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彭雅玲 博士
女性生命的離散－
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的自傳書寫研究
研究生：謝孟琚撰
中華民國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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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命的離散－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的自傳書寫研究
摘要 解嚴後，拜女性主義風潮之賜，臺灣女性自傳文本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版。自傳成了 女性為自己發聲的最佳策略與方式，女性以透過真實自傳的書寫代替過去虛構的歷史， 將以自己的話語敘說「她的故事」(her-story)。本文以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三位離散 女作家的自傳為研究對象，瞭解作家離散的境遇與歷史時代的關係，並觀照比較三人離 散的時空和交會之處。本文從「離散」概念與「後殖民」理論展開論述，透過自傳文本 的離散脈絡，瞭解女作家的「生命史述」，以及達成自我定位的意義。 首先，「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界定東、西文化的女性自傳，並整理前 行研究的成果，說明本文寫作的構想。接著「蘊育：抗戰～六Ｏ年代文學的啟蒙與發展」 說明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文學蘊育的過程；戰後臺灣的文藝政策與一九五Ｏ、六Ｏ 年代的文藝思潮對臺灣文學發展的影響，為後文論述做奠基的工作。 論文主題，從離散（diaspora）的根(root)與路徑(routes)概念，開展齊邦媛、聶華苓、 陳若曦離散的境遇，透過地方的再現與創造，彰顯生命地圖與生命型態。無論是「被迫」 或「主動」的離散，從中瞭解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生命旅程中理想的「召喚」，並 透過想像、建構自己的烏托邦，從追尋烏托邦的過程，提昇自己的理想與價值。 進而，採後殖民理論研究齊邦媛、聶華苓與陳若曦三位女作家，透過家族史與生命 史交錯大歷史的書寫，補述中國近代史原貌，建構庶民的歷史。解嚴之後，三位作家在 臺灣政治環境與社會型態改變下，重構自己的身分認同。進一步分析，齊邦媛、聶華苓、 陳若曦運用敘事話語，透過權力的本身，找到發聲的位置；並敘說自己對臺灣文學的貢 獻，進而展現生命的高度，達成女性主體的自我定位。 最後，歸納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三位女作家自傳書寫的類型，與離散回返的路 徑，並論及未來研究仍可深化的空間。 關鍵字：齊邦媛、聶華苓、陳若曦、離散、自傳、後殖民III
Diaspora in Women’s Lives: A Study of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y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Abstract
Since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and the rise of Feminism,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aiwan.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is considered the best strategic tool for a woman to make herself heard. By truthfully writing about themselves, the female writers are replacing the once predominant, often fabricated histories with their personal tales—that is, narrating the “her-story” in their own words. This essay concentrates on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y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delves into the writers’ circumstances in the Diaspora and how they reflect the tim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Diaspora” and “Postcolonialism” being its main methodologies, this essay aims to learn the female writers’ “narratives of life” and how they position themselves in an autobiographical, diasporic context.
There are seven chapters in this essay.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author’s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goals, and defines the features of women’s autobiographies respectivel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t also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presents the writing concepts. Chapter 2 “Cultivation: Literary Enlightenment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1960s” tells how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developed their literary senses, and how literature-related policies in post-war years and the trend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nfluenced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se finding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nsuing chapters. Chapter 3 “Forced Exile: A Manifestation of Life’s Map” shows the lives of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following the roots and routes of Diaspora. Here, life’s maps and forms are manifested by re-presenting and re-creating “place.” Chapter 4 “Pursuits: Callings from Utopia” studies the “callings” for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as they take their life’s journeys. By imagining, constructing and pursuing one’s Utopia, personal ideals and values may be improved. Chapter 5 “Mending History: Constructing Folk History” suggests that Chi Pang-yuan and Nie Hua-ling attempt to retrieve what has either been omitted or neglected in official histories through the writings about their family’s past, in addition to constructing women’s everyday history. This chapter also delves into how the three writers reconstructed their identities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when polit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evolved along. Chapter 6 “Positioning: Finding a Stance on which Women Speak for Themselves” analyzes the narratives which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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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find a stance and speak for themselves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even list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It is in this way they express the depths of their lives while discovering their female subjectivity. Chapter 7 “Conclusion” respectively co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y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and Lucy Chen. This chapter also acknowledges the virtues of this genre, while pointing out the topics worth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Chi Pang-yuan, Nie Hua-ling, Lucy Chen, Diaspora, autobiographies , post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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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成果回顧與討論 ... 