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 游记，700 年间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政客、学者，形 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写实，有虚构；有不 着边际的赞美，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在这难以计数的“中国著述”
中，真正有影响的，不过那么几本。例如《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 尔游记》。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安逊的《世界旅行记》、杜赫德的《中华帝 国通志》。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也算是其中之一。《中国 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 1890 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 闻》发表，轰动一时；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又被抢购 一空。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在门多萨 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中华帝国。耶稣会士、启 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 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感到惭愧。当然，
另一一方面，也有很多反面意见。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完全 是另一番模样，那个民族狡猾、肮脏，中国是个堕落的地方。这类观 点在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有影响。中国究竟怎样呢？有关中国的争议 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出现了，
他试图刻画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的性格》或许是最后一部西
方传教士写的、在西方与东方都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书。
《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 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
他有在中国生活 22 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 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 20 多 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 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 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见《鲁迅研究资料》， 11，《鲁迅与斯 密斯的＜中国人气质＞》）。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 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 1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 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 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 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 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
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 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
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 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 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 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
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 l00 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 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 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 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
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 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 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 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 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 书，在他逝世前 14 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
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 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97 年 11 月于厦大自城
导 言
人们总是希望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 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 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 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 书必须面对来自 3 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 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 1857 至 1858 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 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 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 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 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 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 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 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 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非常 优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这些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 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烧了好 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种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
谈，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 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 们才会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 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头头是道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 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佬的特 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 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佬。”
在过去的 30 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 要的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伪，的确，除了在中国，
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 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 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 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 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 22 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 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 22 年的人，
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 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 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 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 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
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 册。
“中国佬””这个含有贬义的词似乎已经根植于英国人的语言之 中，而“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桩令人吃惊甚 至遗憾的事。在中国的外国刊物中是否有一家不用“中国佬”这个词 称呼中国人，在中国这个国家中是否有一位作家就是不用这个词，我 不得而知。
《中国人的性格》于 1890 年在上海出版；这个版本在中国和 东方广泛流传，两年前就已告罄。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 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
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真实地再 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
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不同。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 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 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 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 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 之一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
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 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时，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框架，
抬高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赞赏--这种做法的危害性 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撒克里。曾经有 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对此，
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
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 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 对的；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 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
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 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一些必须提请 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
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 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 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 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 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 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 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 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 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 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
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 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 因而被搁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 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 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
“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 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予以判断。
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
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 还有第四条途径，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的家庭生 活，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 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 形。在农村也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 10 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 农村住 12 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
还必须把乡村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 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 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 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 问题，也不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 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己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 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 20 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 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 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结论是 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 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过多年，但他的话至 今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他说道：“当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 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在许 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 使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 个具有怀疑态度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
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行。”
第一章 保全面子
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做中国人的特性，可能 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
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 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 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 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 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 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可笑。中国人是用戏剧化 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人的讲话就像是面 对众人。他大声他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 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 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 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里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 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
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踏世界上 的所有好戏。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 动，那就会有“面子”。在他们表演时，不理他们，小看他们，喝倒
彩，他们就“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 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之锁 的钥匙。
应该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 人所望尘莫及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走进与之 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海岛的 戒律，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
