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 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 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 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 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
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 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 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
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 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 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 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 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 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 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 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 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 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 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 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 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 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 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
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 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
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 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主不愿卖——在中 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人就 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
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 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 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 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那儿。”老人指着前面。
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 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
“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 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 就不是一个滑稽故事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 属关系，都不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 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 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
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不过在 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
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 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 该知道。
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 为先”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 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
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 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以令其改邪归正。
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人犯 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 的样式，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
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 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
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 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 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 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 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 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
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
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 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 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 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
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 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 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 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 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 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 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 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 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 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 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 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 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 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 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
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
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 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 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 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 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 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 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 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 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 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 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 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 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
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
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
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 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 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
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
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 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 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 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 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 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
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 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 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 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 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 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