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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明代中期學術旨趣的轉變，致使原本居於權威的程朱之學，在思想理論上受 到極大的挑戰，一些基本的理學概念如：理在氣先、心性二分、格物窮理等，都 面臨到新的檢視和考驗。當時著名學者如湛若水、羅欽順、王陽明、王廷相等，
無不以自身學思奮力其間。呂柟以獨到的思維觀點躋身其中，亦發展出頗具時代 精神的學術成就。
依據四書和宋明理學的共構關係，《四書因問》不僅象徵著呂柟的經學觀，
也蘊含著深刻的理學思想。檢覈《四書因問》所載門人，此書當是呂柟遷官南京 後，授業講學時彙集的問答紀錄。如是，則《四書因問》即為晚年思想成熟時的 學術作品。以此檢視其理學思想，衡定其學術歸向，應具有一定的鑑別力。根據
《四書因問》的詮釋內容，呂柟雖以形而下的「氣」作為詮釋起點，但其釋「明 德」、釋「仁」、釋「性」，均以「理」作為訓解。顯然，對呂柟而言，「氣」為材 質義，「理」方為道德之本源。以是觀之，則呂柟並非提倡氣本論者。其次，據 其解說《中庸》「致中和」、《孟子》「四端」說、「心、性、情、才」、「持志養氣」
等概念，乃是融合自身氣化思想，與朱子「心性二分」、「心統性情」的理論，來 定位心、性、情、才的功能與內涵。除卻將「性」本質定義為「氣」之外，均秉 持著朱子的分判，建立心、性、情等關係架構。此正表示，呂柟依然信守著程朱
「性即理」的理學宗旨。再者，由工夫進路來檢視，呂柟詮釋《大學》「格物致 知」，定義上雖然與朱子注解側重不同，但始終未偏離「即物窮理」的路線。而 在「格物致知」與「誠意」的工夫次第上，亦堅持著朱子「知先行後」的主張。
據此，《四書因問》所透顯的思想特點，在在顯示呂柟的學術傾向乃為程朱之學。
以往學界依據呂柟的重「氣」主張，和馮從吾《關學編》的評斷，將其定位為「關 學集大成者」。然而，呂柟成長於關中，勢必受到關中學風的影響，但其也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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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早年研讀周敦頤、二程之學深受啟發。1是以，在進入仕途前，呂柟吸收領會 的多以宋代理學為主，凡周、張、二程之學均各有所得。若論學承淵源，則其學 承不應單純只有關學，事實上對濂、洛、關、閩都有繼承之處。此外，呂柟對張 載之氣學，亦非絕對認同，其云：「天地是虛，若從虛中來，天地又一物也。」2 針對張載以「太虛」作為宇宙本體的思想，呂柟認為「太虛」便是「氣」，沒有 所謂超越的、形而上的本體之氣。由此可以看出，呂柟並不全然贊同張載的氣本 思想，而其氣化論或有參酌、啟發於張載之學，但以嚴格的學派歸屬定義為「關 學集大成者」，顯然是不符呂柟的學術旨趣。至於，依照黃宗羲《明儒學案》的 分析，將呂柟列入河東學派，事實上是比較貼近其學術取向，但在師承的追溯上 仍有商榷空間。以往學界多按照黃宗羲推斷，以其問學於薛敬之，因而輾轉歸入 河東學派。但按照呂柟自述與師承定義，其直接承襲河東之學，應該還是來自於 王雲鳳的授業。故《明儒學案》將其列入河東學派，對照《四書因問》所蘊含的 思想特色，判別不算有誤，但師承關係的推究則可進一步作澄清。以上兩種學派 斷定，雖各有所據，但細究之都有值得修正的地方。站在本文立場，呂柟自非關 學繼承者，也非全然之河東學者。比較朱子和呂柟的四書詮釋，呂柟之學並非完 全繩墨程朱。在義理上不論深化、推進朱說，抑或修正、改立新詮，均證明其於 承繼之間富有獨立思辨的精神，已不似薛瑄嚴守朱學矩矱的宗信程度。3是以，
若以「河東之學」定義呂柟學術，只能顯示其師承和學術屬性，對於其學術思想 的推進面和轉化之功，則無法予以肯定和彰顯。準此，本文認為通過四書詮釋，
呂柟所呈現的學術宗旨或可定義為：以程朱學為基礎，以實踐為導向，所形成一 深具時代特色的體驗之學。
1 呂柟自述云：「柟自幼誦濂溪周子一、二言，即中心愛之，如覩其人，若當清風明月下誦之，
更無他文字可好第，恨未多見其書耳。」對程子則云：「柟十七、八時，嘗夢明道及呂東萊立 涇野草堂之上，而柟升階質疑聆其語論，雖夢中亦豁然。」以上引自呂柟：〈周子演序〉、〈二 程抄釋序〉，《涇野先生文集》，收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60 冊，卷 4，頁 571。
2 呂柟：〈張子抄釋•語錄第一〉，《宋四子抄釋》，卷 5，頁 315。
3 古清美先生認為薛瑄在為學風格上，比同時的崇仁吳康齋更忠實於朱學。若以明代朱學的傳承 來講，則當推河東之學。詳參古清美：〈明代朱子理學的演變〉，收錄於《慧菴存稿一•慧菴論 學集》，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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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思想家都有其時代任務，這是學術思想源源不絕、不停開發更迭的動 力。呂柟對程朱之學的轉化，正肇因於時代的轉變。身為明中期的程朱學者，其 肩負重要的歷史使命。當時，作為官學的程朱學日漸空疏式微，研讀者多為科考 進仕者。而民間講學多跟隨陽明心學，一時間心學風潮迅速勃興。在此對比下，