不可简化为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在这一点 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决不可能用同样 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有的无休止的争吵 时，“和事佬”必需认真考虑“面子”的平衡，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 考虑权力平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 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执行公正的原 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从道理上讲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不 可能的。就是在诉讼的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
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裁决在所谓不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 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统统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 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因错而受到指 责是“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充分，也要为了保住面子，予 以否认。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
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球是从他的 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 人的削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 来，并且还谎称是她找到的。这样，“面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 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 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井傲慢他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 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受到损伤。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 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于是他找到欠债人，给予严厉的威胁，以表明 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 此来保证他将来不会再遇到此类事。一位仆人失职或拒绝做某些份内 之事，当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时，他会故意再度犯规，并自己提出 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但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这就是被杀头时准 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家庭的收支关系。按 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包括 3 个不同方面的含义：节制花销，
制止浪费，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无论从这 3 个方面的哪
一方面来讲，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能手。
到中国旅行，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众多的人 口似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子、青菜和 鱼。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食物，就是亿万人主要的食品，也许逢年过 节遇到特别的事情，再增加一点点肉。
在西方各国，人们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 营养的食品，那么，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 中国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分钱就完全能够得到足 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月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 分半钱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 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
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在准备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好 大师。在这一方面，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列于法国人之下、
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 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在某些国家之上，
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中已经说过，即使从生理学 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 物原料简单，制成品却是花样繁多，其烹任技术之完美，即使是对中 国烹任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听闻。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 饭菜时很少浪费，一切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普通的中国人家庭，
即使是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 次再用。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
这些家养动物靠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在“死亡 线上”。在新兴的国家中，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猜想，像美国这 样日子好过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东西有可能够亚洲 6，000 万人过上 比较好的生活。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能使 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 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 下次热过后再喝。
有一个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中国人对吃的东西 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于讲究。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 鱼，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 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牲口只要一死，甭 管是意外之死、老死或病死，一般都吃掉。无疑，这在我们一些读者 看来，显然过于节俭了。在中国，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被认为是理 所当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即使牲口偶尔死于像胸膜肺炎一类的传 染病，也还是这样做。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 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因些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但还是都卖了，都被 吃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
但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去冒险，无非是贪图便宜。当然，应 当说，这是不常见的。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
掉。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了解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后煮了吃的 事。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 样的后果，但狗“已下锅”。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不可能放弃 这顿美餐，结果，在这次狼吞虎咽之后，居然仍是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 地使用燃料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国，燃料缺乏因而 十分宝贵，一般有树叶，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只有一把火就没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因此用起来要非常小心。
顺便说一下拾柴的过程，这也可反映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每个小孩，
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 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 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
一些心急的拾柴人就开始去“抓”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
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 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 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这是议会中“家庭 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在另一处肯定 能用，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和纽约的慈善 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 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把同样的
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
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一丁点 儿也不会被丢弃，而与其他布料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用线缝 而不用浆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
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再小的 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 根数，知道每盒火柴的蝇头小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后，每一片都还用的着，或是糊窗子，或是做 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在他们看来，
这没有什么不对，而认为是理所当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
一书中给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 5 小时，23 英里 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 走了 46 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只是为了节省 5 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 35 英里路，然后撑船回 去，自早晨 6 点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舍不得花 3 分钱买两大碗米 饭。后来，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 2 点才到广州。这些人已是 27 小时没吃东西了，负重走了 35 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 了 15 英里，还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是，我们不 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
特别是（说起来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光着身子 到处乱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
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相当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地作响，只要加几滴 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心平气和”的 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习 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 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答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
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
“自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
“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中国人肯定把外国人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 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
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元疑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必须承 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 条件非常不利，但仍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 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 便宜，正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里两 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 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 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并不 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 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白 手起家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 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 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而且是长期地用 下去，不花钱。
在中国，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 物贡品的管理，宁可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 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 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 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 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 又仅仅是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之一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 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 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仍是很好 的燃料。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用草绳扎住叶柄，
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正像衣服挂在绳子上 一样。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居住在中国细心观察的人都能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 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
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 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是指习惯于勤奋地干任何工作--始终专心工作。在当今世 界，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 3 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 度；换句话说，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 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人数；所谓内涵，是指“习 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工作”的能量。这 3 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 个整体。一般说来，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所 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 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
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
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 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
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 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 看一看每一阶层所表现的勤劳。
西方人很难接受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总体上的弊病是显而易 见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 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似乎很可能会挫伤读书人的热 情，们“阿职买卖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职位 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
都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 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勤 奋。《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
