注習慣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彩券的營業成績與銷售額度，進而影響其彩券收入。. 「台聯黨籍立委賴幸媛（中）與身障彩券業者十三日到財政部，抗議財政部圖利台北富邦銀行，獨占運動彩券虛擬網路銷售及下單 10% 銷售權等措施，使弱勢團體的彩券業者將面臨生存危機。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五日動員經銷商，到台北富邦銀行台南市安平分行，抗議銀行計畫廣設網路及電話投注，將經銷商利潤轉入財團口袋；分行人員接受陳情書，同意向總行反應。一群彩券經銷商，頭綁抗議布條到台北富邦銀行安平分行，抗議銀行搶彩券經銷商的飯碗，經銷商說，銀行未事先和經銷商團體研商彩券發行，經銷商權益全是黑箱作業。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常務理事林文進說，台北富邦銀行不僅要開設一百家投. 7.

(8) 注站搶生意，還要廣設網路及電話投注，硬搶經銷商的利潤。」（謝志岳，2007。中央日報）. 執此，運動彩券首波的推動計畫在未上路前，便引起實體通路商與弱勢團體的反彈與疑慮。通路商與弱勢團體希望台北富銀銀行不要開直營店，並且釋出網際網路販售權給實體經銷商，也要求讓經銷商與財政部、體委會共同審查台北富邦銀行（本論文簡稱北富銀）提出的回饋計畫，希望最後能達到讓社會、北富銀及經銷商三贏的圓滿結果。而發行機構台北富邦銀行最後在 2008 年 11 月 11 日，正式規劃設置電話投注中心與網際網路平台，推出虛擬通路投注管道，並先後經體委會與財政部同意開放。民眾除了可以親自到全國一千多家投注站進行現場投注外，也可以利用電話與網路投注各項運動比賽。至此，研究者關心的是運動彩券發行權的決定，政府扮演的角色為何？當民間的實體通路商以及弱勢團體認為，運動彩券發行決策與過程產生疑慮，甚至影響到其生存利益的同時，最後為何往往只能訴諸「立院陳情」、「街頭抗爭」的景象？再者，站在體育人的角度檢視，運動彩券條款的依附在「公益彩券發行條例」之下，很顯然地自然擠壓到運動彩券結餘利潤對體育運動相關建設與設施的補助；而台灣職業運動在職棒球員簽賭的陰影下，再再的消磨台灣社會大眾對於職業運動以及對運動彩券發行的信任。因此，在檢視文獻的過程中發現，不論是政府、企業體（發行銀行）、職業棒球球團與球員、投注的民眾等，都是為了爭取「發財」/「金錢」以及「利益」/「利潤」的前提下，進行所有政策擬定/發行權利爭取/利益抗爭/金錢投注的相關動作。當下，台灣本身並無運動彩券的發行歷史與販賣經驗，因此當世界各國為了籌措體育運動建設與發展的同時，對於台灣運動彩券興起契機與發展的研究，很難逃脫對於西方國家運彩發展經驗的檢視與分析；再者，研究者必須關心的是，當博奕資本主義的擴張，是否已經將政府與企業的聯結網連結而成？當「利益」與「利潤」成為主要考量依據時，資本主義在博奕產業的範疇中，是否又再一次成功的攻城掠地？. 8.

(9) （三）博奕條款7/博奕除罪化/博奕事業合法化與觀光賭場興建的意識形態衝擊台灣自從 1987 年宣佈解除戒嚴狀態以來，是否應該開放博奕事業一直在台灣中央政府與地方之間引起諸多爭論，由於開放博奕事業涉及觀光、財政、道德、治安、環境保護等諸多面向，因此贊成與反對開放博奕事業者皆各有論調（王崑義，2007）。2001 年 10 月 15 日，立法院初審通過「離島建設條例修正草案8」中的第十條之三的「博奕規範」，初審草案中將博奕條款確定化，明確規定主管機關如經當地公民五分之一連署，並獲得過半數公民同意，得特許屬於重大建設投資之觀光旅館及綜合遊樂場經營博奕業務。在「離島建設條例修正草案」法令的修正通過下，澎湖是否設立博奕事業的問題再度成為社會關心與媒體爭論的焦點（謝明瑞，2003）。接續，立法院已於 2009 年 1 月 12 日通過「離島建設條例 9. 部分條文修正案」，將離島地區博奕除罪化，惟未來是否設立賭場、設立時間與區位，必須經過地方政府辦理地方公民投票同意後才能予以設置，且台灣各離島是否具有招商條件與經濟價值的發展亦將由市場決定。再者，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本論文簡稱經建會）積極研擬開放博奕產業，已完成初步報告並擬妥「國際觀光度假區特許賭場管理條例」草案。賭場管理條例草案最主要是給予「博奕行為除罪化」的法源依據，透過設置觀光賭場的大型國際觀光渡假區，積極發展台灣觀光產業。內容規範包括：觀光賭場的甄選方式、利益迴避與旋轉門條款、參與業者的特許費用及上級中央比例，以及日後管理與洗錢防制等。經建會強調建議開放澎湖、嘉義與屏東設立觀光賭場，是考量三者都屬經濟弱勢地區，符合「發展資源貧脊地區」的條件（澎湖時報，2007）。顏心凱（2007）指出澳門及新加坡陸續開放賭場牌照，並引進美國拉斯維加 7. 8. 9. 本文所指的博奕條款就是「觀光賭場設置所有的相關條文與法令」。一般離島地區要發展觀光博奕事業，首先必須要於法有據。台灣地區最早提出博奕條款的是 1994 年 1 月澎湖籍立法委員陳葵淼，首次提案將「博奕條款」納入其所草擬的《離島建設條例草案》中。接續，1996 至 1997 年間，台灣立法院開始就《離島建設條例草案》是否應該包含「博奕條款」進行審查，但是在灣宗教界、教育界、環保團體的強烈反對，以及當時行政院長的蕭萬長基於治安考量，反對離島設置賭場提議，最終兩度在立法院闖關失敗，從此在立法院中遭到冷凍長達四年之久。直到《離島建設條例草案》刪除博奕相關條文後才於 2000 年 3 月才在立法院獲得通過，並由總統公佈實施（王昆義，2007）。根據「離島建設條例修正草案」之規範，博奕業務營運後，如當地公民認為不利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得依前項規定，重新表決其存廢。此外，經營博奕業務應繳納特許費，費率為每年營業額 10%，其中 8%移做離島建設基金，2%供設置地縣市政府使用。另方面，為落實離島發展，增加業機會，博奕業者應聘用當地設籍三年以上之居民為員工，其比例不得低於員工總數二分之一。若不考量博奕事業對離島居民所可能帶來的傷害，則此一修正案對於澎湖的經濟發展確實有實質上的助益，然而，由於博奕事業是屬於特殊的行業，即使是當地人民同意設置，其所可能產生的社經問題如何處理，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參閱謝瑞明，2003）。離島建設條例之修正目的，係為了促進離島地區的觀光發展，因此透過大型綜合觀光渡假區模式吸引國際級經營業者來台投資，內容包括國際觀光旅館、觀光旅遊設施、國際會議展覽設施、購物商場及其他發展觀光有關之服務設施，並同意以附設小面積之博奕設施來增加渡假區的娛樂多元性，而非以發展博奕產業為主，更非循澳門賭場模式（參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新聞說明稿， 2009）。. 9.