5 一、東、西方文化中的自傳 ... 5 二、臺灣女性自傳研究 ... 1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目的 ... 26 一、研究範圍的釐定 ... 26 二、研究問題的提出 ... 3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章節 ... 33 一、理論觀念的援用 ... 33 二、論文章節 ... 38 第二章 蘊育：抗戰～六Ｏ年代文學的啟蒙與發展 ... 41 第一節 抗戰時期的文學薰陶 ... 41 一、家學淵源與國際性雜誌的啟蒙 ... 41 二、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洋文學的啟蒙 ... 45 第二節 戰後臺灣的反共文藝政策... 49 第三節 五Ｏ～六Ｏ年代的文藝思潮 ... 53 一、自由主義的思潮：《自由中國》 ... 53 二、現代主義的思潮：《文學雜誌》 ... 60 第四節 結語 ... 66 第三章 被迫：生命地圖的彰顯 ... 69 第一節 流離／安頓交錯的生命－齊邦媛 ... 70VI 一、離開原鄉四處流離 ... 70 二、走避世外桃源樂山 ... 75 三、落地生根福爾摩沙 ... 79 第二節 流亡／疏離錯置的生命－聶華苓 ... 83 一、順著嘉陵江水流亡 ... 83 二、在監視下逃離臺灣 ... 89 三、遠走異國他鄉疏離 ... 91 第三節 尋根／回歸認同的生命－陳若曦 ... 99 一、成長歲月中的思索 ... 99 二、圍城中的生命桎梏 ... 101 三、落葉歸根回返故園 ... 106 第四節 結語 ... 107 第四章 追尋：烏托邦的召喚 ... 111 第一節 情愛的烏托邦－齊邦媛、聶華苓 ... 111 第二節 學術的烏托邦－齊邦媛 ... 123 第三節 文學的烏托邦－聶華苓 ... 133 第四節 家園的烏托邦－陳若曦 ... 136 一、自由主義烏托邦 ... 137 二、社會主義烏托邦 ... 146 三、人權生態烏托邦 ... 153 第五節 結語 ... 154 第五章 補史：庶民歷史的建構 ... 157 第一節 一九四九年前：家族史觀下的近代中國 ... 158 一、憑弔中日抗戰的英雄 ... 158
VII 二、揭穿國共權力鬥爭的真相 ... 167 三、解開東北淪陷的密碼 ... 172 第二節 一九四九～一九八七年：個人生命史觀下戰後臺灣 ... 175 一、再現臺灣殖民歷史 ... 176 二、印刻臺灣威權統治 ... 178 三、見證臺灣現代建設 ... 188 第三節 一九八七年迄今：身分認同中的解嚴臺灣 ... 190 一、記錄國家意識形態的演繹 ... 191 二、尋找身分認同成為臺灣人 ... 196 第四節 結語 ... 201 第六章 定位：女性言說的位置 ... 203 第一節 文壇與學界的努力建設 ... 204 一、臺灣文學推介的耕耘者－齊邦媛 ... 205 二、臺灣文學作家的培育者－聶華苓 ... 217 三、臺灣文學發展的見證者－陳若曦 ... 220 第二節 自我觀照後的終極關懷 ... 227 一、同體大悲的人道關懷 ... 227 二、永續生存的環境關懷 ... 230 第三節 結 語 ... 231 第七章 結論 ... 233 第一節 女性自傳書寫的三種類型... 234 一、君父城邦的書寫 ... 234 二、女性意識的書寫 ... 235 三、理想實踐的書寫 ... 237
VIII 第二節 離散女作家原鄉／異鄉的回返 ... 238 第三節 未來研究發展 ... 240 參考文獻 ... 242 一、中文專書 ... 242 二、西文譯著 ... 246 三、西文部份 ... 247 四、學位論文 ... 249 五、中文期刊 ... 250 六、電子媒體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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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向來都是筆者所感興趣與關注的議題，然而，在研究女性個人 敘述(women’s personal narratives)的文學作品時發現，無論東、西方在早期歷史書寫的傳 統過程中，只有男性才擁有說話的權力；也就是說，話語權決定於男性，女性向來都是 無聲的，縱使想要敘說也只能保持沉默；抑是女性裝扮成男性，採用男性敘事的話語特 色；或以男性的筆名從事寫作，無論如何，這樣的發聲方式只是內化了男性觀點的書寫， 更建立了男性書寫的權威。緣此，由男性代替女性發聲的機制，容易形成對女性的誤解 與偏頗，同時形成男性主導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無論男性是刻意的或 是無意的，然其建立的文化機制，容易形成一種集體文化霸權，無形中對女性造成壓迫、 剝削和扭曲。 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產生了一連串的巨 變，此時女性得以開始接受教育，為女性的自我書寫帶來新的契機。五四時期，個人主 義張揚，促使男男女女嘗試以新的文學形式表達自我，但是自傳一開始並不是以真人真 事為訴求，而是透過創作小說的方式偷渡自己的聲音，1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表達自我的 主張，彰顯個人的價值，這類文本也就是自傳式的小說。透過虛構的情節、故事表達自 我的主張，同時可以避免外界的質疑與探問。2此時期蘇雪林以筆名綠漪撰寫《棘心》3就 是自傳式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說，蘇雪林藉著故事中的主人翁代言表達自 己，而真實的我隱身於故事後，避免受到大環境現實壓迫。進入一九二Ｏ年代末期以後，
1柯小菁：〈評介 When “I”was Born：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婦女 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00。 2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 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58。 3蘇雪林：〈自序〉《棘心》(臺北：光啓出版社，1977 年)(11 月 7 版)，頁 4-5。 蘇雪林於晚年再出版自傳《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1991)，她對於早年撰寫《棘心》解釋說明：「當 時各方面顧忌太多。」因而只能：「將自己的身世與人生經驗，摻入虛構的小說。」
2 因國共衝突愈演愈烈，加上日本外侮的侵略，左翼文學甚囂塵上，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 以至於過去五四時期女性隱身於小說背後的文學做法，已經無法被主流文學界所接受。 擠壓個人的聲音，迫使女性作家不得以改變創作形式，自然而然女性書寫自我生命成了 另一種選擇。4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到西方思潮、西方自傳理論與自傳書寫的影響，中國吹起 了自傳熱潮。加上胡適、梁啟超、郁達夫等人的鼓吹，中國開始自傳的書寫，適時為中 國女性作家在書寫生命時提供範本。5孟悅、戴錦華認為，隨著現代化的追求與民族解 放的呼聲，中國的女性浮出歷史地表，衝出漫長兩千年來歷史的無意識，6此時不是因 為女性性別意識覺醒，而是因為在男性文化先驅運動的呼喊下發展出來的。孟悅、戴錦 華進一步提出，五四時期女性作家的寫作未臻成熟，但是在男女平等、破除封建傳統的 新穎口號下，給了女性作家「我可以寫我思、我想、我的生活」的想像空間，然女性作 家因受於生活經驗與文化的限制，因此她們的寫作也只能寫生活中的人事物以及自身的 經驗，7表現女性作家自己或同性的生活經驗和思索，成為女性作家一再反覆的動機。 然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女性接受西方「人道精神」與「個性解放」思想薰陶，而成 為新一代的知識女性，展開撼動父權秩序的革命，讓代表女性群體的現代女作家，在這 一場文化斷裂中擁有女性說話的權利。 至於臺灣的自傳書寫，在日治時期並不發達，一方面是因為傳記文類向來不受文壇 的重視屬於邊緣文類，另一方面是因為臺灣處於殖民統治時期，確實不利於作家以自傳
4柯小菁：〈評介 When “I”was Born：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00。 5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舊封建體制，張揚人性。郁達夫認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致力追求人性 的解放，探索人獨立的價值。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轉變，高昂的個人主義抬頭，強調人至 高無上的價值、個人的不可複製性。周昌隆：《新思潮與新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臺北：時報文化 出版，1995 年)，頁 15。 胡適拋磚引玉撰寫《四十自述》開啟自傳書寫之窗，受到這股書寫風潮影響日後寫出自述性文本的 女性包括：黃廬隱《廬隱自傳》(1934)、陳哲衡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1935) 、謝冰 瑩《一個女兵的自傳》(1936)、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1983)、蘇雪林《我的生活》(1967)、《浮 生九四－雪琳回憶錄》(1991)、沈亦雲《亦雲回憶》(1968)、毛彥文《往事》(1989)等。
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頁 29。 7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頁 74。
