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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討論,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語言的機能並不止於圖像思考,但是語言一方面 可以藉由其所表達的意象,在人的構想力的運作下,產生圖 像思考,另一方面,語言自身有其指涉的意義和形式規則,

這樣的內容並非圖像式的。

(二)語言的模仿可以分成聲音的模仿和形狀的模仿。

在聲音的模仿裡,形狀可能成為聲音的模仿對象,同樣地,

在形狀的模仿裡,也可以依據形狀而產生聲音的模仿。

(三)由音的模仿所形成的語言和由形的模仿所形成的 語言分別藉由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語句的結構,由音的模仿所 形成的語言以文法(書寫的規則)作為正確和錯誤的工具,

而文法的形式區分已經先行界定了若干思想的條件,只要使 用這樣的形式區分,思想即受到這樣的形式的限制。形的模 仿所形成的語言擁有不同的表述方式,這樣的語言在每一個 字詞裡賦予一定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指 涉意義。

(四)從文法區分的意義上看來,名詞和動詞的區分、

格的字尾變化、動詞的時態、語態變化成為思想的基本形 式,真理的表達必須通過這樣的語句文法形式才有可能。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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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宋代「文字禪」的語言 世界

龔雋

第一節 口傳到書寫:「文字禪」的思想史意義

學者們習慣借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史轉移過程中所發生 的「語言學轉向」來形容中國禪學思想史上話語方式的典範 轉移。但禪史學家們並沒有在嚴格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如馬克瑞就以神會與馬祖道一思想中的「機緣問答」作為

「典範」,說明中國禪的話語轉移(linguistic change)發生在 八世紀。1葛兆光則以九到十世紀,即禪門五宗分燈接席的 時代作為「語言學的轉向」。2周裕鎧又把這一轉向定格在 十一世紀以後的宋代「文字禪」。3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不管怎麼說,發生在八

1 John R. McRae, “Shen-hui, Ma-tsu, and the Transcription of Encounter Dialogue”,《佛教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臺北:中華文 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研究委員會編印,1995)。

2 葛兆光,〈語言與意義——九至十世紀禪思想史的一個側面〉,鄭志明 主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上(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 心,2000)。

3

世紀與十一世紀的幾次「語言學轉向」都是可以得到禪思想 史文本支援的。問題是這幾次「語言學轉向」的意義則不完 全相同。八世紀的那次「語言學轉向」是以洪州禪為中心的

「經典禪」對達摩至東山門下「早期禪」的一次話語革命,

最明顯的標誌,以馬克瑞的說法,就是以「機緣問答」形式 而出現的口語化運動。馬克瑞發現,在八世紀書寫的禪文本 中,包括敦煌出土的文獻(如神會的作品)中,開始出現越 來越多口語化的紀錄。4

一、兩種「口傳」的法流

實際上,在禪宗的傳統中,這種口 語化運動在「早期禪」那裏就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法流。

雖然「機緣」式的口語問答形式是在八世紀以後才流行 於中國禪的話語當中,而「早期禪」的傳承,一直沿續了重 視口傳,輕視書寫的傾向。撰於八世紀的《傳法寶紀‧序》

中說:

自達摩之後,師資開道,皆善以方便,取證於心,隨 所發言,略無系說。……若依碧字瓊書,終歸浪茫 矣。5

這裏所謂「方便」,即是以「隨所發言」為主的口傳,而不

4 John R. McRae, “Shen-hui, Ma-tsu, and the Transcription of Encounter Dialogue”.

5 轉引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一)(上海:上海古 籍,1993)。

是文疏的方式去會通經義的。這一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如敦 煌文書所紀錄的惠可就是「附於玄理,略說修道」的,他對

「還同文字學」的經師作風有過批判;6惠可門下楞伽宗的 傳承,就有法沖一系講「口傳」而反對「文疏」的一流。三 祖仍然堅持「蕭然靜坐,不出文記」的作風,這樣到了東山 門下的弘忍才結合對「文疏能解」的批評,而提出「不出文 記,口說玄理,默授於人」的禪風。7八世紀以後,禪宗口 傳的方式被保留下來,口傳的性質卻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早 期禪那裏,口傳心授的法流還可以說是「藉教悟宗」和「方 便通經」的。禪師們認為,口傳比書寫更容易切近經典中的 深義,如法沖講到會通《楞伽經》時,就說「義者,道理 也,言說已粗,況舒在紙,粗中之粗矣」。8口傳已經是不 得已的方便,但它比書寫的方便還是具有優先性。到了「經 典禪」的時代,祖師們不再需要借助於會通經典來為禪的合 法性辯護,他們甚至運用特殊的話語方式,把佛教經典從神 聖拉回到地面,發展出了慢教的一流。於是新出現的「語 錄」權威逐漸取代了「早期禪」中所流行的「方便通經」,