(10) 斯國際外資財團興建國際級大型賭場遊樂區，不僅帶動了當地經濟高速成長，大量的就業機會和人才需求，加上超高的薪資水準，已使得博奕娛樂觀光旅遊相關科系成為許多學子的最愛。台灣在這波全球博奕資本主義擴張的浪潮下，似乎很難缺席，並且積極的立法、修法與通過相關的法案，台灣在博奕事業的擴張中能夠提升台灣經濟產業的發展。而拉斯維加斯金沙集團主席艾德森透露，日本和以色列也有意跟進，計畫以新加坡的案例為標準，引進賭博業。集團也有興趣到台灣、南韓等地投資（中央日報，2007）。而且威尼斯人（隸屬美國拉斯維加斯金沙集團）集團主席安德森 2000 年曾赴台灣考察，提出在澎湖開發賭場渡假村的計畫。而美國拉斯維加斯金沙集團總裁懷德（William Weidner）在 2008 年馬英九總統上任後，曾赴台灣與新政府討論設置賭場及綜合渡假村事宜，金沙將視狀況決定投資時機；至於賭場的設置地點，如果台灣政府考慮在「台北市」及「高雄市」開放設置賭場，「金沙有很高的意願進行投資」。因此，在交通與經濟效益考量下，澎湖在外國博奕資本家與投資家的利益眼視中，似乎不是第一選擇。反之，台灣另一股反對的聲浪與怒吼，亦一波波的湧現與衝擊。張詠捷（2009）認為台灣真是窮到需要蓋賭場才能拚經濟嗎？而澎湖真是窮到需要搞博奕才有「錢」途嗎？台灣民間團體更成立「反賭博合法化聯盟」、「博奕共和國」。相對而言，台灣的資本家是比較不會去賭場賭錢，賭客多為想「一賭翻身」的底層勞工，而博奕能否振興台灣經濟還需長時間的政策與論述辯論。因此，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塞繆爾森也曾直言：「賭博只是一種財富轉移，不會創造出新的財富（引自胡慕情，2009）。」再者，Paul Samuelson 指出：. 「賭博僅僅是以毫無生產效益方式地將金錢與物品在人們手中進行轉換，不會創造新的金錢與物品。賭博不但毫無生產效果，並且還會汲取時間與資源，如果賭博超過了消遣的程度，就變成了消耗時間與耗損國家經濟收入的活動」（引自葉智魁，2003）. 再者，進入 1980 年代之後，博奕資本主義借由新自由主義10的觀點，憑藉美國雷根總統、英國柴契爾夫人的大力提倡，反對政府對博奕市場作任何形式的干預，認為博奕經濟事務只能交給博奕市場解決。但博奕市場是什麼？博奕市場其實只是一些形式的、調節博奕雙方的規則，並不具有實質內容，真正起作用的是亞當史密斯所說的「看不見的手」。王鴻飛（2007）認為博奕資本主義是社會底 10. 從 1940 年代二次大戰結束，新自由主義抬頭，著名的經濟學者海耶克發表《到奴役之路》，不但對烏托邦式的計劃經濟大加撻伐，對任何企圖干預巿場的做法都大加反對；所謂「小政府、大巿場」的基調就是這樣開始定下來。柴契爾夫人和雷根總統都是海耶克的信徒。 10.

