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挾著文化資本、經濟資本與大眾文化資本而成形，文化資本的內容：抽象 文化意涵、文化成品、文化體制，吸引了經濟資本，即資本主義的商業行為，累積了大 量社會資源後，便產生媒體業、娛樂業、時尚業等大眾文化資本，可說自成一完整的宇 宙。這是各為歐亞第一大城，巴黎與上海的興起背景。不同的是，由於上海為西方列強 的租界，與其本身的老城文化，華洋雜處，其間，中西方的對話、交流，構成特殊的「雙 城文化」。
但經濟資本隨著城市的興起而過度發揚，消費能力與市場機制成為社會的重要指 標，與資本主義同義的消費文化於焉形成，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生財工具，從而動搖了傳 統社會的權力結構，如階級、教育，不再僵固不變，有流動的可能性。一方面，新興的 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啟發了人們追求生而平等之權利，並肯定其自由意志；另一 方面，亦間接促成了民族國家的建立，因為只有龐大的國家體系，才能夠負擔以及規劃 教育、經濟等如此複雜的運作。但「自由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市場」的本質，是否 只是進行階級的重塑？如馬克思的論點，勞工階層的處境並未改善，勞資雙方的對立，
依然是歷史進程的重大問題；亦如韋伯所說，原為社會進步的動力、講求最大經濟效益 的工具理性，竟成為宰制現代人身心的鐵籠。西美爾所說，貨幣經濟造成的「計算關係」， 使現代人變得冷漠、疏離……皆是資本主義自我擴充的手段，所造成的平等的假象，以 及現代性的危機。大眾文化資本亦被轉化為生財器具，報刊業所刊載的作品內容，力求 服膺市民趣味，亦大幅刊載廣告，以市場取向為優先考量。因此，作家們必須面對商業 性與藝術性的兩難；即「布爾喬亞的現代性」與「藝術的現代性」之間，難以化解的癥 結。
「現代」所成就的國家組織的進步，卻造成民族之間的敵對；所成就的社會的進步，
卻造成現代人身心異化；所成就的技術的進步，卻造成勞工階級的物化；所成就的思想 的進步，卻造成濫加詮釋；所成就的藝術作品的普及化，卻造成文化商品的氾濫。種種 對立、矛盾，即現代性內部的危機：
「人們不斷的注意到現代性內部的衝突：現代時期同過去時期的衝突，現代文化 和現代社會的衝突，現代技術同現代經驗的衝突，現代觀念同現代歷史的衝突，
現代歐洲同非現代歐洲的衝突，正是這些衝突引發了現代性的危機。於是，一種
關於現代性的終結的願望固執地在現在性的歷史中浮現，但是，人們馬上就會隨 著問，到底是讓哪一種現代性終結？現代性的標誌是衝突，它有待於被敘事，而 不是被定義。」393
波特萊爾與穆時英的城市書寫因現代性而展開，亦如同現代性矛盾的特點，是立基於一 種既愛又恨的情結，城市的繽紛物象填滿了其生活，但當靈魂清醒的時刻，他們又陷入 自責、自省之中。其城市文本有如寓言，波特萊爾的寓言關注的是城市風景的轉瞬即逝，
以藝術手法而言，並非採用具體描繪的方式，因為現代生活已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所 呈現的場景是主觀化的心靈意象；穆時英的寓言則關注於現代人的身心狀態，對於城市 文明有具體描繪，但在表現急促忙亂的生活節奏，亦是透過意識、情緒的詩化特徵加以 表現。另外，兩人面對文化工業的態度也有所不同，波特萊爾以無用者、孤獨者的形象 進行反諷，並以這類「非英雄」的自殺，將藝術家與殉道(藝術)者相疊合，填補了現代 英雄的缺位。相對的，市民趣味一向是海派文學依循的創作指標之一，因此，穆時英以 及其他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中，並未對此做出批判。如施蟄存擔任主編的《現代》雜誌，
不為特定的文學社團或文學理論所創辦，又，穆時英的小說與當時流行文化的互文，將 大眾品味融入其中，皆是例證。穆時英筆下亦有孤獨者的角色，用以表現現代人之間的 精神隔離，或精神的漂泊無根之感，應是中國西化過程中的認同危機所造成：
「我們所說的現代化——第三世界國家毫不遲疑地去追求實踐的——其實是被 某種意識形態所宰制的變化過程——亦即是走向西歐和北美(近世幾乎全指美國) 的社會、政治、經濟的體系，彷彿說，這些體系所提供的是所有開發中或待開發 社會最理想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裡，又往往用民主之名美化之。這裡對『民主』
兩字作為一種理想政治取向，作為一種抽象意念，我們沒有批評的意思，而是說，
歐美所說的『民主』架構，必須在他們社會、經濟的前提下完成，亦即是說，是 存在於西方社會、經濟的意識型態下的宰制。這個宰制力量，通過高度細分的管 理結構操作、科學知識的技術化，所帶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激速變化及大眾傳 播所引發有關人種、社團、知性感性的均質化(異質同化)等，把人性物化、商品 化、主體物品化和工具化。所以，現代化的過程在第三世界所發生的效用，一面 是啟蒙的，如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可以『新民』；但另一方面則是壓制的，如 迫使本土文化的改觀，迫使本土文化落入次要文化或落入遺忘。」394
393 汪民安：《現代性》，頁 27~28。
394 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收錄於《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 索》，頁 155。
