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 120 里。他估计是 3.62 里相当于 1 法定哩，或者说，250 里相当于 1 纬度。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

顺流而下时说成是 90 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 120 里。他估计是 3.62 里相当于 1 法定哩，或者说，250 里相当于 1 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 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 40 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

“4 个 9 是 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 个 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 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O 里”是“大”

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

上是“83 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 1 里到 6 里不等，但 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 1 里 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 5 里，而且每个村民都 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 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 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 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 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 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 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

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 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位 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

“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 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 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 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 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 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 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 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 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另一个 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 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 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 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 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 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 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 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 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地 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甲！”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 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

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 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 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 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 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 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只有

“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

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 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

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 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 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 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 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 弟大人”，等等 ，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 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

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

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

“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 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

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 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 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 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 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 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 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 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 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 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 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 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 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 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

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

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

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