(11) 層民眾和博奕商人的事情，是關於賭博與利益以及對博奕資本家與賭客之間的問題。帝國主義集中國家的軍事和政治力量，用強力將資本主義的貿易秩序推行到世界上去。公益彩券、運動彩券和觀光賭場是博奕國民生活和博奕文化的需要，是現代文明生活的體現，是社會中普通的事情。所以，博奕弱勢發展國人民對於博奕帝國的擴張是從本能上予以支持的，但同時任何一個博奕商業化的社會，又對採取潛意識與極端的博奕雙重手段進行某種博奕經濟戰爭，持懷疑和否定的態度。所以，某些博奕帝國主義就一直在這種利益和道義的兩重矛盾中不斷拉鋸式地推進。亞洲目前開放賭博合法化的國家，包括韓國、澳門及新加坡，台灣在這場「開賭大戰」中還有沒有商機？台灣還有沒有機會？那裡可以設賭場？對澎湖還有沒有興趣？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的老闆蕭登安德森的回答值得台灣政府與民眾省思的方向：「你們的政府要先搞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什麼？」新加坡觀光賭場的設置是一步到位，澳門是逐步過渡，但是其目標都是「拉斯維加斯式賭場」。不過，與其稱它「賭場」，不如稱為「綜合性渡假村」（Integrated Resort, IR），利潤僅 30％到 40％來自博奕，其他收入來自藝術表演、會議、餐飲、購物等。和傳統賭場相比較，綜合性渡假村不全靠賭場攬客，而是藉著包括博奕在內的種種娛樂項目，讓觀光旅客「多留幾天」。因此設立綜合性渡假村有一定的條件：交通方便、周邊旅遊資源豐富多樣，更重要的是，設立地區原本商旅客人就得夠多。綜合性渡假村吃喝玩樂機能俱全，到訪客人可以不必出大門，因此反而會打擊當地原有的經濟活動。相較之下，傳統賭場活絡地方經濟的能力，比綜合性渡假村更強。這個理論聽起來弔詭，但在澳門，卻已經演繹發展許多年（李志德，2007）。回頭檢視台灣發展的背景與樣態，不管是澎湖、嘉義和屏東，都沒設綜合性渡假村的條件，而硬體建設的功能性與豪華性也沒有與澳門、新加坡競爭的本錢。由地點的選擇可以看出，台灣主張開賭的政治人物，著眼點是「脫貧」而非「致富」。若要脫貧，綜合性渡假村絕對不是一個好選項，它只會讓貧者更貧。台灣政府若開放觀光賭場並希望殂中獲取經濟利益，絕大多數的台灣資金卻會流入國際資本家手中。政府是另一個希望藉由博奕「脫貧」的角色，因為一旦開放博奕/賭博，政府立刻會得到大筆的博奕稅收，但若執掌這筆鉅額稅收的是一個低效率、無道德感的政府，人民仍然一無所獲。因此「台灣要的到底是什麼？」是值得台灣民眾與政府機關深思的一項問題與課題（李志德，2007）。. 11.

(12) 三、小結「博奕」/「賭博」作為本研究針對台灣民眾集體記憶的一種俗民文化呈現的表徵，「愛國獎券」、「公益彩券」、「運動彩券」以及「觀光賭場」是台灣政府/ 國家機器以及台灣民眾曾經或即將共同建造與構築的歷史記憶。台灣地區的「博奕」向來就相當盛行，台灣自 1950 年開始發行過多年的「愛國獎券」，停辦數年之後又開辦了「公益樂透彩券」（小樂透），爾後又增加了金額加大的「大樂透」彩券，再加上「運動彩券」和早已在民間風行的香港「六合彩」，每每造成台灣社會大眾為之風糜，可以說台灣民眾早已置身於各種「博奕」遊戲之中。而 2009 年 1 月 28 日爭議 10 多年的「離島建設條例」博奕條款修正案正式通過，此亦象徵台灣有可能以「觀光賭場」興建模式，加入全球性爆炸式的博奕產業。再者，博奕事業是以「利益」與「利潤」為最主要的資本極大化產業，是資本主義展現在商業領域中的一項經濟表徵。台灣民眾在購買彩券或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爭先希望通過的博奕發展條例的同時，「博奕」又象徵何種意義？當「愛國獎券」、「公益彩券」、「運動彩券」依序登入台灣市井社會民眾意識與生活中的同時，「彩券到底賣的是什麼？」、「彩券到底為何必須存在？」、「為何博奕發展條例一定要通過，無它，台灣觀光產業就無法生存？」、「博奕資本主義在台灣已經成為主流經濟意識嗎？」，而上述些疑問就算民間團體大力抨擊，其依然直挺站立在台灣社會的場域中。而這些疑問與想法，導引研究者進入本文的研究場域與氛圍中。. 12.

(13)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博奕資本主義社會對於博奕產業發展的「自由」與「操縱」市場的遊戲規則，早已達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常以自由為名義要求其他新興國家開放博奕市場，是披著羊皮的狼，當世界各地「博奕爆炸」的同時，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最終可以攫取最大的經濟利益。在現階段「博奕資本主義」意識進展過程中，就「博奕經濟資本全球化」而言，很明顯地，它是帶有強烈的「資本優先」、「經濟利益」色彩的思維主軸。西方博奕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博奕資本主義，目前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有強大的優勢，因此「博奕資本主義」的興起，幾乎完全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的博奕跨國企業所主導。環顧全球經濟強權，根本找不到第二個國家可以跟美國相抗衡；換句話說，美國正處於世界經濟強權中「博奕獨霸」的地位。所以有人認為，「博奕經濟全球化」是「美國博奕經濟利益全球化」的同義詞。同樣的，在台灣民主政體的支持下，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對本土博奕事業，其無聲無息的襲取社會大眾－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經濟所得，最終國家機器與銀行財團獲得最大的利益。台灣在這波「博奕資本主義」爆炸興起的浪潮下，尚未完全開放博奕事業。以往愛國獎券、公益彩券、運動彩券的發行權，尚且掌握在台灣政府與銀行財團的手中，運動彩券的投注標的，僅開放美國職業籃球、美國職業棒球、歐洲足球聯盟、世界大型的運動賽會（如：奧林匹克運動會、世界盃足球賽）以及最近開放的中華職棒（雖然可能引起某些職棒簽賭與公正性的疑慮）；而台灣觀光賭場的設立與規劃，雖然已於 2009 年 1 月 12 日通過「離島建設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將離島地區博奕除罪化，惟未來是否設立賭場、設立時間與區位，考量賭場開放後對於當地民眾影響甚鉅，必須經過地方政府辦理公民投票同意後才能設置，且離島是否具有招商之條件亦將由市場決定。因此，在澳門、新加坡、韓國、馬來西亞等亞洲國家，相繼設立大型觀光賭場，台灣政府尚且保留未受到賭博事業巨大影響性的衝擊。但是，民間反博奕組織對於博奕事業設立與發展的樣態，卻毫無保留的持續抨擊與爭鬥，許多反博奕論述與言說大量的生成。因此，本論文最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博奕/賭博」這項幾千年以來受到國家政體不斷阻絕與壓抑的金錢與物質交換遊戲，在台灣強大輿論的反對下，為何「愛國獎券」、「公益彩券」、「運動彩券」以及「觀光賭場」都依序在台灣的經濟場域中逐步豋場？這是研究者最企欲了解以及解析的部份；再者，「國家機器」、「銀行資本機體」在這過程中的角色為何？而絕大部分的普羅大眾又為何「購買彩券」、「希望觀光賭場的設置」？藉由博奕的發展進程，到底台灣「政治資本/ 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是由誰累積與接續？所以，本論文希望藉由符號學、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的觀點，解析 13.

