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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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五代至宋初的時間上下限界定
由於本研究所選取的範圍，為五代至宋初這段時間，無論在國際局勢、歷史 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皆具有時代轉變的關鍵性，因此本文就必須在時間範圍 上有所界定，以顯示五代至宋初這段時間所具有的特殊性。但由於本研究所關注 的領域，仍是此時文學、文化藝術上的開展，而文化的的革易和變遷，往往具有 疊代漸變的歷史進程，不如法令體制的改革，或王朝紀年的更換等，能用施行的 時間或登基的年份，進行年表式的劃分。由於本項研究屬性的關係，本文仍須對 研究的年份，做一大致上的分野，增加更多時間範圍上的彈性，且不完全依賴朝 代更迭的機械式討論。本文需界定出研究時間的上限與下限，盡可能的將選取的 範圍擴大，以保證研究的全面性，同時又須避免研究的範圍漫無邊際，因此對時 間的上下限界定，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本項小點的論述步驟，先代表性的舉出 幾項對五代進行界定的研究成果，再綜合本研究的需求，界定出時代的上限。至 於對本文研究時代下限的劃分，也依照相同的方式，先舉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再綜合本文的需求，將下限作一概略的劃分。
對五代起點的考察，本文舉出三位研究者的觀點，並論述其共通性與殊異性，
以顯示出本文對時代上下限的劃分，所參考的基本理論。首先，根據傅璇琮在《唐 五代文學編年史》中提出，五代起始於朱溫代唐立梁的開平元年(907)，考量十 國統一的時間較晚，而所謂的五代，應晚至(978)才算結束。76傅璇琮的《唐五代 編年史》以朝代的演進為綱要，但其論述與研究的重心，仍在於這段時間對文學 史料的繫年，並編次其先後順序，仍偏近於歷史資料的考索，因其史料具備了文 學性的關係，才將收編的範圍擴大，不單純以朝代為斷點。
76 傅璇琮：《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五代卷起始於朱溫代唐立梁的開平元年，(907)。趙匡胤於公 元960 年代周立宋，是為宋太祖，但那時全國還未統一，……因此，我們考慮五代十國的特點，
把時間延至978 年。」（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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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五代文藝性資料範圍的界定問題，也在張興武的《五代藝文考》中提出，
張氏一書認為，如果依照一般的理解，所謂的五代應從朱溫篡唐(907)開始，至 趙匡胤北宋王朝的建立為止。但張興武認為，十國之中的楊吳政權早在唐昭宗景 福元年就建立了，甚至錢鏐更在唐代乾福二年(875)年起，就開始割據吳越，認 為所謂五代，應更早於朱溫篡唐(907)，起算時間也需要更早至唐昭宗一代，該 書甚至舉出無論新、舊《五代史》的撰寫，也因為這些問題，而沒有侷限在王朝 更替的歷史常規中，將五代起算的時間概略的定在唐昭宗一代。77考量傅璇琮在 編纂《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的體例問題，與張興武單獨對五代進行研究的觀點，
與其書中提出新、舊《五代史》，對五代的上限，也不硬性設定在朱溫篡唐開始。
本文大致可以確定，若要研究五代，其起點無論是在歷史資料的排序，或對文藝 資料的分析考察，都不能以後梁建國(907)元年為上限，在上限的考定上，需要 有更多的彈性空間。
再如另一份研究，即何金蘭在《五代詩人及其詩》78中指出，在歷史的紀年 方面，五代雖然是從梁太祖篡唐自立開平元年起算，但正如前文所說，文學風尚、
流派的影響，與朝代的斷點終究有所不同，因此何氏一書將五代的上限，溯源到 唐僖宗乾符廣明大亂前後，採用了較為彈性的範圍界定，而五代的終結點則可晚 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在北宋降漢以後，十國最後一個國家滅亡為止。何氏一 書雖然將研究的上限，拉至唐僖宗乾符廣明大亂前後，將研究的廣度拉至更早以 前。這三份研究雖然對五代起始的定義各有不同，但根據張興武、何金蘭的研究，
仍可歸納出共通點，即五代的起始點應是模糊且寬泛，不能單以朝代為斷點，若 要對其進行文學研究，上限最早也可至唐僖宗乾符、廣明年間的大亂前後。但由
77 張興武：《五代藝文考》：「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謂五代，應該是指從朱溫篡唐、建立後梁政權 的公元907 年到趙匡胤代周自立、建立北宋王朝的公元 960 年這 53 年的歷史時段……十國之中 的楊吳政權早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就已告成立……舉凡列國初建的最早日期，大體都在後梁 開國之前的唐昭宗一代。正因如此，新、舊《五代史》的撰寫才沒有局限於王朝更替的歷史常規。」
（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9 月。），3-4。
78 何金蘭：《五代詩人及其詩》：「五代雖起自梁太祖篡唐自立的開平元年，終於周世宗顯德六年，