3 表達自我，「其他文類可以採用種種隱晦的文學手法，以傳達作者的思想，但自傳為傳 主個人生命經歷所呈現思想轉折與性格形成，寫作強調真實性的敘述，使他受到更大的 限制。」8 因日治時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若以自傳書寫其生命經驗、思想， 恐造成更大的身心迫害。固然，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例如林獻堂、吳新榮、張深切等人 留下大筆的日記，或與文人之間往來的書信等豐富的文獻資料，但都在解嚴之後才得已 浮出檯面。9 相對於男性受到現實環境所囿，日治時期對普遍教育程度低落的臺灣女性而 言，想要透過書寫自我呈現的困難則更高；另一原因則是女性一直無法獲得男性的首肯 登上大雅之堂，因此女性的故事找不到發聲的園地。正因為如此，辜顏碧霞10 於一九四 二年出版的自傳式小說《流》，是日據時期唯一出版的長篇，更顯勇敢獨特。 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同日本殖民時期在政治上實施高壓威權統治，箝制人民思想創 作的自由，同時壓抑自傳文學的發展。到了一九六二年劉紹唐創辦「傳記文學出版社」， 持續發行《傳記文學》月刊，並編印「傳記文學叢書」、「傳記文學叢刊」、「傳記文 學集刊」、「民國史料叢刊」，11 積極鼓勵回憶錄、傳記與自傳的書寫，雖然出版社無 8李麗華：《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臺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書寫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 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頁 6。 9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吳濁流以小說形式書寫的《無花果》可說是日治時期代表性 的半自傳作品。該書完稿於一九六七年底，一九八六年分三期連載於《臺灣文藝》雜誌，因部分內 容涉及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一九七Ｏ年以單行本發行，但被國民黨列為禁書並隨即查扣，僅能暗中 流通。直到解嚴後才由前衛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年公開發行。 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4。 10辜顏碧霞(1914-2000 年)出身自臺北三峽的書香門第的她，嫁與辜岳甫為妻，不料，辜岳甫英年早 逝，年方二十三歲的辜顏碧霞接掌「高砂鐵工廠」，成為臺灣第一位女社長（董事長）。辜顏碧霞 因為熱愛文學，曾資助擔任過小孩家教的呂赫若，卻也因此在白色恐怖事件中受牽連而入獄。辜顏 碧霞於一九四二年出版日文小說《流》，因為作品內容暴露了大家族內部親族的鬥爭，引起辜家很 大的震撼，據說辜家到市場上搜羅該書，之後集中銷毀。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又翻譯為華文後發行 出版。辜顏碧霞在《流》小說中批判大家族裡你爭我奪的醜態，以及遇到婚喪喜慶便流於奢侈的陋 習。呂明純認為，辜顏碧霞不同於同時代知識分子對社會習俗的針砭，僅是著眼於現代化或是民族 的救亡圖存的大視角，而是關注存在已久的浮華陋習。這些陋習將是傷害純真骨肉親情最深的根 柢，於是辜顏碧霞才會站在情感的基礎上，來反對這些誇張的習俗，希望能除卻社會舊病。辜顏碧 霞著，邱振瑞譯：《流》(臺北：草根出版社，1999 年)。 11「傳記文學出版社」編印的「傳記文學叢書」為三十二開本，每本共數萬字到數十萬字不等，到一 九九Ｏ年共出刊一Ｏ四部，第一本為劉紹唐等人於六十七年一月出版《什麼是傳記文學》；「傳記 文學叢刊」為二十四開，第一部為王雲五於一九六四年著《談往事》；「傳記文學集刊」共四部， 包括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徐志摩全集》六集，蔣復璁、薛光前主編的《蔣百里全集》六集；「民 國史料叢刊」由劉紹唐與吳相湘主編，為十六開精裝。以上四大類叢書、叢刊的書目詳載於《傳記 文學》七十六期第二卷。
4 法擺脫政治力的限制，但卻成為傳記文學的出版與發展的核心之地。然從王明珂先生的 收錄得知，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共有四百九十種，他們的作者有許多不同的社會身 分與地位，他們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有的是職業軍人；有的是學術研究者，他們 可能屬於某一個族群；也有可能來自於某一個地域，但大部分都是男性作者，女性只有 約占百分之九點六。12緣是可知，女性自傳的書寫在男性書寫主導的歷史中，仍占少數。 解嚴之後，由於政治鬆綁、言論和出版自由，臺灣女性回憶錄的書寫如雨後春筍相 繼出版。此時期由龍文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國現代自傳叢書」，投入自傳(傳記)的出版。 解嚴之後，開放改革的聲浪如潮水，勢不可擋，新聞言論、集會結社、報章雜誌的出版 發行得以自由。八Ｏ年代西方後現代主義引進臺灣，各種文學場域與意識型態興起，經 過激烈的論戰，而漸漸蓬勃發展。尤其到了九Ｏ年代，後殖民主義強調去中心化、建立 個體的主體性與拜女性主義之賜，女性意識逐漸抬頭，對於各種形式與議題的女性書寫 展開一片天。 九Ｏ年代中期以後，女性自傳文本增加，同時帶動女性自傳的研究風潮。女性自傳 書寫面貌多姿多彩，有別於歷史自傳、哲學性自傳或文學形式自傳的風格。女性傳記的 文類，有的以「我」表述日常生活細節以及主觀陳述自己內心的情感，如：蘇雪林(1989) 《浮生九世－雪林回憶錄》、楊千鶴(1921) 《人生的三稜鏡－一位傑出臺灣女作家的自 傳》、蕭曼青(1921)《像我這樣的母親》；有的捕捉男性企圖忽略壓抑日常生活價值的 操作，如：楊祖君的《玫瑰盛開》(1992)、邱瑞穗《異情歲月》(1994)；有的從婚姻中 探求婚姻與自我關係，如：蔣碧微(1899-1978)《蔣碧微回憶錄》(1966)、陳香梅(1925) 《一千春天》(1962)；有的從女性的視角觀看歷史，如：沈亦云(1894-1971)《亦云回憶 錄》(1980)回顧辛亥歷史、黃慕蘭(1907)《黃慕蘭回憶錄》(2009)回顧北伐革命的歷史等。 無論書寫的形式與內容如何，都是傳主從自己日常生活與生命經驗切入書寫，更可以明 確的說，「女性的歷史是由女性自己書寫，不容由他人代筆或立說」。易言之，九Ｏ年 12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頁 147-184。
5 代起，女性意識抬頭與女性自覺省思後，自傳成了女性為自己發聲的最佳策略與方式， 女性以透過真實自傳的書寫代替過去虛構的歷史。自傳成了女性為自己發聲的最佳策略 與方式，不再由他/她人越俎代庖發聲，將以自己的話語，敘說自己的故事(her-story)。 鑑於臺灣女性自傳書寫，在二ＯＯＯ年之前，著重於傳主於自傳呈現的意義，讓歷 史的聲音更加多元；並注意傳主是如何覺醒，對自己的主體性有什麼樣的認識，才會促 成她想要書寫自己的歷史(her-story)。有鑑於此，筆者從女性書寫的文類中，選擇以女性 自傳作為研究的文本，因為自傳是由傳主自己撰寫其人生的經驗與生命故事，是表達自 我的最佳的方式。
第二節
研究成果回顧與討論
一、東、西方文化中的自傳 自傳一詞，《辭海》定義為：「自述生平之著作」，在中國稱為「自述」、「自敘」、 「自贊」、「自紀」、「自記」、「敘傳」……等，。在英文字典自傳的英文“autobiography”， 從希臘字源看來，自傳是「自己」(auto-)對於「個人生平」(bios-) 的「敘述」(graphia-)， 13也就是說：「敘述個人生平的著作。」因此可從下列觀點探討自傳：(1)自己(auto-)。13 Autobiography(n)：[Auto- + biography.]：A biography written by the subject of it； memoirs of one's life written by one's self.
[1913 Webster]
(1) Autocarpous: a biography of yourself (2) Moby Thesaurus words for autobiography
Clio, Muse of history, adventures, annals, biographical sketch, biography, case history, chronicle, chronicles, chronology, confessions, curriculum vitae, diary, experiences, fortunes, hagiography, hagiology, historiography, history, journal, legend, letters, life, life and letters, life story, martyrology, memoir, memoirs, memorabilia, memorial, memorials, necrology, obituary, photobiography, profile, record, resume, story,theory of history
參考《英漢字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http://www. cdict.net/，2014..4.15)；《新浪字典線 上英漢字典》，http://www .dictionary.sina.com.tw，2013.4. 15) 。
6 即傳主本人，傳主從「現在的我」看待∕回憶「過去的我」(2)個人生平(bios-)。傳主必 須選擇哪些故事表達自己的一生(3)「敘述」(graphia-)。自傳的表達媒介是語言文字，作 者選擇以何種敘事的方式，何種視角，何種位置，何種高度，其書寫過程必然加入「自 己的想像」，14來架構安排生平所經歷的事件，作者的自敘則是「自我的詮釋」。而作 者敘述的動機以及故事的背後具有什麼意義，亦會影響自己或他人∕社會對自我的評 價。自傳是了解作者語言風格、生平事蹟的第一手資料。它是作者見證時代，表現自己 於時代所處的地位、共同命運、政治與動盪歷史中較為大視野的文學作品。 西方自傳一詞最早因為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強調神我的關係，西元三九七年奧古斯 丁（英語：Aurelius Augustine; 拉丁語：Aurelius Augustinus，354-340)的《懺悔錄》服
於神性的自我（confession），將自傳視為一部自己的懺悔錄，自己向神告解（confession），
是一種主體向客體告解的關係(From subject to object)。在十八～十九世紀學者中川久定
以盧梭(法語：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confession）「意欲走出個性的自
我，訴諸自然的我」和斯湯達爾（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安席•布胡拉傳》 為分析研究對象指出，不同於奧古斯丁「神性的自我」，兩位作家寫自傳的動機「肇因 與他人不同的自覺和以此自覺為媒介的自我主張」，15 也就是說他們發現「他人」與「自 我」的不同，這就是自傳書寫的根基。 然西方學者如何界定自傳？傳統自傳本是歸屬於傳記(biography)16的一環，但自傳 在不同時代有不盡相同的形式，很難將其統一的歸類，美國自傳學者詹姆斯‧歐奈（James Olney）說： 14林秀玲：〈初試啼聲：《蔣碧微回憶錄》的女性主體書寫〉《現代文學的女性身影》(臺北：里仁 出版社，2004 年)，頁 103-104。 15中川定久著，李樾譯：〈盧梭‧斯湯達爾與自傳〉《當代》第 55 期(1990 年 11 月) ，頁 35。 16傳記(Biography)是記載人物生平事蹟的文本，傳記一般是由傳主自己口述而由他人作傳，抑是由他 人對傳主的生平事蹟加以觀察考證而為之作傳。傳記的構成的要素：傳主必須是真實人物，敘述的 事件必須是真實的，作為文學的一個類型，允許有一定成分、合理的想像與虛構。十八世紀文藝復 興時期，英國約翰遜博士(Dr. Samuel Johnson)出版的《英國詩人傳》(The Lives of English Poets)，強 調傳記的「真實性」，並以此為傳記的第一要素。二十世紀時，把重心轉入對傳主的解釋，此時期 的傳記稱之為「新傳記」。一九二七伍爾芙(Virginia Woolf)提出新傳記的特點：「傳記家關注傳主 的心理世界，致力描寫傳主的個性和揭示其行為動機。」法國安德烈．莫洛亞(Andre Maurois)是第
7 自傳如同所反映的生活一樣，拒絕停留足夠長時間，好讓那些文類批評家為它準 備好必要的規律、法則、設定和公約，簡單點說，它拒絕同任何文類一樣，成為 一種文學類型。17 詹姆斯‧歐奈（James Olney）的說法，將自傳界定為凡是屬於某一個時代具個人代 表性的作品，但拒絕成為一種文學類型。德國學者喬奇‧米希(Georg Misch，1875-1965) 從字面上界定自傳： 只能概括自傳一詞的涵義來給它定義－由一個人自己來描述此人的一生。18