(14) 台灣在「全球博奕資本主義爆炸」的時代，從 1950 年開始的愛國獎券予以分析，並在發展過程中對「愛國獎券」、「公益獎券」、「運動彩券」以及「博奕觀光飯店設置的爭議」，進行一連串意識形態、符碼系統與資本累積的分析，希望對台灣博奕發展事業的進程展開歷史性與批判性的研究。最後，反思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在未來進展上，所必須面對的挑戰與應有的回應。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四：一、探討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博奕意識形態的辯證關係內容。二、探討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博奕符碼系統的辯證關係內容。三、探討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博奕資本累積的辯證關係內容。四、探討台灣博奕資本主義未來發展所應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14.

(15)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上述的問題背景、研究動機以及研究目的，試圖將研究切度鎖定在三個面向上來處理與解析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樣態。本論文針對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辯證關係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詳述如下：一、研究範圍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是以「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的歷史進程與演化歷程，作為本論述的中心焦點與核心議題。再者，本研究對於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關係，是建構在博奕彩券以及博奕觀光賭場設置是對於「金錢」、以及「利益極大化」資本追求之研究假定上。而本研究在縱向歷史線性發展過程中，歷史時間軸是從 1950 年 4 月 1 日台灣銀行開始發行的「愛國獎券」開始，依序「公益彩券」、「運動彩券」、「博奕觀光飯店合法化」為本論文的解析論述與歷史主軸；在橫斷共時性的切點上，本論文是以「意識形態」、「符碼系統」以及「資本累積」的三個研究面向，加上對於台灣當代社會發展與變遷進程的參考，依此對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影響進行三向度的解構。值此，藉由縱向歷史資料的整理分析以及橫向「文化再製」典範下的「符號論」、「文化霸權論」以及「文化資本論」的排列理解，藉此描繪出台灣博奕資本主義成長路線與博奕全像。最後，藉由上述分析的結果對台灣博奕資本主義所建的博奕世界樣態進行反思，藉此建構更加真實與完整的博奕樣態。二、研究限制基於本論文的研究題目、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取向上的特性，以及本論文研究視野是以歷史性與辯證性等質性的研究角度對所蒐集的內容資料進行質化分析。因此，本論文的研究限制呈現在四個面向上：博奕項目集中、欠缺量化資料的佐證、地下經濟、犯罪防治與上癮性賭博以及研究切點的限制。（一）博奕項目集中的研究限制因為本論文主要的研究主軸主要是以「台灣博奕資本主義」歷史發展為分析底幹。台灣博奕事業現有的種類原則上，是以「愛國獎券」、「公益彩券」、「運動彩券」以及「觀光賭場」為現今與未來可能發展的博奕依據。因此，在博奕項目的討論與選擇上，原則上是以台灣現有的「彩券」、「運動彩券」以及「觀光賭場」為主軸，至於香港、澳門等其他國家所有的「賽馬」、「賽狗」等其他博奕項目，不在本論文的討論提綱與項目之內。（二）地下經濟、犯罪防治與上癮性賭博的範疇台灣博奕事業地下經濟、犯罪防治以及上癮性賭徒的心理建構，是三個巨大 15.

(16) 討論的議題與範疇。台灣地下賭盤的流動金額往往上百億元，而上癮性賭客的心理與犯罪行為問題又是另一心理學與行為學領域的研究範疇。地下經濟綿密的人際關係，以及其與犯罪防治的課題，是本論文無法兼顧及且必須捨棄的討論的議題。（三）欠缺量化資料的佐證本研究採取的是質化取向的「歷史辯證研究法」，並依此歷史巨觀的角度檢視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影響社會大眾的民生樣態。因此，很難以量化研究的方式，對本文進行量化資料搜集或是某一特殊情境進行調查，此為本論文主要的研究限制。（四）研究切點的限制本論文主要的研究切點是以「意識形態」、「符碼系統」以及「資本」的角度對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生成與發展進行解析。因此，對於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可能生成的其他結果與因素，可能會有疏漏與遺漏之處。三、研究重要性（一）「博奕發展」在全球各地已成為一種難以抵擋的風潮，甚至成為一種觀察社會現象與變遷的學術與批判之運動。現今發展博奕事業似乎成為各個國家吸收與聚集國家財稅的另一項生產工具，世界各國無不爭相設立，希望藉由博奕觀光的推動，能夠吸引更多的觀光客進入該國進行博奕消費，藉此生產與吸收更多的經濟資本以及國家稅收。台灣的博奕事業發展，由於政府博奕政策始終抱持緊縮態度以及民間道德壓力的雙重影響，所以台灣學術研究對於本項議題仍有相當大的開啟空間。因此，本論文的研究成果能夠確實提供台灣博奕相關理論、基礎學理建構以及實務運用的參考價值。（二）台灣現今的博奕研究原則上分兩大部份：博奕彩券以及博奕觀光賭場。在博奕彩券部份，現今台灣主要的研究趨向主要是以彩券成本、盈餘與運用績效等經濟分析，以及博奕社會福利政策、彩券購買與消費行為研究為主；在博奕觀光賭場的研究部份，主要是針對博奕觀光賭場開放可行性評估，以及博奕政策分析為主；值此，台灣對於博奕議題的研究取向主要是針對經濟以及政策的研究為大宗。故本研究從「休閒社會學/文化再製」的研究典範，檢視整體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關係，提供了一個從休閒社會學、文化研究的創新角度以及分析視野。（三）本研究並非單純將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作一個單純的歷史研究單元，而是從台灣博奕歷史整體發展的過程中，將其切割成「意識形態」、「符. 16.

