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 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 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 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
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 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 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 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 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 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
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 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 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
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 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 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
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 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 年 3 月 30 日）恭 亲王奕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 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 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 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脱口而出：
“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
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 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
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
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
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 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 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 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呢？而这个大人 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 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 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 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随着声 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 时，慈禧必命也给奕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
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献茶，结果，奕一时忘形，
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
便仍放置原处。奕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 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 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
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 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往 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权力的膨胀给 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的封赏 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圈定了一个不可 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 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 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 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在权力上的界 定与从属关系：
（1）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
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 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
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
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 路军营折 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 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 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 颁发。这就是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 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 年 11 月 11 日)，
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之间的权 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
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 月 16 日)慈禧再次晓谕天 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 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
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 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 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 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 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位高权重，对这位总
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
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又是那样的和谐。
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者日多。军机大臣、
六部九卿惟奕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 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 对奕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 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所受的恩遇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
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 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
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 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 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 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 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 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 大员，却对奕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 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
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 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 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 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 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 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 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
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
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
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 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 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 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
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
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
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 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
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 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 奕。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 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
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 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 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
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
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 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 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 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 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 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 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
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 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 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 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 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 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 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 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
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 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
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 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
纯系诬告 。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 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 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 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 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 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 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 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
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 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 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
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