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向來都是筆者所感興趣與關注的議題，然而，在研究女性個人 敘述(women’s personal narratives)的文學作品時發現，無論東、西方在早期歷史書寫的傳 統過程中，只有男性才擁有說話的權力；也就是說，話語權決定於男性，女性向來都是 無聲的，縱使想要敘說也只能保持沉默；抑是女性裝扮成男性，採用男性敘事的話語特 色；或以男性的筆名從事寫作，無論如何，這樣的發聲方式只是內化了男性觀點的書寫，
更建立了男性書寫的權威。緣此，由男性代替女性發聲的機制，容易形成對女性的誤解 與偏頗，同時形成男性主導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無論男性是刻意的或 是無意的，然其建立的文化機制，容易形成一種集體文化霸權，無形中對女性造成壓迫、
剝削和扭曲。
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產生了一連串的巨 變，此時女性得以開始接受教育，為女性的自我書寫帶來新的契機。五四時期，個人主 義張揚，促使男男女女嘗試以新的文學形式表達自我，但是自傳一開始並不是以真人真 事為訴求，而是透過創作小說的方式偷渡自己的聲音，1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表達自我的 主張，彰顯個人的價值，這類文本也就是自傳式的小說。透過虛構的情節、故事表達自 我的主張，同時可以避免外界的質疑與探問。2此時期蘇雪林以筆名綠漪撰寫《棘心》3就 是自傳式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說，蘇雪林藉著故事中的主人翁代言表達自 己，而真實的我隱身於故事後，避免受到大環境現實壓迫。進入一九二Ｏ年代末期以後，
1柯小菁：〈評介 When “I”was Born：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婦女 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00。
2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 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58。
3蘇雪林：〈自序〉《棘心》(臺北：光啓出版社，1977 年)(11 月 7 版)，頁 4-5。
蘇雪林於晚年再出版自傳《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1991)，她對於早年撰寫《棘心》解釋說明：「當 時各方面顧忌太多。」因而只能：「將自己的身世與人生經驗，摻入虛構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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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小菁：〈評介 When “I”was Born：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00。 女性包括：黃廬隱《廬隱自傳》(1934)、陳哲衡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1935) 、謝冰 瑩《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1983)、蘇雪林《我的生活》(1967)、《浮 生九四－雪琳回憶錄》(1991)、沈亦雲《亦雲回憶》(1968)、毛彥文《往事》(1989)等。
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頁 29。
7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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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辜顏碧霞(1914-2000 年)出身自臺北三峽的書香門第的她，嫁與辜岳甫為妻，不料，辜岳甫英年早 逝，年方二十三歲的辜顏碧霞接掌「高砂鐵工廠」，成為臺灣第一位女社長（董事長）。辜顏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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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擺脫政治力的限制，但卻成為傳記文學的出版與發展的核心之地。然從王明珂先生的 收錄得知，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共有四百九十種，他們的作者有許多不同的社會身 分與地位，他們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有的是職業軍人；有的是學術研究者，他們 可能屬於某一個族群；也有可能來自於某一個地域，但大部分都是男性作者，女性只有 約占百分之九點六。12緣是可知，女性自傳的書寫在男性書寫主導的歷史中，仍占少數。
解嚴之後，由於政治鬆綁、言論和出版自由，臺灣女性回憶錄的書寫如雨後春筍相 繼出版。此時期由龍文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國現代自傳叢書」，投入自傳(傳記)的出版。
解嚴之後，開放改革的聲浪如潮水，勢不可擋，新聞言論、集會結社、報章雜誌的出版 發行得以自由。八Ｏ年代西方後現代主義引進臺灣，各種文學場域與意識型態興起，經 過激烈的論戰，而漸漸蓬勃發展。尤其到了九Ｏ年代，後殖民主義強調去中心化、建立 個體的主體性與拜女性主義之賜，女性意識逐漸抬頭，對於各種形式與議題的女性書寫 展開一片天。
九Ｏ年代中期以後，女性自傳文本增加，同時帶動女性自傳的研究風潮。女性自傳 書寫面貌多姿多彩，有別於歷史自傳、哲學性自傳或文學形式自傳的風格。女性傳記的 文類，有的以「我」表述日常生活細節以及主觀陳述自己內心的情感，如：蘇雪林(1989)
《浮生九世－雪林回憶錄》、楊千鶴(1921) 《人生的三稜鏡－一位傑出臺灣女作家的自 傳》、蕭曼青(1921)《像我這樣的母親》；有的捕捉男性企圖忽略壓抑日常生活價值的 操作，如：楊祖君的《玫瑰盛開》(1992)、邱瑞穗《異情歲月》(1994)；有的從婚姻中 探求婚姻與自我關係，如：蔣碧微(1899-1978)《蔣碧微回憶錄》(1966)、陳香梅(1925)
《一千春天》(1962)；有的從女性的視角觀看歷史，如：沈亦云(1894-1971)《亦云回憶 錄》(1980)回顧辛亥歷史、黃慕蘭(1907)《黃慕蘭回憶錄》(2009)回顧北伐革命的歷史等。
無論書寫的形式與內容如何，都是傳主從自己日常生活與生命經驗切入書寫，更可以明 確的說，「女性的歷史是由女性自己書寫，不容由他人代筆或立說」。易言之，九Ｏ年
12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頁 1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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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起，女性意識抬頭與女性自覺省思後，自傳成了女性為自己發聲的最佳策略與方式，
女性以透過真實自傳的書寫代替過去虛構的歷史。自傳成了女性為自己發聲的最佳策略 與方式，不再由他/她人越俎代庖發聲，將以自己的話語，敘說自己的故事(her-story)。
鑑於臺灣女性自傳書寫，在二ＯＯＯ年之前，著重於傳主於自傳呈現的意義，讓歷 史的聲音更加多元；並注意傳主是如何覺醒，對自己的主體性有什麼樣的認識，才會促 成她想要書寫自己的歷史(her-story)。有鑑於此，筆者從女性書寫的文類中，選擇以女性 自傳作為研究的文本，因為自傳是由傳主自己撰寫其人生的經驗與生命故事，是表達自 我的最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