(17) 碼」以及「資本」的向度予以檢視。運用這三個向度對台灣博奕發展過程的檢視，可以清楚瞭解與知悉台灣博奕資本主義歷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辯證關係，以及台灣博奕資本主義如何展開其自身的歷史發展與社會運作。而此更可以清楚發現與理解國家機器、發行銀行以及大眾傳媒，在台灣博奕歷史發展過程中，其操作的痕跡與施為的軌道。藉此，有助於後續研究者以及台灣民眾，清楚知悉國家機器、發行銀行如何透過廣告符碼，進行博奕意識形態洗禮與博奕消費意識的鞏建，繼而清楚掌握各式各樣資本累積的樣態。（四）就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而言，瞭解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過程與內部互動因素，將有助於瞭解未來台灣博奕過去、現在與未來的演變與發展趨勢，而藉由「意識形態」、「符碼」以及「資本」的研究視野與研究切點，可以更加瞭解國家機器、大眾傳媒以及發行銀行，在台灣博奕發展中的操作過程與影響程度。藉此，為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的發展建立更加周全的文化辯證論述，以充分反應台灣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與過程中的質變與量變，同時可以提供學術界對於博奕彩券以及博奕觀光賭場研究的文獻基礎以及主管機關施政和制定政策的參考。. 17.

(18) 第四節. 文獻回顧—博奕資本主義發展的理論基礎與歷史系譜. 「全球化11」並不是新現象，而是自「資本主義」成形以來就不斷在進行的。在資本主義價值觀上發展起來的「全球化」，其核心是個人主義和追求利潤，資本主義藉由各式各樣不同類型的全球化進程，對世界各國家與地區進行資本的累積與營收；因此，全球化可以說是資本主義的動態觸角，而資本主義是全球化擴張的母體。楊雪冬（2003）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由不同主體參與的資本累積之歷史進程，對於各主體來說，參與既是一個認識全球性資本集中與獨占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反思資本累積的合宜性過程，更是一個行動研究資本的過程。自 1970 年代以來，資本主義體系面臨結構性危機，利潤率下降以及全球性經濟發展趨緩，因此產生全球經濟與商業重組的壓力，，此造成了新一波國際分工的發展契機，把世界每一個角落都捲進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中，促成了新的經濟整合與產業組織模式（萬毓澤，2002）。在新的國際分工架構下，跨國企業的力量逐漸膨脹與快速發展，將生產結構重新建置與分配到發展中國家，許多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成為已開發國家的勞力密集出口區，把世界各地的產業經濟區鑲嵌進「全球商品鏈」、「全球裝配線」之中。另一方面，外國直接投資12（FDI）與國際性的併購、接管大幅度增加，也都讓跨國企業體的商業權力越來越集中，甚至掌握 70%以上的國際貿易產值與區塊，而此為一種「生產的分散化，權力的集中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象。因為「全球化」一詞其「化」的概念與意涵，本身就意寓一個漸進動態與持續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涵這兩個面向：「能化」的主體以及因「全球」「所化」的客體。對西方資本家而言，「全球化」意謂著「經濟全球化」；對資訊科技工作者而言，「全球化」意謂著「資訊全球化」；對博奕業者而言，全球化象徵的意涵即是「博奕全球化」。再者，台灣開放博奕觀光休閒特許事業的議題，從 1987 年 7 月解嚴以來，即不斷於中央或地方被提出討論，過去官方或輿論往往基於道德與治安考量，無法凝聚社會共識，因此雖經多年一直未能進入開放設置階段。但是，近十年來，隨著國外觀光休閒博奕事業朝多元發展，尤其在澳門、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 11.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最早的說法有兩個版本，一、是由一個名叫泰爾多爾．萊維（Theodre Levitt）的學者於 1985 年發明的。他在《哈佛商報》上的一片題為「談市場的全球化」一文中，用全球化這個詞來形容此前 20 年間國際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二、是 Kilminster（1997）指出它最早出現在 1961 年出版的《韋伯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裡。到了 1980 年代中期開始形成重要的學術討論。1990 年代後，隨全球化勢力對人類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領域之重視，紛紛興起研究熱潮（參閱程光泉，2002）。 12 FDI 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的簡稱，中譯為「海外直接投資」。而此指的是外國在本國的長期資產投資，但並不包括在股票市場中的投資，為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帳」的一個組成元素。簡單的說就是指一家或數家公司以直接投資的方法，在國外設廠生產或銷售產品。 18.

(19) 博奕事業發展成績輝煌，以及 2008 年的全球性經濟的蕭條所造成台灣經濟恐慌，「開放博奕產業」這項議題，再度成為台灣政府、各界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大眾熱烈討論的議題，而台灣在這一波「博奕熱潮」的沖刷與影響下，逐漸形成一種「博奕救經濟」這樣的社會氛圍與共識。因此，在經過幾十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一連串的博奕政策的鬆綁、相關管理法條與配套逐漸形成共識以及台灣與跨國企業企欲參與競逐的表態後，台灣博奕事業的開展似乎得到些許經濟上發展上的契機。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有鑒於澳門、拉斯維加斯、新加坡、韓國等觀光賭場所帶來驚人的經濟效益，台灣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皆積極爭取博奕執照，期望能藉由設置合法賭場來活絡台灣整體/地方經濟與帶動地方觀光產業。一、博奕資本主義擴張的觸角工具—博奕全球化與博奕新自由主義13 楊偉中（2009）認為從 1980 年代開始，資本主義和它的意識形態教條－全球化、自由市場、彈性化等幾乎席捲了全世界。全球化被描述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純粹客觀與自然而然的發展過程：科技技術革命、國際貿易與投資的持續增加、民族國家國界的逐漸消失等；對這些國家而言，全球化等於繁榮、進步和安定，意味著「地球村」的來臨，資本行動中追求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普遍化的最終表徵。過去二、三十年支配世界政治、經濟的政府與跨國企業，在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至上/自由市場的意識形態）的指導下，極力在全球打破一切旨在維護人權、環境、勞工和婦女權益的種種保障，讓資本在全世界和各個產業、經濟以及生活領域中自由投資，以便把全球資本、資源、財富及自然生態都變成跨國企業、本土財團可以交易與營利的商品，這一切都在「自由化」、「取消管制」、「私有化」的論述中明顯進行。科技技術進步、經濟市場的開放和佔據政治支配地位、在全球範圍內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企業競爭激烈化，由此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結構與再整合。因此，在上述這種資本主義式張網意義下進行的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絕不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過去二十多年來，各國統治階級有意識的作為。當反對全球化論述出現與抗爭的同時，首先直指的就是反對跨國財團支配下的全球化；但是，既然全球化不單只是客觀過程，更是統治階級自覺推行的政經路線，既然這個路線造成了全球範圍內勞動人民處境的急遽惡化，因此對於反資本主義論述的顯現與重點提示，便成為現今反資本主義論述之所以存在的重 13. 新自由主義不僅是一種政治綱領，而且還經常是一種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現的政治綱領，它的話語形式包裹在「經濟」的範疇﹣如自由市場、自由貿易、解除金融管制、效率優先、利潤最大化、反對國家干預、私有化以及 WTO、IMF 等新經濟秩序的中介組織的功能等等。但是，新自由主義依靠超國家的和國家的政策力量和經濟力量､依靠以形式主義的經濟學為中心的理論話語建立自己的話語霸權﹐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點是依靠與政治的內在的聯繫形成的（參閱汪暉，1989）。 19.