詹姆斯‧歐奈（James Olney）和喬奇‧米希(Georg Misch)二人都是從傳統的詞義 界定自傳，認為自傳是由傳主自己敘述個人的生平。但一九六Ｏ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西方學界開始重視自傳的研究，並討論「什麼是自傳？」「何種作品屬於自傳範疇？」 這兩個問題引起熱烈討論，一九七一年法國學者菲力浦‧熱奈特(Philippe Lejeune)為自 傳下定義： 由一個真實的人，關於自己的存在所寫作的回顧性的，散文體的敘述，重點在於 他個人的生活，特別是他人格的故事。19 一位寫作現代傳記理論的作者，他在一九二八年所著作《傳記面面觀》提出現代傳記的三個特色： 「對真相的無畏追求，堅持人性的複雜性和懷疑精神。」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主編，《西方文 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頁 891。 中國開始嘗試傳記書寫，是因為受新式教育的梁啟超(1873-1929)與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失敗後，試圖 為腐敗的中國找新的社會道路。因此，大量模仿西方傳記書寫，希冀藉由英雄人物的典範振奮民族 精神，其代表作《李鴻章》一開始就自稱：「此書全仿西方傳記之體。」他對中國傳記提出批評並 介紹西方傳記理論，其〈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對中國社會的文化產生了新的衝擊與開闢了另一個 新的契機。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高舉新文化的旗幟，開啟新文化時代，胡適鼓吹傳記的地位，並撰 寫《丁文江傳記》，體現新思想與提升文化層次，更正式開啟中國正式撰寫與研究傳記的一扇窗。 梁啟超：《李鴻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頁 2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篇〉《中 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73。
17 James Olney, “Autobi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Moment,”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Critical, pp. 24-2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8George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5.
19菲力浦‧熱奈特(Philippe Lejeune)著，楊國正譯：《自傳契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 年)，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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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浦‧熱奈特(Philippe Lejeune)界定自傳乃「個人」以敘事性的語言，回顧自 己一生故事的散文作品。繼菲力浦‧熱奈特(Philippe Lejeune)之後，於一九七二年美國 學者阿爾伯特‧E. 斯通(Albert E. Stone)也為自傳下一個定義：
對一個人的一生，或者對一生中有意義的部分做回顧性的敘述，由本人公開撰寫
並表明其寫作的意圖：真實地敘述他／她自己或公眾和私人經歷的故事。20
從菲力浦‧熱奈特(Philippe Lejeune)和阿爾伯特‧伊斯通(Albert E. Stone)強調自傳 的傳主是真實的個人，並選擇有意義的部分回顧個人生命的過程，真實地敘述個人或他 ／她與群體所發生的故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傳脫離了傳記的範疇，因為自傳是 書寫「自己」，而傳記則是由「他人」所寫；同時自傳強調個人生命歷程的故事回顧， 因此包括作者如何敘述故事與如何「自我詮釋」。 由上分析，自傳是因為起源於紀念自我，是個人對過去我的回憶。換言知，自傳是 藉由書寫以證明「自我存在」的方式，但是每個人對自我存在的表現形式不同，那為什 麼要以自傳證明自己的存在？富蘭克林寫下美國第一本自傳，他曾解釋為什麼要寫自 傳： 人的生命是無法重複，以至於只有回憶是最接近它的一種方法。然而，最像重演 人生的事情，更是一個人紀念本能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紀念自己的一種方式。 21 既然，自傳是一個人重演人生、紀念本能，更是紀念自己的方式，然而，究竟什麼 樣的人才會想要寫自傳？一般而言，認為具有豐富人生經驗的素材與具備書寫動機的 人，才會希望藉由書寫過程回憶自己過往的點滴。所以，自傳的書寫來自於作者想要認 識和表現自己，也讓別人瞭解自己、肯定和尊重「自我的存在」。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自 我探索、自我表現的願望，這是寫作自傳最基本的前提。尤其當一個人有了強烈的自我 意識，她／他才能更進一步認識自我的存在。
20Albert E. Stone“Autobi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American Study﹐12(1972), pp.24. 21富蘭克林著，陳冬譯：《富蘭克林自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 年)，頁 14。
9 綜觀西方文學史的發展幾經更迭，自傳的論述從神性中的我，到張揚自我個性，從 笛卡兒「我思故我在」，到佛洛依德開啟潛意識「自我的認識」，則是在自傳的書寫中 強調「自我」，然而「我是誰？」則是探究自傳中的主體性。進入現代主義悲嘆中心的 失落與異化，到後現代主義對中心分裂的歡慶，在西方自傳裡對自我呈現的轉移與文化 裡人倫的典範轉移，22這些思想潮流對自傳起了激盪作用，人性解放才得以開花結果的 契機。 至於中國最早的自傳作品是司馬遷《史記》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敘〉，但朱潤東 以為〈太史公自敘〉只有略述作者生平，更多是全書篇目的介紹。23直至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西方自傳書寫之風傳入中國，同時成為 中國自傳書寫的沃土。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封建舊禮制，張揚人性，都是西方思 潮對自傳起波瀾壯闊的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轉變，高昂的個人主義抬頭，強 調個人至高無上的價值、個人的不可複製性，24則是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從過去舊社會的 「集體」大於「個人」的觀念，轉而注意到「自己的存在」，這和自傳中「尋找自我」 的性質不謀而合。當西方自傳引進中國後，讓撰寫自傳的知識分子，受到鼓舞與啟發， 勇於嘗試尋找自己，並揭發自己的身心在舊時代受到現實的囿限，於是將這種內心衝擊 的矛盾表現於自傳作品。 如前研究動機所述，由於梁啟超與胡適等人的鼓吹，以及胡適拋磚引玉撰寫《四十 自述》，開啟自傳書寫的之窗。尤其五四運動打破舊倫常，吸收新文化的思想成就了無 數的知識份子；25這是一個關鍵時代，中國婦女也開始覺醒，並意識到自我的主體意識， 同時開展女性書寫的契機。 22鄭美里：〈在「神／人」、「罪／善」中的我-比較中西自傳裡自我的再現與人觀〉 (臺北：英美 文學與文化資料庫，2008 年 3 月)，頁 1-2。 23陳蘭村主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國：語文出版社，2012 年)，頁 7-12。 24周昌隆：《新思潮與新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臺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15。 25無論在東、西方自傳撰寫都起源於男性，由於自傳的書寫權力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因此男性書寫 的話語成為領導的核心，也因此得以建構國家的歷史、政治與文化。緣此，如此一來女性自傳或傳 記都成為男性的客體。關於中國最早書寫自敘的女性以清代李清照(1084-1055)為先夫趙明誠《金石 錄》作後序。李清照於〈金石錄後序〉文末睹物思情，敘事她與趙明誠的感情、文學的唱和、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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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女性自傳書寫的題材與形式和男性自傳同時深受西方自傳的影響。
五四時期時，中國女性第一本閱讀的女性自傳為伊莎朵拉‧鄧肯(Angela Isadora Duncan)
的《鄧肯自傳》，她從童年生活與教育開始敘述，描繪舞蹈如何在她生命中扎了根；母 親為鋼琴教師、獨立撫養孩子和無神論者等的特殊組合，是如何造就了她不服傳統制式 教育的個性；鄧肯自幼見證母親的婚姻失敗及困頓處境，這些人生經驗，造就她舞蹈事 業與人生舞臺的基礎，更讓她立志成為女性解放運動、婚姻自主的積極倡導者。鄧肯挑 戰性別界限與規範的女性意識，雖不完全被中國女性所接受，但卻鼓舞了受壓迫的中國 女性。此外，左翼文學當道時，自由主義者厭倦革命論調，企圖於文學中尋覓具生命力 的作品，於是以林語堂為首開辦《宇宙風》、《西風》、《西洋文學》等雜誌，推展普 羅大眾閱讀的窗口，大量翻譯西方自傳與西方理論的專書，因此在移植的過程，翻譯者 將西方的理論加以挪用、刪修、擷取其菁華，26由於自傳翻譯書籍的引進與西方自傳書 寫自我生命經驗的啟蒙，書寫自傳已不再是少數權貴者的權力，意即一般市井小民人人 可為的的觀念輸入中國，因此也為女性自傳的書寫鋪路。 從五四運動為女性自傳書寫開啟大門後，並經歷了轉變過程，先隱身從事小說自傳 的創作，再從西方女性自傳的書寫「移植」過程中擷取精華，而非全然的仿效，逐漸轉 變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的自傳。那麼究竟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有何不同﹖男性自傳書寫以 大敘述的傳統典律為主，大多從個人於社會中的權力與位階的視角看待事件，因此強調 自我對社會國家的參與，對自己歌功頌德，自傳的內容多數刻意忽略家庭、婚姻與內心 的衝突，甚至隱藏事實的真相，因此男性自傳撰寫的只是男性所建構的部分歷史與社會 文化。 結褵之初生活清貧相互扶持過程、婚姻生活以及兩人收集金石書籍，最後散佚。李清照的序文雖屬 於序跋類，但內容屬於自敘文，可說是女性的自我照像，但也都只是曇花一現。李麗華：〈女性自 傳文學的書寫意識與書寫特質－以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為剖析文本〉《和學論壇》第二輯(2003 年 6 月)，頁 13-20。
26Jing M. Wang, “When “I”was Born: 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8, pp.55-70.
