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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黃老學派的終極關懷有很大的差異,莊子始終是在人的主體上,談論 人的應世之道,而黃老就更多的關懷到政治層面的發展,這也讓「黃老之學」在 後來漢初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有了一席之地。因為側重方向的不同,在對於道、

氣、心等重要概念的討論上,就有了差異,對於心的談論在整個思想中的比重也 有所不同。

一、《莊子》、《管子》四篇與《黃帝四經》對於道與氣的發揮

莊子的道重視精神境界,因此和黃老學派相比,莊子不用很多規律性的範疇 來指稱道,而用許多寓言來描述體道後的境界以及心靈狀態,莊子也以「無待」、

「逍遙」等來形容這種境界。沒有任何的障礙與限制,在任何的處境中都能夠自 由自適,就像是老子所說作為萬物之母的道,存在於天地之間又獨立於世界之外,

就莊子所論述的「道」。而莊子的「氣」具備了物質性與精神性,莊子「游乎天地 之一氣」的一氣是一種狀態並且能生化萬物,所以莊子認為生、死俱是一氣的變 化,因此人應該齊死生,因為一氣的變化始終存乎於天地。莊子的氣和心也有密 切的關係,莊子談論「心齋」說「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這裡的氣也可以說 是一種心的空明的境界。

《管子》四篇的道和《黃帝四經》的道較為重視客觀性的法則,《管子》四篇 的道已經具備物質性的氣的特質,有學者甚至認為等同於氣,因此道在《管子》

四篇偏向於一種原理,並且與氣有相當的關聯,道作為宇宙的根源性雖然還存在,

但是《管子》四篇的作者更加重視道作為治道的一種運用,《管子》四篇的道雖然 還保有天道崇高的哲學意涵,事實上對於天道的關懷已相當薄弱。關於氣的部份,

《管子》四篇提出了「精氣」說,氣是生命的根源同時可以留存在人的生命中,

氣是道的內涵,透過精氣的提出,《管子》四篇更為完善的處理了心的問題,心的 特性和實體,都離不開與氣的關聯。

《黃帝四經》的道,非常重視客觀性的律則,已經接近法的範疇,雖然還保有 老子所敘述的道的特質,但是它不再像老、莊對於道的體認為一種主觀的修養境 界,它更多的發揮了道的律則意義,從而歸納出一套可供人仿效的客觀律則,使 得統治者在治術上能夠有所本。《黃帝四經》甚少談修養,因此在其思想體系中,

氣只是一種客觀的現象,將氣作為觀察自身或他人的標準。因為《黃帝四經》的 道、氣理論都講究客觀的存有,因此在論心的部份也就偏向於認知心的重視而缺 少心的修養與主觀的境界論。《管子》四篇與《黃帝四經》相比,雖然都是重視道 的法則性,但《黃帝四經》已經非常接近「法」的範疇,更多的是一種對於人間 世界的思維建構,已缺少了根源性的探索。

黃帝四經道、氣、心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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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莊子》、《管子》四篇與《黃帝四經》論心的差異

人生命的主體是「心」,思想家對「心」的體會即代表對生命的想法,《莊子》

對於生命的見解是希望每個人能夠活出自我的「逍遙」,而《管子》四篇及《黃帝 四經》作為政治性較強的思想體系,也希望統治者能夠透過對心的修養達到安身 與治國的目的。道家皆認為心應該以道為依據,莊子和黃老都對老子的道有所繼 承與創造,而氣的提出成為道和心之間重要的橋樑,讓心能夠有途徑去認識道。《莊 子》透過對心的論述,發揮其「逍遙」的生命理想,《管子》四篇講究治心和治國 兩者為一體,《黃帝四經》則重視心對客觀法則的取法與體會,三者都對「心」有 不同的體悟和發揮。

莊子對於心的討論非常豐富,《莊子》書中,內七篇從〈逍遙遊〉到〈應帝王〉

可以說都不離有關於心的討論。莊子更提出了「成心」、「機心」、「滑心」等有執 之心與「虛室生白」、「應物不藏」等無執之心,在對於心的討論上,整體而言比 黃老學派的論心更為複雜且完整。

《管子》四篇與《黃帝四經》同樣將心的修養最為對統治者道德的要求,《管 子》四篇命名皆與「心」相關,是從心的修為來論及政治,雖然其理論最終目的 在取得政治上的治理依據,但是對心的關注仍然反映出和莊子相同期待能在紛亂 的社會中尋求身心的安頓與處方。而《黃帝四經》以道家思想為主體,但更多的 揉合了戰國諸子學派的思想,反映了思想合流的歷史趨向,其論述體系也偏向戰 國後期國家統一局勢下所發展的具體性與法則性的規範,所以對「心」的論述是 為了能夠給予統治者一種治國的標準與國君的規範。

莊子和黃老的差異性,還在心與形的討論上,莊子習慣將心和形對舉,心和 形是生命中不能分開的兩部分,然而形體會帶來各種限制與欲望,因此莊子更重 視心的逍遙,希望能夠透過心的逍遙來破除形的限制與枷鎖,〈逍遙遊〉中的神人 就是種可以拋棄形體的負擔而享受心的逍遙的典型。而黃老學與莊子重視心之逍 遙、行之委蛇不同,無論是《管子》四篇或是《黃帝四經》都講求修心正形,黃 老學派更重視形體與心之間的和諧性,展開了「修心正形」之形神雙養而以心為 主的身心調和主張,因此可以說莊子的身心消融和黃老的身心調和兩者也是由老 子學說開展而來卻不同解讀的兩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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