程朱學的續存成為迫切又棘手的問題。呂柟面臨此學術瓶頸，秉持著一貫的踐履 性格，在心學的洪流下，為程朱學開展另一面生機。其對程朱之學的因革，由《四 書因問》可見端倪。概言之，呂柟以「實踐」作為對治時代風氣的核心，並據此 來修正程朱學。故在「實踐」的要求下，思想必須具體、理論勢必可行，修養工 夫才有落實門徑。如果，士人以「實踐」為本，學術自然無虛偽、形式化的衰敗 問題；程朱學理以「實踐」為本，自然也不會有空疏、無法契入的問題。這個轉 化的信念貫穿了呂柟的四書詮釋，導致其在詮解上以「一貫」、「形而下」的觀點 作為詮釋原則。所謂「一貫」在打破朱子「天理觀」下體用二分的注解模式，改 以「渾然一體」、「體用一源」的理解方式，來「下放」朱子過於強調、提高的「天 理」。例如，貫通「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綱領，提出「只當以明明 德為綱」的主張。以及會通《中庸》、《孟子》，提出「心、性、道、天一物也。」
4的理論。均為其泯除形上、形下，強調貫通無礙的詮釋理路。而由於其以為形 而上的思辨玄談無益於「實踐」，那麼，自然選擇聚焦於「形而下」的具體人事。
故其論「仁」，就「愛人」、「博愛」、「孝弟」申明；論「誠」，則以「一念一事之 誠」解說。以往被理學家們闡幽發微的四書概念，在「形而下」的具體觀照下，
成為日用常行的人事之理。同樣的原則置於修養論上，致使其突出「心」作為工 夫下手處，在程朱學的基礎上，強調「心」彰顯內具之「性」，而貫通於外在之
「氣」的「一貫」作用，以及主宰「形氣」使其依循「性」而行，落實於「形而 下」的能力。其對「心」的重視，在於心為一切修養工夫的轉關處，而非陽明具 有本體性質的本心論。由於對「心」的定義不同，在工夫進路上呂柟對陽明說法 自是多所批判。依據此二詮釋原則，呂柟四書思想展現貼近現實的特色，亦呼應
4 呂柟：〈張子抄釋•正蒙誠明第八〉，《宋四子抄釋》，卷 1，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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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經盡是時務」的經學宗旨。而經過轉化後的程朱之學亦由「理」的追尋，
轉向了「氣」的具體落實；由向外擴充的「即物窮理」工夫，回歸到切身、內在 心性驗證的講求。可見，面對四書義理，呂柟所採取的詮釋原則，強化、重申了 四書與日用常行的緊密關係，以務實具體的詮解落實經典所載、聖賢所言。而由 四書詮釋所透顯的理學思想，則呈現其在理氣論、心性工夫上對程朱學的推進，
以及對陽明心學的辨正。《四書因問》所蘊含的四書思想和理學主張乃互為資助，
彼此相連，驗證了宋明理學與四書發展相須相成的內在理路。
饒宗頤先生曾表示：「明人治經，最重要還是實踐工夫。」、「明代經學的偉 大地方，不在表面的道問學層次。」5此用以詮釋呂柟的四書學精神，亦是相當 符應。晚年其所致力提倡的「甘貧改過」之學，正為多年出入經典，追尋顏子之 學的治經所得。而其不但以此作為講論、詮釋經典的理論主張，更終身嚴守躬行。
據此，呂柟對經典的態度已非「道問學」層次，而是在日用人事中落實奉行，以 具體的實踐行為作為經典的最佳詮釋。而其以「實踐」為宗的治經精神，不單在 學術上具有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用，更是其一生躬行踐履的真實寫照。是故，《四 書因問》所代表的學術價值，不能只視為是羽翼程朱學的作品。從其內涵蘊意，
可以清楚看見呂柟對經學的重新思考、重新定位。若置於四書學史的脈絡下，則
《四書因問》顯然是為了對治由明初以來，四書官學化、程朱注解經書化，導致 義理與人心懸隔兩橛的問題。同時，也在回應四書心學化所可能產生的浮誇弊 病。因此，《四書因問》的成書，不僅僅在扶救程朱之學，而是以更寬廣的學術 關懷，對當時的學風（不論程朱學、或心學），提出最根本、實際的反思與解決 之道。在此前提下，呂柟本質上還是希望可以跳脫朱說，客觀地回歸經典作探究。
因此，《大學》、《中庸》均採古本解說，義理詮釋亦多以經典作會通。其所表現 的精神與王陽明提倡復古的理念不謀而合，正可清楚的印證明代四書學的轉向與
5 饒宗頤：〈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收錄於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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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學力的不足，本文僅能就呂柟四書著述進行探究，對於其整體之經學 成就，無法呈現出完整的學術視野。相應之下，對於其豐富的學術思想，也僅提 供一側面之觀察所得。除此之外，本文為突出呂柟對朱學的因革，以及其對應陽
受限於學力的不足，本文僅能就呂柟四書著述進行探究，對於其整體之經學 成就，無法呈現出完整的學術視野。相應之下，對於其豐富的學術思想，也僅提 供一側面之觀察所得。除此之外，本文為突出呂柟對朱學的因革，以及其對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