11 而女性自傳則是以女性的經驗與視角出發，不僅是人生經驗的看法與獨特感受，更 是傳主與特定時空脈絡互動的結果。我們可以藉由女性自傳理解女性的處境，以及女性 在父權社會的秩序中如何反抗父權壓迫，抑是從父權社會中妥協以及試圖尋找屬於自己 生存發展的方法，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的生命經驗透過自傳書寫達成自我定位。 在近代中國，女性自傳展現多樣的敘述形式、內容與風格，當西方文化思想進入中 國，女性自傳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版。女性們在歷史中從「無聲」、「沉默」到「發聲」， 讓歷史的聲音更多元，從這一波的女性自傳中，《蔣碧微回憶錄》可稱是出現較早的作 品，皇冠出版社在介紹此書時說到：「此書是中國第一部的女性自傳。」27因為蔣碧微 在五四時代裡，其閱歷、見聞非常豐富，並不是一般女子能夠經歷的，因此蔣碧微為自 己說話，以自己的話語呈現人生特殊的經歷，並將自己的矛盾表現於自傳中。謝冰瑩於 一九二九年書寫《女兵自傳》，有系統的回顧自己女孩、女學生、女軍人的三階段，表 達反封建傳統以尋求獨立自主的過程證明。黃淑儀於一九三四年撰寫《廬隱自傳》，自 傳以時間為順序，敘說自己的童年、少女求學、大學生活與婚姻；並以事件敘說自己悲 慘的童年以及求學過程飽受的歧視與身心受桎梏的苦痛，回顧成長過程以文字療傷等。 在臺灣，從清末民初經歷日據時代而至早期臺灣社會，女性同樣地一直無法獲得男 性首肯登上大雅之堂，因此女性的故事無法找到發聲的園地；但拜女性運動與女性主義 思潮所賜，不見天日的女性作品，包括女性書寫終於受到正視。在六Ｏ～七Ｏ年代，風 起雲湧的西方第二波女性運動，最大的貢獻就是讓女性久被遺忘的女性歷史(her-story) 得以挖掘。因此，女性書寫獲得激勵，同時有更多元的觀點與歷史。 八Ｏ年代由於國民黨中國中心的威權領導失去正當性，而必須以臺灣為中心，翻譯 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是在文化無意識層面希望終結威權體制，促進多元文化的建構，28各 種文化與意識型態興起，經過激烈的論戰。跨越九Ｏ年代的女性作家，進一步挑戰男性 27蔣碧微：〈序〉《蔣碧微回憶錄 第一部：我與悲鴻》(臺北：皇冠出版社，1976 年)。 28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劉亮雅等著：《臺灣現代小說史論》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頁 318。
12 歷史的撰寫權，透過文字的書寫，話語的權力，重構歷史的記憶，回顧撰寫自己的生命 歷程，尋求自己的主體性，找到自己的定位。29由於男性的書寫強調歷史發展的重要關 鍵，進而強調自己建立(重建)家國、改造社會的重要角色與地位。女性對這種歷史的大 敘述感到不滿，她們利用歷史的縫隙、缺口，針對男性撰寫的虛構與虛偽，透過女性的 記憶與想像，女性自傳由是而生。 回顧女性自傳書寫在臺灣的發展，從宜蘭素人女作家范麗卿於一九九三年由自立晚 報出版自傳《天送埤之春》，30呈現臺灣早期農村社會，女性為了扶持家務因而必須犧 牲自己受教育、工作的權力，甚至婚姻也是一種仲介的關係；范麗卿的自傳以質樸的文 字與平和的話語，說自己經營鞋店的辛苦，並企圖在傳統社會中尋找自己的空間；卻仍 無法免於男性父權與夫權的箝制，於自傳中極力表述自己於現實困境中的掙扎，她的自 傳為臺灣女性帶來奮鬥的力量與鼓舞。爾後，各領域階層的女性開始有自己的「自覺」 意識，都亟欲為自己的專業領域或人生經驗中，找到一個為自己發聲的園地。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女作家不僅挑戰男性的書寫，並且也積極重建女性自身的記 憶。無論是以虛構的自傳式小說抑是回憶式的自傳，女性自傳讓男性書寫不再是歷史書 寫的主流，女性極力擺脫男性以時間順序、因果關係的大敘述書寫，而從女性的視角與 經驗出發，藉由女性的話語書寫女性的生命故事，從邊緣位置走向中心，企圖顛覆男性 主導的書寫權威，並從中建構屬於女性的歷史。 29陳芳明著：《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151-154。 30范麗卿：《天送埤之春》，(宜蘭：宜蘭縣史館出版，2012 年)；《天送埤之春》最早是由自立晚報 於 1993 年 10 月出版；蘇雪林：《浮生九四》(臺北：三民出版社，1991 年)；蕭曼青：《像我這樣 的母親》(臺北：健行出版社，1996 年)；楊千鶴：《人生的三稜鏡》(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 胡茵夢：《死亡與童女之舞－胡茵夢自傳》(臺北：方志出版社，1991 年)；黃肇珩：《記者黃肇珩 －記者生涯與真實人生》(臺北：立緒出版社，2000 年)。
13 二、臺灣女性自傳研究 根據馬可仕（Laura Marcus）的研究：自傳大量生產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 起因於男性掌握歷史論述與意識形態的關係。31自傳的研究尚未興起時，被視為邊緣文 類，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自傳成為值得進行批評的文類。此時，自傳批評家關懷的重點 在於真實與真相(reality，truth)。一九七Ｏ年代，自傳研究(Autobiography study)以美國的 自傳批評家歐尼(James Olney)為代表，為西方自傳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女性自傳的研究，朱崇儀在〈女性自傳批評：理論與實踐間的罅隙－以吉摩爾為例〉 32 提出相關研究：一九八Ｏ年代女性自傳研究開始萌芽，女性主義批評家意圖將不被重 視或湮沒的女性自傳，從以男性大敘述傳統自傳典律中，揭露出典律建構時的排他傾 向。潔樂寧(Estelle C. Jelinek)在她所主編的《女性自傳：批評論文集》 ( Women’s
Autobiography: Essays in Criticism)強調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的不同：女性自傳的素材傾
向於個人及主觀化；女性自傳的作者皆有身為女人的自覺，並意識到與主流文化的差 異；在形式上，女性自傳往往不連貫，或是以斷簡殘篇的方式呈現。換言之，女性依據 自己女性身分與女性的視角意識到自己和過去以男性自傳為典範的主流文化之差異，也 或許囿於大環境對女性角色諸多的限制，因此女性自傳呈現的形式是一種斷簡殘篇的敘 事，但這卻構成女性自傳不同於傳統男性自傳的特色。 但潔樂寧(Estelle C. Jelinek)在一九八六年再出版《女性自傳的傳統：從古代到現代》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認為自傳的主要 價值在於作為傳主的生平研究，並肯定女性生活的價值與正當性。她強調女性自傳通常 對於公/私生活空間的逕渭分明，因此內容上常偏向於某一面，直至近代這種情況才有所 改變，兩者才有融合的趨勢。但是，朱崇儀以為這樣的看法，反而抹煞了女性自傳的多
31Laura Marcus, “ Auto ／ biographical Discourses ： Criticism ﹐ Theory ﹐ Practice, ” Manchester：UP, 1994, pp. 9-11.
