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論

一、公園理論由歐洲到臺灣的繼受與在地化

都市公園的概念自歐洲誕生，經過英國與德國造園學者的不斷突破，使都市 公園成為都市計畫中重要的公共設施。在造園學者理想中，公園不僅是民眾的休 憩所，也教化人民的場域，更是展示都市文明的場域。日本明治維新時，模仿德 國的模式將都市公園理論帶入本土，再透過殖民者的都市建設而引入臺灣社會，

使臺灣的都市公園帶有歐美(尤其是德國)、日本與臺灣融合的特色。就如同陳澄 波的《嘉義公園(一)》(附件編號)中熱帶鳳凰木與紅色日本神社交織出的文化生 命力。

二、殖民政府主導下的公園發展

嘉義公園經歷百年歷史，由現代都市美化與公共衛生的建設發展成為觀光遊 憩名勝。都市公園做為公共展示空間很難避免政治權力的介入，日治時期殖民者 透過都市公園推廣統治理想中的現代化都市生活，並展示官方建設成果。建設初 期，不論在公園區位選擇或內部設施設計上都是圍繞著殖民政府的規劃而來。因 此政府的轉向或財政問題都會影響都市公園的發展方向。因此，嘉義公園的發展 並非總是一帆風順，無論是公園的建設還是維護管都需要大筆的經費支撐，因此 政府的政策或財政因素時常左右公園建設的速度。會因為市區土地使用計畫改變，

而必須從市區搬到郊外；也曾因為財政困難成停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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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義公園建設初期，殖民政府主導了公園的規劃設計，所有設施的選擇都 依據殖民政府的好惡。對殖民政府而言都市公園是成陣文明的象徵，因此汙穢、

不雅的傳染病醫院必須遷移。嘉義公園中陸續興建了日本神道教的宗教空間，但 當公園擴張時，原本就在此的臺灣寺廟卻必須離開。對一般臺灣人而言，既未有

「都市公園」的概念，更無法介入決策。

三、嘉義公園的在地認同

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公園逐漸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無論種族、性別或 地位，民眾可以自由地使用公園的公共空間。而當民眾對公園空間的使用日增，

甚至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會對公園產生認同，甚至部分有影響力的 人士會轉而企圖影響公園的空間規劃，以求更符合自身需求。如此一來原本被動 接受公園價值的人們，就可能反過來影響政府對公園的規劃。

以嘉義公園而言，民眾最初無法分辨公園和原野空地的差異。搬至山仔頂後，

隨著設備和交通的完備，逐漸成為嘉義市民納涼、散步的好去處。公園中舉辦的 各式活動，無論是園遊會、慶典或是運動比賽，都吸引嘉義市民前往同樂。當外 來旅客來訪嘉義時，嘉義公園也是能代表地方的名勝景點。至此嘉義公園已成為 民眾生活的重要空間，也是地方認同的象徵之一。

當 1930 年代為了提升嘉義市產業發展，在地方政府支持，官紳與工商團體 的推動下，開始打造嘉義成為觀光都市。已成為嘉義地方象徵的嘉義公園，和山 仔頂周邊自然各社施成為重點發展對象。嘉義市民企圖透過將山仔頂打造為嘉義 的遊園地帶動地方工商發展。這樣的構想並非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規畫，市民為改 善嘉義經濟的期望，成為推動公園再度改造的主力。此時的改變不在只是為了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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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的政策理念，而是為了配合民眾輿論需求而發動。雖然，活動大多由部分紳 商團體主導，但仍是民眾自主常嘗試由中央政府手中拿回一點對嘉義公園的主導 權。即使在日治後期因戰爭而無法繼續進一步改造，但嘉義公園在市民心中已成 為家鄉的重要記憶。

四、戰後公園的沿變

日治時期，嘉義公園的建立雖然是為了打造殖民者現代化想像的藍圖，但最 後被接受，並轉化為嘉義民眾心中的地方象徵。本論文僅探討日治時期嘉義公園 的發展，但戰後的嘉義公園並未就此停擺。在新政府主導下嘉義公園發生了幾大 的轉變。政府企圖透過改名及內部改建，達成去日本化的目的。嘉義公園前的道 路被以孫文之名改為中山路，因此嘉義公園也改名為中山公園，範圍包括過去的 公園、神社及兒童遊園地，共 26 公頃，並於入門處設孫文銅像。改名使嘉義公 園被強迫脫離過去作為嘉義市遊園地的發展脈絡，用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為名，鎖 入中國的政治意識之中。直到 1997 年才在當時市長張文英任內改名回復嘉義公 園，但當地居民因已長期使用中山公園之名，因此許多嘉義人仍會使用中山公園 稱呼。而被改造的嘉義公園在空間規劃上，與過去已大不相同。日本風格的建築 和紀念碑陸續被拆除或塗抹水泥，在改成中國風格的設計。新的公園空間認同取 代過去的記憶，辨天堂消失變成了中國風情的小西湖；嘉義神社被改建成忠烈祠，

燒毀後改依據鄒族神話建立射日塔；清香亭被中油賣給神州補校，最後木造兩層 的華麗餐廳被大火中被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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