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 人所努力效仿。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获得初步的成功就开始放弃 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 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功成 名就的人。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 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终于同样都是在 80 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 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有关于 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 9
位超过 80 岁和 2 位超过 90 岁的考生通过规定的考试，他们的考试文 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后 己过 60 年，在此期间已参加了 3 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
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总督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有 13 位超过 80 岁和 1 位超过 90 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 9 天的严格考试，
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
那里有 35 位考生超过 80 岁，18 位超过 90 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 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 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 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 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
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
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 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 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 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
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 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
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 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 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
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 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
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 务繁重，只是在精 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
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 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铜 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 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 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 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 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 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 为 3 点至 6 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 点至 9 点他要在朝 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 点至 11 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
每天 12 点至下午 2 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
每天下午 2 点至 5、6 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
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 7、
8 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 8 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 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 那次谈话后 6 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 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 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 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 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 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
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
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 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 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 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
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 5 点半后，
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 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 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入了高潮。几小时后，当西方 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
活。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相当正确地评论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 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是成功的。这 种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 重视。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工 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 族，那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 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基督教《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尽力做 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虽然可以 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 所积累的经验，正像荷马之神，他们从来就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要问，当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 之时，谁将败下阵来？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 面的美德以克服所谓“恒久关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
更是无可置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 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 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看待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一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撤克逊人有许 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外柔则不主要。因此，当我们来到 东方，发现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高得多 的技巧，内心不由得充满羡慕。这是不会做某事的人对于能轻松做这 桩事的人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也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这是西方人所 不知道的、且未曾体验是想不到甚至几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 300 条，行为准则 3000 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要延续下去似乎是不可 想像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 一种内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对待教育一样。这个民 族的精英，曾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这一切 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当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被这 些繁文缛节所束缚，而是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该搬出来时就得 搬出来；至于在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 辨认。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他就 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 9 乘以 9 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 滑稽可笑。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之所以不会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 观念，这就是“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在西方，把个人的幸 福（在理论上）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看法，但 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完全与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 礼貌并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 需要。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这 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人看 来，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 滑剂。有前就有后，有后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
万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王先走一子”，然后，
对手说：“鄙王也走一子”。后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王的士要吃 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 说几句客套话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说出下一步棋，
否则就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 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
客套即是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无知。
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一个乡下 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他并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 些具体要求。
但同时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 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
一般说来，除非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又担心自己有所失礼 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礼貌之举。
外国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
也表现出那样的麻木和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 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 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所当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可以比做一个气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 地减缓颠簸。同时，还可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貌（完 全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如何待 人，其次才是考虑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偏偏 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让你被烟熏得流泪，呛得喉咙像是在吞苦药；
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该如何待客，至于客人不乐意，那完全是客 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问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认 为把房间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职责；你已经来到了 房间，他仍然还在打扫；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 了，但他仍然继续做。也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应该为客 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请客吃饭也有这样的礼节，这是令 初来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见）的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 的主人特地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管事实上你 是否喜欢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似乎会说，那 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则肯定他自己并没有失礼；也没有人会说他
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
她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结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 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
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 应当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 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头！
中国人的礼貌常常表现在送礼上。如前所述，这是给受礼人“面 子”。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 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礼品盒，这些礼盒用红纸包裹得清清楚楚，内装 油腻的糕点；即使他根本不可能吃，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表示不愿意 接受，否则他只好拿去送人，送礼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
中国人的礼貌决不是不允许人们“对礼貌吹毛求疵”。受礼人经 常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到别人家做客的人在与男女主人告别 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糕点丰富。婚宴进行中，
端上一盘糕点，仅有两三块，热气腾腾而受到夸耀（似乎都喜欢热的）。 由于这位外国人是贵客，这盘糕点端给了他。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不 知是什么道理，这给正在进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糕点后来 没传给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原来，按照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客 人都要送一份礼钱当做婚宴的花费，照例是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收
钱，但在中国人看来，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于是就以向客人送 热糕点为托辞。每个人都知道送热糕点的用意，唯独这位外国人蒙在 鼓里，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在当时拿出自己的礼钱。后来，他又 应邀参加这一家举行的另一次婚宴，这次，这位外国人有趣地听到婚 礼主持人比西方人还直截了当地对客人们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
请吧！”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在否定了中国人礼貌中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仍要在社 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 莽，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西方人的坚定的独立性掺入一定量的东方 人的温文尔雅，那一切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根本不会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 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以致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里的风俗习惯。当 他后来回伦敦时，他已习惯于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
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时，这位朋友嘲笑他说：“老朋友，请看，这里没 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如果人们能够集东西方之精华于一体，能够 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那该是多么的惬意！
第五章 漠视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现代社 会生活的安排极其复杂，一个商人能在特定的商务时间里处理好大量