32朱 崇 儀 ： 〈 女 性 自 傳 批 評 ： 理 論 與 實 踐 間 的 罅 隙 － 以 吉 摩 爾 為 例 〉 ( 英 美 文 學 資 料 庫 ， http://ccsun.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22/022-chu.htm，2013.5.13)，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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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而在其它方面過於強調其同質性，這樣也容易失為偏頗。33史密斯(Smith)於一九
八七年的著作《女性自傳的詩學》(A Poe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y)提出對男性中心 取向的批判，同時批評了潔樂寧(Estelle C. Jelinek)認為女性自傳中公共／私人空間二元 分立的做法，因而建立了「非歷時性」的詩學，並引用查德羅(Nancy Chodorow)於《母 職的再生產》中所提出的理論：男女有別是從身分建構而來。女性自傳理論研究，經歷 現代主義到結構主義進入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的去中心化對主流男性大敘述的傳統典律 提出質疑。一九九四年吉爾摩(Leigh Gilmore)出版《自傳學女性自我呈現的女性主義理 論》(Autobiographics: 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在解構主義的衝突 下，以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的角度，將女性自傳視為一種身分建構的論述網，透過性別 建構自己的身分而不再從屬於過去男性典範的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宣稱性別與文類 的編碼過程(encoding)，並防止第三性的出現。在此論述下於是產生了「何為自傳？」 「我是誰？」「為何書寫？」34 觀察臺灣自傳的出版，自戒嚴時期成立的「傳記文學出版社」所出版民國人物傳記， 經過鼓吹提倡已經為傳記文學奠定了基礎。解嚴之後，臺灣自傳的書寫蓬勃發展，就政 治面而言，由於言論的自由，出版業與媒體的開放，讓人民擁有更多的言論與出版自由； 另一方面，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想在臺灣萌芽，婦女運動逐漸抬頭，女性開始重視自己的 權利與生存空間。無論各領域、階層的女性，有的企圖為自己成長的歲月留下可追憶的 生命史；有的企圖尋找自己在生存空間的主體性；有的則是希望在歷史發展的洪流留下 一席之地。但無論其因為何，女性從自傳書寫中找到為自己發聲的園地，當女性自傳書 寫眾聲喧嘩時刻，其自傳的文學價值、歷史意義、從應用心理學所建構的生命史以及生 命教育的功能，都讓女性自傳魅力四射，因此女性自傳呈現多元書寫類型。 33朱崇儀：〈女性自傳批評：理論與實踐間的罅隙－以吉摩爾為例〉，頁 3-4。
34Leigh Gilmore, “Autobiographics: 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 , pp.19-24, Ithaca: Cornell UP, 1994.
15 弔詭的是，臺灣出版的自傳累積可觀的數量，但自傳的研究卻未有長足進展，從根 本上說，這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將自傳摒除純文學的範疇，而將其當作史學的材料徵引， 成為參考資料而非文學作品。35 然學術界自一九九Ｏ年以降，開始研究傳記的論文與期 刊，自傳研究過去都從屬於傳記研究的一環，此時期的自傳研究在臺灣仍是新興學門。 廖卓成於一九九二年的博士論文《自傳文研究》，從文學觀點探究中國歷年來的自傳， 定義自傳範圍，並從自傳的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為基礎，探究自傳書寫內容的真實／虛 構，將自傳體的小說與小說體的自傳，進行互文比較，研究其是否有共同的虛構性，36同 時從自傳與他傳中瞭解傳主立傳的動機與彼此間的影響。廖卓成的《自傳文研究》為臺 灣的自傳研究開啟了一扇窗。 經過學術界長期研究，若以「自傳」的關鍵字進入國家圖書館的「博碩士論文系統」 查詢，則會發現，涉及自傳的研究累積至二Ｏ一五年共有七十二本，然以臺灣出版的女 性自傳作為研究對象，僅有趙慶華的《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性女性的自傳 書寫和敘事認同》、李麗華的《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臺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研 究》、阮愛惠的《九Ｏ年代臺灣女性自傳研究》37；比起嚴格定義自傳，帶有虛構色彩， 兼及豐富象徵、隱喻與指涉傳主的自傳式小說反而更引起研究者的興趣，38例如：周秀 紋《聶華苓自傳性小說研究－從《失去的金陵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 流》出發》、林唯莉《女遊與女性自傳式書寫中的家國語藝－以《逆旅》、《漫遊者》、 《海神家族》為分析對象》、呂姿穎《「謝雪紅」書寫中的形象轉化與性別論述—以《我 的半生記》、《謝雪紅評傳》與「自傳小說」為分析對象》、馮睿玲《聶華苓《桑青與 35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臺灣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2。 36廖卓成：《自傳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1992 年)。 37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 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李麗華：《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臺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研究》(東 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阮愛惠：《九Ｏ年代臺灣女性自傳研究》(銘傳大學應用中 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38趙慶華：《紙上的「我」(們)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和敘事認同》（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 學所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2。
16 桃紅》中的空間書寫》39等，這說明介於文學與史學之間的自傳/傳記的書寫，因過於紀 實的色彩，較不受文學研究者的青睞。近年來，由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者與婦女史 研究的重視，也開啟學院中女性文學研究女性自傳的新穎學門，讓女性自傳的主題與方 向展現更活潑的面貌。以下是筆者從女性自傳研究的論文、期刊中，選擇從文類研究、 主體研究與族群(裔)研究，做完整而深入的爬梳。 (一) 文類研究 隨著西方女權主義思想發展至八Ｏ年代，後現代女權主義思潮的興起，首先否定傳 統女性主義男女平等的概念，說明所有舊式的女權主義模式，都是屬於男性壓迫和禁止 女性的模式，因此必須建立真正能夠表達女性的聲音與價值的觀念。40由於受到女權主 義思潮的影響，女性自傳研究試圖從過往的典範基礎中，擺脫既定的限制，開拓屬於女 性自傳研究的獨特性。 國內第一位將女性自傳視為一種獨立又特殊文類並提出相關論述的是朱崇儀，其 〈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類〉，41從文類檢視女性自傳的特殊性，她以女 性主義文學批評並結合自傳研究理論，挖掘女性自傳的豐富性。朱崇儀特別針對吉摩爾 (Leigh Gilmore)在《自傳書寫：女性主義理論下的女性自我呈現》（Autobiographics：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提出吉摩爾在研究中從自我、性別、文 類三方面探討女性自傳的價值。