(20) 要理由。 (一) 博奕資本主義與博奕全球化的聯結關係—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系譜與影響現今在台灣許多報章雜誌以及廣播電視中，都可以輕易發現「全球化」的概念與論述討論的顯現。台灣政府官員以及國家機器都是「全球化」為現今台灣走向國際舞台一項重要的概念與跳板。主流媒體對於全球化概念說明的焦點幾乎將其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球性的整合與影響」，並進而提出「地球村」或「台灣必須加入 WTO」、「資本與人才的全球流動」、「尊重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等論述。萬毓澤（2002）認為全球化這個詞彙雖然在 1980 年代中期出現，但進入 1990 年代後，這個詞彙取得了絕對的優勢，不僅學術界爭論不休，更重要的是，政治人物與企業菁英們開始大量使用這個觀念，並透過大眾傳媒的傳輸與影響，迅速建置與制約在普羅大眾的生活與意識中，全球化儼然成為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與「潮流」。而全球化的論述也依不同的特徵、中心思想、歷史過程呈現不同的觀點主張（表 1-1）。. 表 1-1 類. 別. 主. 要. 特. 徵. 全球化分析理論表超全球主義論. 懷疑論. 轉型主義論. （hyperglobalizers）. （sceptics）. （transformationalists）. 全球各地居民逐漸成為全隱藏國際經濟體系逐漸分全球所有國家與社會在企圖適球市場法則的規範主體，重裂成歐洲、亞太與北美三應更密切聯繫但處於高度不確視全球市場法則的建立. 大主要區域集團的事實. 定的世界. 國家利益至上. 模糊而不確定. 中心. 麥當勞之類的多. 思想. 國籍企業. 國家統治. 衰退或腐蝕. 強化或提高. 復甦或重建. 全球文明化. 區域集團與文化. 全球整合與分裂. 權利歷史軌跡. 衝突概念化. 全球化是人類行為. 全球化即國際化. 主張. 架構的重新安排. 與區域化. 簡要. 民族國家型態結束. 結論. 仰賴國家支持與默許的國際化. 全球化是國際關係與遠距行為的重行安排全球化促使國家權力與世界政治的轉型. 資料來源：全球化大轉變（頁 78）。沈宗瑞、高少凡、許湘濤、陳淑鈴，1991。 20.

(21) Levitt（1985）認為全球化是「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在世界性生產、消費和投資領域中的擴散」。Sassen（1991）全球化包含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大規模轉換。全球化涉及到國際貿易，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管理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建立工廠並銷售自己的商品的能力問題。Robertson（1992）全球化是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轉換、再次形塑，以及再次運作來產生一個更為整體的世界。Giddens （1999）認爲「全球化」是一個綜合性的發展過程，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文化和價值的全球一致性，其更指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種「經濟現象」，但不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全球化實際上是空間和時間的轉變，它不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各種過程的複合。Brown（1999）認為全球化是全球資金的移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國際生產與交換服務機會的更新等。Beck（1997）全球化指的是在跨國行動者及其權利的機會、取向、認同和網路運作之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打壓及穿透的過程。全球化若被認知為經濟上的強勢入侵時，貝克寧可將之稱之為「全球主義」（Globalism）。Harvey（1989/2000）全球化可視為是藉由傳播科技快速革新與市場交易型式的改變，所引發時空間的壓縮現象。總言之，全球化是一個範圍廣闊的進程，它受到政治與經濟兩種影響的合力推動。它不僅僅作爲當前政策的背景，全球化正在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組織發生巨變。對於「全球化」的思維，游祥洲（2002）認為研究全球化議題還有幾個盲點，應予照明：（一）簡單定位的思維：社會民眾與媒體論述不自覺地將「全球化」的課題與論，予以過度與輕易的簡單化。事實上，當研究者或是社會大眾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予以討論與辯證時，必須清楚知悉是否犯了「簡單定位」的謬誤。（二）獨斷性的思維：所謂「全球化」亦是「化全球」的同義詞。當某種價值或規範被認為應該普遍化於全球時，這個思維本身，已經隱含了某種程度的獨斷性。不論是殖民地主義者或研究者，如果缺乏深度的自我檢視與反身，容易陷入獨斷性思維的盲點。（三）二元化的思維：「化」字本身已經隱含了二元對立性，因為「能化」是化的主動者，「所化」是化的受動者。如果不能跳脫出二元對立的思考，就容易陷入強烈主觀性的盲點。（四）盲目的樂觀主義：有人將全球化比喻為「奧林匹克運動」的具體呈現，兩者都具有全球性參與的特質，亦具備在制約式遊戲規則之下進行競爭。這樣的比擬與形塑，一方面是盲目樂觀，另一方面則是簡單定位。但是全球化牽涉全人類各向度的所有生活習癖，且是每天都在進行的事件。全球化的遊戲規則更是複雜，其中所牽涉的政治、經濟與商業文化利益更為深廣。. 21.