清末對於現代化的仿效，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使得洋化的痕跡已深入現代人的身心與 生活當中；但短時間之內，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絕對無法調適到能夠兼容自身 文化與西方的現代觀念，又必須面對現代性困境。在二 0、三 0 年代，左翼思想盛行，
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為圭臬，排斥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排斥新感覺派這一群都市之子
「糜爛的」寫作內容；「現代」是穆時英等人所體驗、所感受的一切，一夕之間卻被全 盤否定，頓時對於其處境，感到徬徨不已。
造成兩人城市文本內在意義的相異，最主要是因為兩人所處的時間點不同。十九世 紀末的西方，正是現代性內爆的前夕，世界的意義面臨崩潰，波特萊爾的詩便盼望回到 世界最初、那片「象徵的森林」，人的感知與自然的芳香、色彩、聲音融為一體，能夠 互相感應，即所謂「冥合」之境。這一以語言建構的烏托邦，卻永遠不能到來：「他尋 求的『另一世界』的啟示和顯現，這個世界就在這些巴黎景色之外的某地在。尋找它的 過程中，他將遭到失敗，因為這『另一世界』只能存在於它的形成過程之中，存在於努 力尋找它的過程之中」。395詩人只能埋首創作，但當他於現實之中清醒，末日之感便向 他侵襲而來：城市的物質文明再美好，也將轉瞬即逝。雖然他描繪出現代生活的片段、
瞬間的美感，另一方面，也深刻明白那是「終結」、是悲劇性的「最後一瞥」：
「在歐洲文化史上，『世紀末』(fiu de siecle)這個名詞往往和 19 世紀的終結 分不開。在這個時候——也就是 1900 年前後——歐洲的社會和文化發生了驚天 動地的變化，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所謂『現代性』(modernity)和『現代化』
(modernization)產生了很大的焦慮，對於整個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以及對於 人的理性信念，都感到懷疑，更對於龐大中產階級極其庸俗的生活方式，感到反 感。所以，不少文學家和藝術家想創出一個更深刻的藝術世界，用這種藝術上的 真實來對抗、批判、甚至打倒這個世俗的現代性。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方的現 代藝術和現代性剛好構成一種吊詭：歷史愈往前進，文化的危機感愈強，也愈要 對抗這種直線前進式的現代時間觀念。所以，這個西方『世紀末』藝術的『華麗』
外表的背後是一種頹廢，也恰好隱藏著對現實和歷史的不滿。」396
現代的種種進步，在波特萊爾的城市文本中並未顯示出積極、歡快的面貌，原因便在於，
395 弗雷德里克．卡爾(Frederick R. Karl )著，陳永國、傅景川譯：《現代與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主權 1885——
1925》，頁 73。
396 李歐梵：〈世紀末的華麗〉，收錄於《未完成的現代性》，頁 64。
現代性已盛極而衰，過度的世俗化、理性化、工具化，即「布爾喬亞的現代性」。但是，
對於二十世紀的上海來說，都市文明才正當繁華燦爛之時，穆時英雖已意識到現代性的 陰影，其「繁華與糜爛同體」的城市寫作，卻不是奠基於世紀末感受。海派直至張愛玲，
始有在「世紀末的華麗」裡，城市將如夢幻泡影一般幻滅、陷落之感：
「這個世紀末情緒所指涉的是一種大動亂、大革命前夕的心態，用 40 年代初張 愛玲的話說：『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 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 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然而，即使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這種蒼涼 美學的表現，也是華麗的。恰因為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所以表現得更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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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與波特萊爾的世紀末感受有所不同。此時，二次大戰爆發，全世界陷入恐慌、動盪；
在中國則發生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張愛玲的世紀末感受應是受到 戰爭的影響；而波特萊爾的世紀末之感，則是現代性的危機所引發。
即是說，波特萊爾的城市文本開啟了「反城市」的寫作。現代生活、時尚、物質文 明的變化萬千，不過是它們灰飛煙滅之前的演出。如弗雷德里克．卡爾所說：
即是說，波特萊爾的城市文本開啟了「反城市」的寫作。現代生活、時尚、物質文 明的變化萬千，不過是它們灰飛煙滅之前的演出。如弗雷德里克．卡爾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