指出女性作家在自傳的書寫過程中，透過自我呈現 39周秀紋：《聶華苓自傳性小說研究－從《失去的金陵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 出發》(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班，2010 年)；林唯莉：《女遊與女性自傳式書寫中的家國語藝 －以《逆旅》、《漫遊者》、《海神家族》為分析對象》(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呂姿穎：《「謝雪紅」書寫中的形象轉化與性別論述—以《我的半生記》、《謝雪紅評傳》與「自 傳小說」為分析對象》(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年)；馮睿玲：《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中的空間書寫》(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40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年)， 頁 265-266。 41朱崇儀：〈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類？〉《中外文學》第 26 卷第 4 期(1997 年 9 月)， 頁 132-140。筆者認同將自傳視為「自我詮釋」的文本，但是傳主以記憶為基礎，並參照時空背景的 真實性，而以「說故事」的形式與話語，建構自我的主體身分，非但是一種自我與文本的對話，亦 是自我與自我對話的過程。
17 (self-representation)的表達途徑，嘗試各種文類書寫的可能，同時進入重新審視性別位置 在歷史中呈現的意義，尤其在性別場域中一種女性身份的自我覺醒： 「對於『人』和『女性』的關注，變更以及重新處理一種位置，但是歸於幾個重 要的議題是：何種政治達到一種普遍性的主體？或是認同再現的過程，會有這樣 的疑問：『我是誰？』和『我相信誰？』」42 「我是誰？」作為一個懷疑身份的開始。吉摩爾(Leigh Gilmore)提醒我們：女性傳 主在處理「主體」(identity)和「真相」(truth)以及「真實」(reality)與「認同」的關係時， 乃是藉由散漫無章的論述結構中，以重寫主體的可能，一反過去男性書寫主導女性主體 的位置。43當作者掌握書寫權力時，更藉由書寫事件的過程，把自我和非自我的部分區 分開來，才能思索究竟「我」為何存在？我和存在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有何關係？或是 「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與身份？在這個環境中，我所認同／差異的又是什麼？最 終「我」(主體)，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如何展現自己，繼而完成一個人的「主體性」。44 然而「書寫」(write)是一種權力的掌握，女性書寫自己的故事，就是希望藉由主導回溯 記憶脈絡，以女性的視角審視所經歷的事件，書寫亟欲呈現的生命故事，同時作者的文 化意涵，也將隱藏於書寫的故事中，並重新審度與撰寫政治、文化與歷史的論述。 朱崇儀的這篇文章的主要意旨，並不是在說明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本質上的差異， 45而是要透過閱讀的策略說明女性自傳的多重面貌。因為女性自傳除了性別的差異，仍 必須考慮族群、身分、階級、宗教等賦予生命的元素，這些都會影響女性自傳撰寫時如 何自我呈現進而建立主體性。朱崇儀的文章對後繼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
42Leigh Gilmore, “Autobiographics: 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 (Ithaca: Cornell UP, 1994), pp.230.
43Leigh Gilmore, “Autobiographics: A Feminist Theory of Women’s Self-representation”, pp.18-19. 44主體(Subject)於存在論的哲學上，具二層意義：一是事物主要部分；二是指與「客體」的相對位範 疇。而主體是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客體是主體活動的相對對象，而歷史則是由主體與客 體形成與不斷互動的過程。從社會實踐的角度看，主體性是人性、自主性、自為性等。其中，能動 性側重主體能力，表現為主體對活動諸因素的占有與支配；自為性側重於主體目的，表現為主體活 動的內在尺度與依據，只有三者的結合，才能表現完整的主體與真正的主體性。趙一凡、張中載、 李德恩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年)，頁 867-868。 45李麗華：《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臺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6 年)，頁27。
18 當我們嘗試將吉摩爾的評判標準，搬移至中文的女性自傳，自然應該根據不同的 文化脈絡做一些適度的修正。首先，我們似乎不應該要求中文自傳作者再把自我 的經驗轉化為文本時，發展出類同程度的政治自覺。實際上中文自傳書作者的文 化生產經驗，及其歷史時代背景，皆必須列入考慮。46 朱崇儀以以吉摩爾(Leigh Gilmore)自傳學的理論，從「女性主體」的議題，探討三 本近代中國女性自傳文本－謝冰瑩《女兵自傳》、西西的《哀悼乳房》、邱瑞穗《異情 歲月》，並提出研究的重點，從原本自傳建構的「自我發展」，轉為「自我呈現」 (self-representation)的問題，因而自傳被視為一個建構「主體」(identity)的過程，傳主藉 由「自我呈現」來捕捉與建構主體的複雜文本，並將女性自傳視為是一種「自我詮釋」 的文本。強調運用西方自傳理論進行批判時，仍必須注意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自我呈現， 朱崇儀雖將傳主的時代歷史與文化作為研究的背景，但仍以中國女性自傳與西方理論呼 應，並指出女性傳者的多元身分、女性靠反抗理論建立新身分並確立主體性，以及對自 我的干預是透過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的複製，完成對自我的監視與控制。 但是，朱崇儀的研究中未說明中、西女性自傳的差異性，亦未凸顯中國女性自傳的 獨特性，47因為研究文本的傳主謝冰瑩（1906 年 9 月 5 日～2000 年 1 月 12 日）、西西（1938 年 10 月 7 日～）、邱瑞穗(1928 年～)，皆是出生於清末民初的女性，緣此，假設因為 她們都曾接受過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新思想的洗禮，因此在新舊文化觀念與社會制度衝 突下，開始省思生命歷程中自己所扮演的各種角色，以及自己在不同身分中的主體與位 置，同時自傳中透露出在新舊文化交錯下，內心的衝擊與矛盾。所以她們所書寫的自傳 雖與西方自傳雖有其相似性，但也因歷史背景與文化的差異，仍具獨特之處。 二ＯＯ六年，數十位參與「中國歷史中婦女傳記與性別政治」會議的研究者，針對 女性自傳的研究，提供我們三種重疊又相互包涵的閱讀策略，包括：第一將各種類型的 女性自傳定位到語境中閱讀，進行精細的詮釋；第二，找出關於女性生平新的、非標準 46朱崇儀：〈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類？〉，頁 141-142。 47洪珮菁：《近代中國女性自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19 的訊息，避開正式傳記中的沉默與限制；第三，找出女性自己所寫的文本，發覺女性用 自我語言表達的資料。48 她們所關注的作者雖與本論文不同，但提出研究女性自傳的方 法論，對研究者閱讀自傳文本時，仍是很重要的提點。 (二)主體研究 臺灣最早引介西方自傳研究理論的是李有成，其〈論自傳〉49從西方自傳研究脈絡 探討自傳正文的部分，李有成運用結構與後結構部分的理論、觀念，建立自傳研究的基 礎。並提出自傳研究在西方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少數族裔或是離散者的弱勢族 群，常面臨身分的認同與差異，因而對自我身分提出疑問。李有成進一步提出所謂的「自 傳主體」，是以虛構的文字型塑自我，讓讀者在閱讀時完全相信真實。而這種「真實」 是作者在撰寫自傳之前的計劃，也是在自傳素材的選取上，將「過去」的我和「現在」 的我，做一個「選擇」後片面或部分「真實的自我」。