(22) （五）必然論的思維：把全球化視為理所當然，並且理所當然地朝向西方式/美國式的經濟模式，這是完全偏離全球化的本質與概述。全球化相互影響的層面很多，經濟只是一個環節，其它還有文化層面。沒有人可以論定，什麼是全球化的必然方向或是必然內容。全球化基本上仍是一條未定的道路。所以，「全球化」在資本主義下作爲一種穩定的社會形態問世的過程持續進行中，資本主義的核心本質與論述是一種對內對/外都不斷擴張的利潤體系。因此，西方的資本主義者在運籌與使用「全球化」這個詞語概念時，其表徵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意象；亦即，「全球化」的概念內涵，具有強烈的目的論取向。當前全世界的經濟舞台上，高唱「全球化」論述與概念的提倡者，一部份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將「全球化」當成一個國政策與經濟利益目標目標予以強力推展，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企求創造出一種「全球化」的意識氛圍，以保護西方/ 美國資本主義者的商業利益。在這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脈胳中可以發現，「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時亦意謂著「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商業圖騰。因此，金寶瑜（2005）指出「博奕/賭博事業全球化」看起來好像是中立的名詞，但是它的後面卻隱藏著很強烈與強力的博奕意識形態。有關「博奕全球化」的主流論述中，幾乎一致認為「博奕全球化」現象顯示了博奕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威力，代表博奕資本主義的全勝，因此，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一定要屈服在博奕資本主義的規律之下，除此之外，別無它路。其實博奕資本主義的危機才是推動「博奕全球化」的動力14。美國博奕企業壟斷博奕資本要為剩餘的博奕資本在世界各地尋找商業出路，為剩餘的博奕商品尋找博奕經濟市場，以便紓解博奕資本過度積累的解危新策略。因此，「博奕全球化」是「博奕資本主義體系」中構成博奕資本積累的機制與關鍵。而在全球博奕體系中，西方、美國、亞洲等國家與地區不是孤立存在，而是彼此互相關聯與成長。. 14. 資本主義的危機才是推動「全球化」的動力。從 1970 年代初之後，世界的生產設備與市場總需求相對的過剩再度明顯化，世界資本主義開始了戰後的危機，國民生產和所得增長速度減慢。在先進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己經過剩，因此資本進入生產領域就越來越困難，剩餘的資本無處可去，資本積累就不能順利進行。經濟危機更帶來金融的危機，早在 1960 年代時，以美元為基礎的固定匯率就發生動搖，到了 1970 年代初，由國際貨幣基金維持的固定匯率因為美國宣佈美元不再兌換黃金而解體。之後，國際信貸的數額因為不再受到約束而大量擴張，信貸的擴張更進一步帶來了從 1970 年代初開始到今天的一連串的金融危機，而金融危機又更加深了經濟危機經過了幾年的過度時期，到了 1980 年代初，為了紓解資本積累的危機，美英統冶階級帶領，在政治上進行了全面的改革。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國內的改革中，壟斷資本的基地所在國，利用國際金融貿易組織來改變戰後前一時期的資本積累的策略，猛力地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擴張。因此推動「全球化」的動力就是壟斷資本要為剩餘的資本在世界各地找出路，為剩餘的商品找市場，以便紓解資本積累的危機的新策略（金寶瑜，2005）。 22.

(23) 到了 1980 年代，落後國家的統冶階級與國際博奕壟斷資本之間雖然仍存在著矛盾，但是他們之間對於博奕利益獲得的觀念與手段運用的認同是主要的，而博奕矛盾是次要的。博奕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體認自我博奕實力與應變處理的薄弱（博奕技術、博奕資金、國內道德壓力、犯罪現況的增加等），知道自我無力抵抗國際壟斷博奕資本所推展的「博奕資本主義」擴充現象，也瞭解「博奕資本主義擴充」是符合自己的階級利益。深恐趕不上「博奕資本化」的全球列車，因此在焦慮中，發出了「博奕資本化/全球化」是不可抵擋的趨勢這樣無奈呼聲。相反的，在博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作為博奕資本代理人的統冶階級開始了一系列博奕改革，此亦是「博奕資本主義霸權」中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國家的執政者改變了他們前期與博奕工會和平共處的策略，建立起各種對付博奕勞動階級的設施，以便打擊和限制博奕工會的力量，因此減低了博奕工人階級集體與博奕資本抗爭的力量。用博奕財政政策的博奕稅收和支出來重新分配社會的所得和財富，使得博奕財富向少數富有人手中集中。綜合上述討論，博奕資本主義的擴充化與全球化是隨著博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而確立，它所代表是一種博奕發展進步化的過程，而非博奕結果。博奕資本主義建構的驅力是來自於經濟全球化的擴散以及資本主義的危機，然而這樣經濟發展對於政治也產生新的衝擊，主要的變化內容體現在國家主權和政府職能轉換的現象。博奕資本主義在國家、民族、社會、企業所展現的是以博奕全球化的手段達到一種資本間的累積；博奕全球化在國際間與全球間的實際操作，其具有主動與能動的自主性的力量，進而擴充博奕資本主義在國際地理性空間的擴張、全球社會資源的移轉。如同Kotz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書中提到，資本主義藉由全球化的擴張形構成一種「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經濟樣態，其與有兩個與過去歷史階段有重大不同的物質實體存在：其一是「跨國企業力量的壯大」﹕其二是「跨國金融資本驚人的生長」。資本的跨國流動通常被認為是說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好指標，而現今呈現的「博奕資本主義擴充」或「博奕全球化」論述，是「博奕資本主義全球化」長期發展的歷史特殊形式。。在某種程度上，現今資本主義比1913年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頂峰有過之面無及，而在此年間博奕產業尚未發展成熟，因此其對世界或民族國家的影響力沒有成形。但是在某種程度上，這也意味著博奕資本主義全球化反映了博奕資本積累進程的長期趨勢，而不僅僅是日益增加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的結果（引自李懷明，2009）。. 23.

