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理論與方法
本文企圖對於作者所參與的泰雅族人山林空間解殖的奮鬥，主體性空間的重新建 構行動，進行反思論述，盼能呈現與詮釋泰雅族人主觀的看法及其價值，而能尋求與創 造與大社會的對話與sbalay 和解的空間，達成族人所持續努力，殷切期盼的「做自己山 林的主人樣式」之願望。我相信，所有的人文社會，甚至純粹探索自然的知識生產，都 有其為更美好社會發展有所貢獻的目標，知識生產者必須交代與反省，所採行的理論與 方法，對於研究論題及其結論的詮釋與導向，可能會如何影響人們對於美好社會發展目 標的認知與行動。作者近年來參與汪明輝老師所領導的「原住民科學教育研究計畫」， 該計畫是以泰雅族、鄒族及達悟族的環境教育為例，就一再發現，原住民對大自然的知 識，與對歷史及倫理的知識是分不開的，如果對大自然沒有敬畏與順服的態度，如果不 瞭解人地互動的歷史，是沒辦法真正瞭解大自然的。在這當中所凸顯原住民的致知方式
（way of knowing），對「客觀性」的要求，與來自西方的主流科學，要求求知者必須從 其求知對象抽離的觀念，有所不同，反而要求要融入求知對象當中。
因此，底下交代我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就從研究倫理與自我角色定位著手開始。
一、研究倫理與自我角色定位
是不是有了良善的動機，就會以適切而符合倫理的方式進行研究，並獲得對研究的 主角有益處的結果呢67？我所從事的原住民研究(indigenous study)，是屬於什麼樣的性
66 三元辯證（trialectics）的意涵於後述研究理論第二部份說明。
67 原住民除了經常抱怨學者來部落做研究，往往在部落協助與提供之下，獲得資料，利益自己的研究，
部落卻什麼都沒獲得。送給部落的報告文章，除了描述與詮釋性研究，只是為學術性地瞭解部落進行「代 言」，沒有什麼用處之外，我還聽到很多抱怨是說，有些學者雖然是為幫助部落改善處境而做規範與倡 議性研究，但是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建議，多為政策倡議，卻無法讓部落有主動實踐的賦權效果，反而 讓部落陷入「被動」等待善意治理的對象，而一些針對部落發展的規劃見解，並非部落現實上所能採行 的，但是他們活在自己的想像中，甚至自以為義，又希望部落這樣去做，反而帶來困擾。整體說來，研 究的成果與作用，常常開創或再生產了部落的「弱勢處境」。除了純研究之外，也有從外面進來的，帶 有服務性質的研究/服務團隊，甚至是志在「組織部落」的社會運動團體，往往緊抓著他們在部落所找到 的少數一兩位「合作夥伴」，憑藉所掌控的資源「進駐部落」，卻是假「為部落服務」之名，挾制部落 來成就自己的計劃。這些話語，都常讓我心生警惕，擔心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犯了同樣的錯。
質？應遵循什麼樣的研究倫理？
泰雅族原住民學者官大偉曾把原住民研究簡單地分成三類，一是以原住民為題材的 研究；二是由原住民從事的研究；三是從原住民觀點所做的研究。他認為第二類，也就 是原住民從事研究，不一定就代表他能進行第三類，也就是從原住民觀點進行研究。反 過來說，非原住民如果能學習原住民觀點，也可能從事第三類研究68，這是我盼望採取 的角色位置。所有的原住民研究皆需面對：原住民的問題不是缺少研究，而是民族消亡。
現代西方所發展的學術，常強調客觀性與價值中立，基本上不管「研究對象」死活，形 成研究愈多，原住民族愈是消亡的怪異關聯，所謂的「搶救記錄」，似乎正是「屍體保 存」的作為69！不僅如此，原住民研究常常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鞏固、深化殖民文化霸 權而服務，以至於為殖民結構，包括本研究企圖要解構的殖民空間再生產所收編運用。
毛利原住民學者Linda Tuhiwai Smith 在其《解殖民方法論》(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書中，一開頭就說：「研究」可能是原住民世界中，最骯 髒的字眼(Smith，1999&2012:1)70，由此她對西方學術研究的殖民性格展開了強烈的批 判。
關於原住民的學術研究形成研究愈多，原住民族愈是消亡的狀況，聯合國在其所出 版的《世界原住民族的狀況》報告中，以語言保存的學術研究為例，特別提醒各國政府 要注意原住民學術研究對語言文化活化復振產生的排擠效應，而把語言替換成文化/社 會，更廣泛的情況也一樣，提醒各國別只偏學術界的文化/社會等原住民研究，卻忘了 更應投入資源於文化/社會的活化復振。不能因為學術界的原住民族研究，合理化原住民 族的消亡，側重語言記錄保存，反而取代排擠了培育更多族語使用者的活化復振計畫。
因此，學術研究記錄必須與活化復振嚴格區分(United Nations, 2009)。
在 Tuhiwai Smith 的論述裡，從原住民的立場來看，原住民研究的目的愈來愈清晰，