各种商务，这在上个世纪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已经 完成了一场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以其身体素质为这场革命做了预 先的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曾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和决斗，但无论如 何，我们的民族是具有冲劲的民族，这种冲劲驱使每个人无休止地去 做一桩又一桩事情。
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 很有意思的差异。前者遇到他的同事时说：“吃饭了没有？”后者则 问：“做得怎么样？”做，这是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一 样。由此可见，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经成 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则是非常地浪 费时间，中国人的一天仅有 12 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 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 12 个部分，他们所说 的“中午”是指上午 11 点到下午 1 点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中国 人在问：“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这里的语言 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点？”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说到时间时，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中国 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纬度（还有 经度）而言，还算精确，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 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同样模糊不清。只 有最后一更，由于是在晨曦初露之时，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里，
“更”所指的时段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们所说的表，绝大多数人一
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当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清 洗一下，以保证它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会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
普通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时间的，而把太阳高度说成是一 杆子高、两杆子高，或几杆子高。若是遇到阴天，就根据猫眼睛瞳孔 的放大和缩小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已是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是与他们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相对应的。根 据西尼。史密斯所说，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 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再也不可能达到几百岁，更不可 能近千岁，所以他们学会抓紧时间，以适应环境。相反，大洪水前的 人不可能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生活仍然依 照家族的成规进行安排。
中国人可以算做是“大洪水前的人”。中国的说书人，比如在茶 馆里为吸引和留住顾客的那些说书人，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
☆的“布鲁克”。听众可以随便来去，但他却是“没完没了”不停地 说。演戏也是一样，有时，一场戏要接连演上好几天，当然，还是不 能与泰国的戏相比，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 国人的戏法，技艺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总要 向观众说一大堆空洞无聊的开场白，以致于外国观众还没看戏就已经 后悔当初不该来。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其持续的时间之长 几乎是没完没了。酒菜的数量之多、花样之繁，几乎难以置信。所有 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对中国人来
说，这种招待所花费的时间还嫌太短。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 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被诱人圈套出席这种 酒宴的野蛮人却感到，这一原本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 这种场合总是难以实现的。 ☆《圣经》传说中的长寿者，享年 969 岁。--译者注 ☆☆（1809 一 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注
中国人从小就完全习惯于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规行事。上学的时 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无 论是学生或是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 几天几夜，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 考试感到厌烦，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考试对于检验人的知识才能还是 有道理的。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 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撒莱毕生的时间。与 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若不自觉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
就永远不会说或写！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 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 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 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这 么大的“肚子”能装下它们。
中国人漠视时间还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 说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完全不像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
的那样。
曾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 再度合作呢？这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老是停下来喝茶。他们用 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灰浆；若是用独轮车，一人可抵 仨；但是谁也不这样干。如果遇到一点小雨，所有的工作还要停下来。
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往往很难看出这帮人每天到底 干了多少活。我听说，有个外国人对他的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很不 满意，于是趁他们吃饭时自己动手干，结果完成了 4 个木匠半天的活。
对中国的工匠来说，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桩很花时间的大 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件工具莫名其 妙地坏了，但没人承认曾经动过。“没人动过”，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 们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脚手架。
整个工期，天天都有危险。不管干什么事，都没经验。沙子、石灰和 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都不能用。外国人没办法了。他 就像《格利佛游记》中 所描写的被线牵制着，这些线凑在一起，对他 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直会想起一位广东的承包人。他是个鸦片 鬼，他的允诺正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最后，忍无可忍，
只得把一些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
你也量过窗子好几遍，可是你统统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块 都合不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不够长，数量也不够，还都是节疤 孔，而且没有彻底干透。”听着这番指责，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
乎有些可怜，然后又用一种文雅的语调抗议说：“不要这样说！不要 这样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 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 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
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 困难的。我们曾听说，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 12 英里的两个城市之 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 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
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 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 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 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 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 个劲儿地说，不知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 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无 论时间有多长，他都会对他的这一格言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当他碰到 上述的那种事之后，肯定会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醒目 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 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 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 10 个欧洲人的
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这正如谚语所言：“上山打虎易，让你开 口难！”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就好了。他觉得他的 中国朋友不断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 工作，于是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一样；我正忙，请 原谅。”假如他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 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学了一些短语后，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 下，于是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弄得老师差点晕过 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 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 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 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 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 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 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 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 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
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
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
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 却是乐此不疲。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 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团 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团，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 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团，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 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
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
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 他给出的数没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
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 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 他的家“离城 90 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 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45 里”！
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 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一百个铜 钱，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 18 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 会发现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
就是 1oo 个铜钱，但事实上从 100 至 99、98、96、83（如陕西省会）、
直到直隶东部的 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
买卖中的称重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 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 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 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 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 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 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 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国却是一斗不是一 斗，一斤不是一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看 到（例如在盐业专卖中）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
购买者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而且还是公开这 么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 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 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 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 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土地的工 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
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 经常做的那样）是很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 哪一种斤。同样，要知道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
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
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 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
是不是指“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 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 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 能走 120 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 100 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 80 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 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 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 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 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 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 里”。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 从 A 到 B 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 B 到 A! 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假定“与 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 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 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 183 里，而从南到北却是 190 里。真是太奇 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 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 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 A 到 B 的人都说是 1 里，而从 B 到 A 的人却都说是 3 里。当地一位有 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得到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