這是「語言先於存在」，也就是 說，自傳不可能完全真實，為一種真實與虛構交錯的文體。李有成的論述以男性觀點研 究自傳，而未觀照女性自傳的特殊性。 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50運用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 theory)的批判觀點，探討女性對於自我主體的定位與評價，並運用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的「互為主體性的理論」，認為女性的主體是由女性自我主體(身體、 心靈)及社會多方面的主體建構而成的，然而女性的主體性兼具有主動／被動的雙重特 質，一面決定主體，另一面又被客體所決定。陳玉玲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提出女性「童 年的烏托邦」，將童年與社會視為互相對立而辯證的主體，並指稱女性的父權壓迫來自 父親／先生，在父權的社會中，女性經由父親的教化和規範，透過父親權威的運作，而 成為心理結構中「超我」的象徵，是思想的引導／自我的壓抑來源，因此女性在自我與 生活空間是限制於父權的樊籠。由此，陳玉玲綜觀女性自傳中的女性對於父權的省思： 48胡纓、季家珍：《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 年)，頁 20-22。 49李有成：〈自傳與文學系統〉收於《在理論的年代》(臺北：允晨出版社，2006 年)，頁 22-53。 50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 (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7 年)； 本書由作者博士論文《現代中國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研究所，1995 年)。
20 女主角在悲慘的命運中掙扎，一則和社會的父權制周旋抗衡，一則面對自我內心的矛盾 掙扎；更提出女性受物化的方式有三：女性本質的異化、性的物化、女性勞動的異化後， 只有其「剩餘價值」。 綜觀陳玉玲的女性自傳研究，首先將自傳界定為自我詮釋文本，主要是凸顯自傳作 者對自我的詮釋／命名／定位的意義。作者將自傳界定為「自我」的符號，是以女性的 自我／主體為問題意識，探討女性藉由自傳的書寫，省思自己於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故事 中，如何進行自我的探索？陳玉玲有別於過去男／女性自傳研究所採用的傳統歷史研究 法，而運用後現代主義批判的觀點，並融合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研究的方法對女性自傳 進行研究，不但從身、心靈進行研究，具體提出：女性從童年開始至父權家庭，心靈上 造成閹割焦慮，與身體受到物化／客體的對待，造成二元對立的衝突，而成為第二性； 最後以皮爾森人格原型理論分析女性心靈，提出女英雄的崛起，達成雌雄同體完整合 一。陳玉玲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推翻了過去在男性父權結構中，女性唯有透過 男性故事，才得以認識自己存在的座標，獲得定位／命名，這對往後的女性自傳研究提 供了一個更寬廣的視域與空間，但筆者認為：陳玉玲的自傳研究所收錄的文本，包括回 憶錄與自傳小說，因回憶錄與小說敘事的方法與情節，在撰寫時運用更多藝術的手法， 其真實／虛構的部分則有待多加考察。若是文本鎖定單純以女性的自傳書寫為主，則更 具「自傳」研究的真實性與價值。 藍玉婷《論個人式寫作：重建弱勢團體女性自傳之主體》，51作者從文學批評觀點 研究自傳，探究弱勢團體面對強勢團體的欺壓與進行同化的過程時，如何透過自傳這一 邊緣文類，達成突顯自我意識，並達成團體自身的團結。其研究發現，在文學批評史上， 「自我」一直是被壓抑或解構的。因此在新批評時代，作者的自我必須從作品中獨立出 來；而在後結構盛行時代，作者與自我間的等號不斷被拆解。然身處弱勢團體的女性作 者，以自傳表白自己時，更可以抗拒父權系統建立的價值觀與體系，同時徹底突破公眾 51藍玉婷：《論個人式寫作：重建弱勢團體女性自傳之主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7 年)。
21 ／私我之間的界線。當讀者閱讀自傳時，女性傳主從客體轉至主體位置陳述弱勢者的經 歷；另一方面自傳文本呈現女性弱勢者的心理狀態，並藉由自傳敘述個人經歷的策略達 成政治、心理的目的。 陳香玫《女性自傳中的婚姻與自我：女性觀點的語藝批評》，52以西方自傳研究的 理論，對一九六六～一九九二年九位女性自傳進行分析。陳香玫認為：自傳是一種說故 事的語言藝術，研究「話語」所指涉的「意義」，從傳主「說什麼」(what)與「如何說」 (how)，則是傳主如何「形塑自我」、「表達自我」、「展演自我」最好的方式。陳香 梅深入探討婚姻／家庭中父權如何被行使以及女性看待自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 關注文本中敘事結構如何與女性主義進行互動，以及父權制度如何被維持或轉變。從陳 香玫的研究得知：當傳主經由現在／過去的自我展開對話，書寫自傳時現實的自我／文 本的自我對話時，都試圖在話語中建立自我的定位與主體認同，這是建構自己生命歷程 與存在意義的探討，更是凝聚女性意識最佳的力量；並進一步指出：自傳中的女性在婚 姻生活中，雖以丈夫／家庭為生存的重心，但是仍然具有多元成長的契機與追尋。女性 一方面批判見證先生在公領域的成就；另一面，企圖展現自己堅毅卓絕形象，見證自己 在成功男性背後「不可抹滅」的地位，換句話說，是在敘說中建立「自我的地位」。 林秀玲，〈初試啼聲：《蔣碧微回憶錄》的女性主體書寫〉，53研究者以曾經歷五 四運動的蔣碧微為研究對象，並以新歷史主義進行研究。探討蔣碧微受到西方個人主義 的影響，使她有自覺為自己說話，有能力表達自己，但是在她的回憶錄中卻呈現一種自 我膠著的矛盾，個人與集體兩難的一再湧現。因此研究關注蔣碧微個人的心理狀態與語 言活動，探究她如何覺醒，對自己的主體性有著什麼樣的認識，才會促成她要寫她的歷 史(her-story)。林秀玲發現：蔣碧薇的一生仍免不了是被窺視的客體，但只要女性意識成 長起來，透過自我的凝視即可以定位下來，她的存在便可以讓人確認，在她身上的男女 52陳香玫：《女性自傳中的婚姻與自我：女性觀點的語藝批評》(臺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9 年)。 53林秀玲：〈初試啼聲：《蔣碧微回憶錄》的女性主體書寫〉《現代文學的女性身影》(臺北：里仁 書局出版社，2004 年)。
22 對立也可以被削弱，所以只要我們不把男女性別對立起來，那麼便是一種新的文化呈 現，而蔣碧薇走出來的方式將是和傳統社會的一種挑戰。 林秀玲的另一篇論文〈閱讀女性自傳：范麗卿《天送埤之春》的符號學研究〉54， 研究者以符號學觀點為父系體制進行解碼，探討父系代碼如何建塑女性的命運，並分析 文本中故事編織與事件的存在，如何在文化與傳統的重壓下，為讀者建構故事時，提供 一個詮釋的背景。從符號學的分析中，讀者可以看到獨立有成的女性人物，在父系社會 下主體性仍是一片空白。這不是父系社會對女性的陰謀，而是一種符號的編碼，在文化 運行中，這種編碼將女性空白化了。林秀玲進一步提出，符號學研究的對象都是文化的 問題，透過文本中敘述的話語與故事的分析，可以透明掌握文化的現實情境；在夫權、 父權的壓抑下，范麗卿缺乏女性的自覺意識，以至於她仍深感空虛，只能與白雲對話， 因為現實中父權、夫權仍主導女性所處的社會秩序，並未為它創造新的自我。所以，無 論她在何社會身份與位置上，都仍受制於父系社會的箝制。 羅久蓉〈中國近代女性自傳書寫中的婚姻、愛情與政治〉55，研究者探討中國自傳 書寫屬於男性特權，同時男性書寫女性時，將女性置於邊緣的位置，所以文字記載則是 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呈現男性眼中婦女的婚姻與愛情。但自五四運動以來，女性寫作以 自傳體為核心，多以敘事的方式：採多樣性的視角、寬廣的視野，掌握多種事物的本質， 重新解釋和觀察婦女的處境。五四時期女性自傳寫作中的政治分量逐步加強，並從自傳 體寫作以我為核心，並擴展到描述真實如何看待「過去」和「現代的我」，從隱藏逐漸 自我開展，並以虛構和真實的我，來完成自我表達。羅久蓉的研究成果分析：女性的自 傳書寫凸顯女性在婚姻的桎梏，在國家、政治觀念的變化：從小我到大我；從進入一個 國家的鬥爭中為民族解放戰士；從一個叛逆作家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要求作家做 54林秀玲：〈閱讀女性自傳：《天送埤之春》的符號學研究〉《現代文學的女性身影》 (臺北：里仁 書局出版社，2004 年)。 55羅久蓉：〈中國近代女性自傳書寫中的婚姻、愛情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