總結來說，就是：爭取民族及其文化和語言的生存，民族自決，以及重新掌控自己未來 的命運(汪明輝，2009：10-11)。但是，如果研究者的身份不是原住民，除了可以用可能 的非原住民「被殖民者」「本土」的立場，來從事「解殖民」「本土化」的研究之外71， 有沒有可能從事原住民立場、原住民觀點的研究？
紐西蘭學者 Carla Wilson 在對 Tuhiwai Smith《解殖化方法論》的評論(review)文章 中試圖探討非原住民是否能參與原住民的解殖研究議程這個問題，但是卻沒有獲得答案。
她指出，Tuhiwai Smith 的書，基本上是為原住民社群內的「局內人」研究發展研究議 程。在這個「解殖化方法」的議程裡，非原住民研究者在當前和未來的作用是較邊緣的。
僅管如此，此書對非原住民研究者仍具有很珍貴的價值。這本書提供了需要反思和批判 的，包括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假設和信念，並承認這些都不是「正規」(norm)的寶貴
68 這是我跨校選修官大偉老師2010 年在政治大學所開設的「原住民空間研究」課，在一次課堂上，官老 師所提出。
69 這是汪明輝老師課堂上討論原住民知識論的批判反省時所談論的一段話。這也可以從對於博物館將原 住民文物從部落帶走，放進殖民文化體系的一個空間與知識區位，進行標本式地展演，進行批判的角度 來看。
70 原文為“‘Research’ is probably one of the dirtiest words in the indigenous world’s vocabulary. ”(Smith 1999&2012:1)
71 例如洪雯柔(2009)運用來探究今日全球本土化脈絡下教育現象的改變，繼之思考比較教育研究的可能因 應。
提醒。在詳細瞭解紐西蘭的歷史，對這段歷史做另一種解讀後，所獲得特別寶貴的一課 是，需要意識到不同的世界觀和認識的方法，並對之開放。這也提醒研究者思考，在呈 現他者的任何陳述裡，誰的故事正在擁有特權，誰的故事正被邊緣化(Wilson，2001：
214-‐217)。
真正要面對這個問題，就必須從原住民知識方法論有別於現代西方學術客觀性要求 先行的一個觀點入手：自我(self)是研究的起始點。原住民研究者有必要對自我做為原或 非原住民加以再定位(repositioning)，以釐清發言與提問位置，進而思考如何轉化、導 引現有學術專業訓練以趨近或促成前述原住民研究的目的，做為原住民研究定位的判準。
否則，只會重覆主流學術之殖民知識研究的鏡廳(hall of mirrors)效應，將自我客體化，
並挾著西化/主流知識、觀點與學術使命(imperatives)進行研究。像是受雇於西方/主流 知識分工，使用流利的國語，為主流論述尋找空隙，再企圖以原住民經驗填補、印證，
成就西方/主流(殖民)知識之建構(汪明輝，2009:11)。作為非原住民的我，欲從事原住 民研究，應如何定位自我，以釐清發言與提問位置，進而思考如何轉化、導引現有學術 專業訓練以趨近或促成，原住民族的生存、自決，以及掌控自己的未來呢？怎麼樣是有 可能作為非原住民角色的我，而能學習、瞭解，呈現原住民的明白與知道呢？這是該由 誰來評判呢？
如何檢驗研究目的是為了原住民，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是當前他們想要的，研究的方 式是他們所認同的呢？這就說明經過研究主角認同的協同研究(collaborative research)的 必要性。我個人在參與到原住民族運動過程中，之所以從「幫手」的角色介入，來自於 初始的經驗。1980 年代末期，Twaw 與 Atung 除了幾乎是無役不與地參與原運抗議行 動之外，還一方面進行族語文化的田野調查與教材編寫，其中有一個部份是泛泰雅、太 魯閣、賽德克族紋面老人的探訪與拍照記錄工作。當他們把所拍攝品質不佳照片，出示 給我看，邀請我跟去幫他們拍時，我實在很難拒絕。在進行探訪調查的過程中，我常常 聽到他們批評一些攝影記者獵取紋面老人鏡頭、並成為己有的不當，而紋面是多麼莊重 尊嚴之事，豈容任意冒犯褻竇？因此，我常常在面對這些世紀容顏時，戒慎恐懼，懷疑、
擔心自己有什麼資格來拍？曾經按不下快門，把這樣的擔憂說出來時，被他們當頭命令 地吆喝道：「拍！不是你在拍，是我們在拍，你只是我們(按快門)的手！」如此我才放心 大膽地拍。但是，這並非完全無我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事。當你開始認同此事的 意義與價值，投入情感，構想該怎麼拍，怎麼做會更好時，自我就一定會出現，開始產 生自己的期望、想法與主張。
我與研究當中的原住民主角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只是協力者嗎？這需要誠實 地面對自我，作一番自我解剖。也需要真實地學習原住民的觀點，特別是原住民文化的
我與研究當中的原住民主角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只是協力者嗎？這需要誠實 地面對自我，作一番自我解剖。也需要真實地學習原住民的觀點，特別是原住民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