(24) （二）博奕資本主義與博奕新自由主義15的主從關係萬毓澤（2002）指出市場從來不會「自然」出現，而必須依靠政治、意識形態、甚至軍事來為市場開疆拓土，而「新自由主義」（又稱做「華盛頓共識」）的出現，就是最佳的例證。新自由制度主義在詮釋國際關係主張自由貿易和排除商業障礙是國家生存多元發展的核心（張光球，2008）。1970 年代中期後，英國首相佘契爾、美國總統雷根為首相繼推展與實施一連串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解除經濟管制、金融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與社會福利、補貼財團、鎮壓（本國及海外的）民主與勞工運動，而對外則要求各國開放經濟市場等。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要特徵為：解除資本管制、消除國界障礙、提高企業的獲利能力。程光泉（2002）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理論代表了西方 /美國政府和跨國資本家與企業的根本商業利益。在全球化有兩個基本的主張： 1. 強調市場至上：要求發展中以及未開發國家開放其國內市場、減少當地國家機器與政府的干預與影響，此被批評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2 . 主張全球治理：此主張全球治理是以西方為中心，國家應該與不同類型的國際/私人組織等行為主體共同合作。這個主張進一步邏輯推演是「超越民族國家」、「國家主權有限論」以及「國際干預的合理化」。但是，在意識形態上，新自由主義是不折不扣的市場與商品拜物教，其鼓吹「小政府、大市場」，認為市場機制將為人類帶來可觀的利益與利潤，政府干預將導致人民的利益損失與政府的經濟衰敗。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之下，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面臨了嚴重的財政問題，凱因斯典範崩潰與瓦解，「市場」成為解決一切問題的靈丹妙藥，取得了意識形態上的霸權，政治人物與企業菁英便開始聯手制訂新自由主義的政策，來催促資本主義的進一步重組。福山在《歷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中更是宣揚與推論，自由民主主義將是統一全球的最後徑路，其並認為全球化通過三種方式來終結上述所陳列傳統的衝突：一、是消費文化的全球化擴散，縮小了文化之間的價值差距；二、是民主的全球擴展，使政府不會發動戰爭；三、是世界統一為一個單一的全球市場使國家更加相互依賴，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他們更少攻擊性。所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個人為綜結的歷史進程，是主流的產官學界聯 15. 新自由主義是近二三十年西方經濟學的主要流派，也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識。簡單說，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復活，因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不能應付上世紀 1970 年代以來的滯漲問題而崛起，在英美等發達國家一時興盛，隨著「華盛頓共識」的形成與推行，嬗變為國際壟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領。其主要觀點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略政策方面則極力鼓吹、推行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理論和研究方法，它對市場經濟運作具有一定的說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鑒吸收；但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流意識形態，作為國際壟斷資本集團的核心理論體係和價值觀念，則必須堅決地反對和抵制（參閱劉國光和楊承訓，2009）。 24.

(25) 手推動的政治經濟計畫，而絕非不可逆轉的自然現象。這個過程是經濟地理學者所謂的「生產出不平等的時間、地理發展之過程」，它服膺的是資本積累的邏輯，而不是廣大受薪階級的需要；它關心的是如何在市場競爭的夾縫中攫取利潤、尋找利基，而不會顧及勞動條件的惡化、生態的破壞、生活水準的低落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在「地球村」內全球顯現的樣態一方面是越來越多人過著工作不穩定甚至完全失業的生活；另一方面面臨「國家的終結」，一方面卻親歷「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對弱勢民眾發動的攻擊。金寶瑜（2005）認為博奕新自由主義（目前以美國為首所執行的博奕經濟主張）的論述指出：「博奕自由貿易」有利於所有國家，而落後國家只有在「博奕自由貿易」中來參與世界的博奕分工，才能取得國內經濟成長。因此博奕落後國家應該本著它們自身的利益，取消一切對博奕貿易和投資的限制，並且要將它們的博奕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便應付「博奕全球化」的新情勢。再者，美國學者詹姆斯·皮特拉斯（1999）認為在整個世界博奕經濟市場，美國政府、美國博奕公司（威尼斯人集團/永利集團等）和亞洲博奕自由主義者（澳門/新加坡/韓國/菲律賓等）一起倡導「博奕個人主義」、「以博奕消費者爲動力的增長」和「非管制的博奕市場」。他們宣稱博奕企業支配的博奕市場産生真正的「博奕資本主義」和「博奕企業家」，對只擴展國內市場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則被他們斥爲「沒有效率」、「沒有競爭力」。這些人鼓吹「博奕資本主義全球化」、「靈活的博奕勞動力市場」、「國內產經結構調整」、「博奕競爭力」和「博奕解除管制」，這些現代最新的博奕資本主義形式，並裏應外合地將這一博奕自由主義論述擴散至所有的普羅大眾。但是，從更深層的角度檢視，博奕新自由主義的轉變深深影響了民族國家境內生産系統，削弱了其他生産性投資，導致某些傳統生產工業的嚴重倒退、社會問題逐漸增加。因此，民族國家國內的博奕道德與社會秩序危機影響了廣泛的社會階層，但由於博奕新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增長是脆弱的，因爲要支撐不斷增長的博奕市場，強大博奕投資者容易受到博奕回報率的影響，一遇到緊急情況其會抽出對於他國博奕資本的投資金錢，而這樣的博奕資本外移會造成被投資博奕國家人民失業、社會不安，造成不同程度的損失。但是，從 Harvey（2008）的觀點檢視博奕自由主義的發展，其認為博奕自由主義並沒有推動全球博奕經濟發展，而是透過一連串被投資的國家其資本與生產空間的重分配，搶奪原本應該發展的資本與資金的原始積累，並從博奕被投資國挪走金錢與資本給西方博奕企業財團做為發展博奕企業組織所用。新自由主義所承接的商業成就，是奠基於奪取式的資本積累，而非真正的商業發展。因此，博奕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使命，在於替博奕資本家（而非勞工）創造優良的博奕企業環境，並延伸、促進與累積所有博奕商業利益。.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