「 語 錄 」 又 成 為 經 典 的 代 替 品 而 變 成 新 的 「 神 諭 」 (oracles)9

6 《楞伽師資記》,《佛光大藏經‧禪藏》史傳部。

。在形式上,「語錄」更加的隨意和日常化,但意

7 同上。

8 道宣,《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大正藏》50 卷。

9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義卻更不容易揣摩。正如印順的研究所表明的,早期禪說的

「意傳」、「指事問義」到曹溪門後,已經為廣泛使用的各 種言語方式或行為表示所代替,這種於無可表示中的方便表 示逐漸演變成與經論不同的禪偈、公案讓人們去參究,語句 越來越平常,意義卻越深遠,從而把禪從平實引向深秘。10

祖師「語錄」的這種平常而又深秘的性質,實際表示了 中國禪宗口傳方式的革命。柳田聖山認為,形成於馬祖道一 (709-788)之後的語錄體,以機緣問答的形式表現了禪家「一 種特殊的口語教學」。如果與馬祖禪「不立文字」的主張結 合起來看,語錄體是對傳統佛教的革命,顛覆了六朝以來佛 教注經的傳統,強調了佛陀教學中口傳的性質。11這種重口 傳而反對書寫的作風,在八世紀以後的禪門話語中被廣泛的 應用。據說黃檗接機的方式就堅決反對書寫的,他說「若也 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12雲門文偃上堂說法,見人紀 錄其語必罵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 去」。13

10 印順,《中國禪宗史》(南昌市:江西人民,1990),頁 317、350。

學者們的研究也發現,一些比較確定為九世紀左右 編撰的禪宗「語錄」中,出現了大量的口語化語言。如作為

11 Yanagida Seizan, “ The "Recorded Sayings" Texts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 in Whalen Lai and Lewis R. Lancaster (ed.)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3).

12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二,見《禪宗語錄輯要》(上海:上海古 籍,1992)。

13 惠洪,《林間錄》卷上,《佛光大藏經‧禪藏》〈史傳部〉。

最早幾部語錄之一的《臨濟錄》,其口語化的程度就相當 高,也非常切近於日常生活,其中保留了很多唐代口語的資 料。14

「語錄」的口傳方式與「早期禪」的口傳不同,不僅表 現在這些平常的語句中有更深秘的玄機(此下文分析),更 重要的,是其改變了一種言談的方式。在「早期禪」那裏,

祖師們是言說者,他們只是認為口傳的方式比書寫更切近經 典的深義。而弟子一般只是聽者或問者,並不直接參與對話 的討論。機緣問答則顛覆了這種簡單的問答模式,在這一

「重要的演出」場景中,對話不僅僅是說話,更包含了「展 示」。15

14 Isabella S. Gurevich, “On the Grammar of the Colloquial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Chan-Buddhist yulu 語錄)《禪文化研 究所紀要》第 22 號 (1996)。

祖師與弟子之間不再是簡單的說者與聽者的關係,

或者說者主動,聽者被動的關係。這裏出現的是一種新的對 話形式,即禪師變成了「參與者」,而不只是說者。在這種 師徒的「遭遇」(encounter)中,話語的意義並不能從口述的 字面意義來瞭解,它也不是直接指向某部經典的意義。這種 機緣語潛藏在言說背後的深義和洞見,必須經由具體的語境 和脈絡中才可能解釋出來。佛雷就認為,機緣問答和公案可 以看成是一種「聽的隱喻」(auditory metaphors),即它是需

15 參見史帝夫‧海因(Steven Heine)著,呂凱文譯,〈禪話傳統中的敍事 與修辭結構〉,藍吉富主編,《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勛教授六十大 壽祝壽論文集》(臺北:東大,1993)。

要在具體語境裏才能夠獲得瞭解的口語式的「對話」。他更 以語用學的立場分析語錄實際上是用話語做事。與「早期 禪」通過口傳去表達經典的深義不同,機緣問答或者公案並 不能理解為對擺放在那裏(經典)的真理的揭示,毋寧說是 把真理視為一個在對話中「被演繹出」(enacted)和「不斷出 現和實現的過程」。16

二、「文字禪」的書寫及其修辭

一直到九、十世紀左右,還有跡象表明,禪門祖師似還 都不主張以書寫詮解的方式來瞭解禪宗的意趣。如大約成立 於這一時期的《筠洲洞山悟本禪師語錄》,就紀錄了洞山對 注解祖師意的反對。對話是這樣的:

師會一官人,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師 曰: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麽生注。法眼代云:這 麽則弟子不注。

從形式上看,十一世紀以後宋代禪宗的話語中雖然也保留了 大量機緣問答和公案,但那已經轉向了帶有解釋和書寫性的 新形式。唐代的公案是在特殊語境裏的修辭與教學方式,到 了宋代,它已經被代之以一種「理性化的實踐系統」。17

16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212-213, 227.

17 Robert E. Buswell, “The "short-cut" Approach of K’an-hua Meditation: the Evolution of a Practical Subitism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in Peter N.

於語錄已經被聖典化,唐代禪宗那種機緣問答的深秘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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