但五代詩却必須溯自唐僖宗乾符廣明大亂前後，推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北漢降宋，十國最後一 個國家滅亡為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 年 6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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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項研究所依據的底本為《全五代詩》，就研究內容而言，對五代時作品的選 擇，皆依據《全五代詩》所編錄時間範限，而根據張興武的說法，李調元輯錄《全 五代詩》大體上也都遵循了新、舊《五代史》選取範圍，將時間上限定定在唐昭 宗一代。79因此本文考量到研究的有效性，採用了與李調元《全五代詩》相同的 時間上限，在五代的部分，討論的對象即以李氏一書中所輯錄的作品為主，也因 李氏一書將五代收錄的作品上限，訂定於唐昭宗一代，因此本文研究範圍中所謂 的五代，其上限即是唐昭宗一代。
確定了研究範圍的上限後，本文亦須對下限有所說明。所謂的宋初，若依照
歷史事件做區分，北漢降宋以後，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中原內部正式 就進入了統一的局面。由此大概可以確定，所謂的宋代初年，至少可以從宋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979)開始起算。但正如前文所說，文化的更替進程，往往比王朝 紀元的改換更為複雜，推動文化轉型的因素，除了政治上的革易外，尚有多方複 雜的原因，因本文之侷限，無法在此一一闡述，故借鑑前人的研究成果，說明所 謂對宋初的時代界定，在學術研究中形成的共識，本文再綜合前人的成果，界定 出論述的範圍。二○○七年，涂美雲發表〈五代至宋初四朝之士行與學風試論〉80，內文雖 然沒有特別對五代至宋初畫下明確的時間定義，也沒有明確的界分標準，但卻可 以在該文的架構中看出，其所謂的宋初，最晚已經可以至宋仁宗一朝。該文獨立 一個小點，用以說明仁宗朝的學風轉變，基本可以判斷，涂美雲一文對宋代初年 的定義，下限最晚應可至仁宗朝。因其論文探討的方向，是當時的士行與學風，
這與探討文化藝術的演進，有某種程度的相似，即不因王朝更易而產生立即性的 變化，士行與學風的內部，自有一系列變化的脈絡，與文化藝術相同，都是屬於 緩慢且遞進的過程，因此該文在時間的劃定上，則需要較為寬泛且具有彈性的設
79 張興武：《五代藝文考》：「清人吳任臣撰《十國春秋》，王世禎編《五代詩話》，李調元輯《全 五代詩》，大體上也都遵循了薛、歐兩家的既定作法，即將『五代』的時間上限確定在昭宗一代。」， 4。 80 涂美雲：〈五代至宋初四朝之士行與學風試論〉《東吳中文學報》第十三期‧2007 年 5 月，頁 10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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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文雖然與本文考察的方向不同，但在時間的劃定上，卻頗值得本文參考。
另外在二○一四年，林煌達發表〈宋初對南方諸降國地區苛捐雜稅處理之探 討〉81，與前一篇文獻相同，林煌達一文雖然也未做出明確的時間界定，但卻在 史料的運用上，也將宋仁宗時期的史事納入分析的範圍，該文雖然是對制度進行 探討，與本文要研究的項目相去較遠，但也可以見到，在制度上對於宋初的時代 分限，已可以晚至宋仁宗年間。同樣在二○一四年，李妮庭撰寫碩士論文《閑樂：
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82，對宋初有了明確的時間定義，即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 年以前的詩壇，該文在研究的方向上與本文較為接近，也考慮到了文學風尚的革 易，與朝代紀年的劃分是不同的，並以學位論文的規格，處理了文學現象的演進 問題。因此在時代界線的劃分上，亦頗值得本文參考。
除此之外，至二○一六年，也有單篇論文，張梅雅的〈試論晚唐至宋初的敦 煌僧尼與社邑的互助關係：中古佛教僧尼參與社會慈善活動的動機與意義〉83， 從社會集團活動方面進行分析，就該文論述的內容而言，與前面幾篇文獻相同，
也使用到了宋仁宗年間的材料，該文的重點，雖然放在特定的社會僧尼集團與社 邑活動，也未對宋初做出明確的定義，但也可從論述材料，發現該文認定的宋初，
也涵括到了宋仁宗時期。上述列舉的研究，分別有從士人學行的角度切入，也有 從稅務制度，與民間僧尼活動切入，也有以學位論文的規格，對宋初時的白居易 接受進行論述。這幾份研究都顯示了一個共同點，即所謂的宋初，其下限應可以 設定在宋仁宗一朝，但不一定要拘限於宋仁宗朝中的具體年份。
本文綜合對宋初下限時間的研究，本文再結合《五代詩人與詩風》、《中唐至 北宋的典範選擇與詩歌因革》84，及〈「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85等文所提供的
81 林煌達：〈宋初對南方諸降國地區苛捐雜稅處理之探討〉《淡江史學》第二十六期‧2014 年 9 月，頁65-83。
82 李妮庭：《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82 李妮庭：《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