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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由於皇帝本人的興趣、宋代前期瘟疫的流行及中央政府對南方以巫治病 傳統的壓制、印刷術日益成熟等因素,使得北宋政府史無前例地推動刊刻醫 書事業,特別是本草與藥方類的著作,在仁宗與徽宗時期都有集大成的作品 出現。四川醫官唐慎微將這段時期的藥學著作予以整理,編成《經史證類備 急本草》,它也成為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出現前廣為流傳的藥學醫書。

在這樣的背景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王安石變法時,政府就將藥物 販賣列為國家經營的事業之一,成立中國史上最早的官營藥局──市易務賣 藥所。從這時候開始,至清朝不再設立惠民藥局為止,期間約五百年的時間 (1072-1644年),官營藥局的發展可按朝代分成三階段來檢視:

一、 宋朝──專營藥物販賣的官營藥局

雖然歷經了市易務賣藥所、太醫局熟藥所、太平惠民局等名稱,但這些 官營藥局有個不變的原則,即是販賣藥物以營利。不論是北宋後期的中央政 府還是南宋時期的地方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的困境,因此販賣藥物就成了獲 取財用的手段之一。南宋時代,所謂的「惠民」局,其實指的是販售具有一 定品質的藥物予人民,而非在常時進行施藥救濟活動。然而,就因為它有利 可圖,也導至了官員貪污、偷工減料等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有些地方的 官營藥局營運情況良好,如建康府的藥局甚至還有餘錢資助養濟院,成為地 方上的重要機構之一。然而,只以營利為取向的作法勢必讓偏遠或經濟不發 達的地區無法設立藥局,因此有些地方官員乃設法籌措經費,自行設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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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低廉的價格甚至是無償供藥給當地人民。可能是感受到人民對藥物的 需求,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成立了中國史上第一所官營的慈善藥局

──施藥局,其運作模式為政府出資採購藥物,再無償供藥給有需要的人 民。只是,此一機構只在臨安推行,且不久後南宋就被元所取代,官營藥局 的發展進入第二階段。

二、 元朝──兼營放貸與施藥的惠民藥局

官營藥局來到元朝後就一律統稱為「惠民藥局」,此後不再有其它的名 稱。可能是受到金朝的惠民局與南宋的施藥局影響,加上元朝從成吉思汗統 治時期開始就有重視醫療的傳統,所以元代的惠民藥局不再從事藥物買賣,

成為單純以施藥為主的慈善機構。但維持藥局必須有經費的支持,因此在成 宗大德三年(1299年)詔令全國各地設立惠民藥局的同時,可能是受到當時政 府盛行「斡脫」錢的影響,中央也撥款給各行省的惠民藥局金額不等的費用,

以這筆錢作為本金來經營放貸,所獲得的息錢就用作為採購藥物。此外,元 朝還同時在各地廣設三皇廟與醫學,並配合醫戶與醫官制度,建立一套完整 的地方醫學教育與醫療體系。如此一來,雖然惠民藥局在元朝時有倒閉的情 事發生,但這套體制支持下,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而不致沒落。

三、 明朝──與醫學相結合的惠民藥局

為了解決元代的冗官問題,加上平民出身的明太祖具有濃厚的民本思 想,因此明朝建國後就將中央與地方官制縮編。此舉使得官醫提舉被廢除,

雖然保留了醫學與惠民藥局,但也削減了兩個機構的員額。另一方面,惠民 藥局也不再經營藥物販賣與貸款等營利業務,加上三皇祭祀因爭議不斷而遭 到廢止。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明朝表面上仍維持惠民藥局與醫學制度,但 支撐其營運的要素卻已不存在,使得藥局與醫學必須靠地方官員與醫戶醫生 的投入才有發展的可能。但因經費與人員的短缺、藥局維持的不易,使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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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負責施藥的惠民藥局與進行教育的醫學逐漸結合,轉變為替民眾看診的官 營慈善醫療機構。然而,明代後期,隨著戶籍制度的崩落與捐貲制度的盛行,

地方世醫逐漸沒落,讓這個醫療機構只剩下官員自主維護一途。此外,元代 的陰陽學也因經費不足而面臨沒落的命運,變為民眾除了藥物治療疾病外,

消災解厄的另一選擇。因此,有心的地方官員會將兩個機構一併重建,成為

「陰陽醫學」。此乃因兩者皆官方機構,地方官便宜行事,加上人民有需求等 因素所導致。從現存的〈記文〉來推測,除了進行方術與醫學教育外,也是 為民解除心理與生理上疑難雜症的場所。如果官員需針對地方疫情進行施藥 救濟,則會另外成立施藥局以為因應,此即意謂著晚明的惠民藥局幾乎已不 再發生作用。因此,到了清代,不再於地方設立惠民藥局。

另外,除了官營藥局外,我們還要關注地方慈善藥局的發展。在唐代,

地方的醫療事務是由寺院來主持,但可能因為以藥物治療疾病仍未形成主 流,因此專門的慈善藥局不見於記載。到了南宋時代,隨著官營藥局日益興 盛,加上文人對藥物治療的提倡,使得人們對藥物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此時 的官營藥局基本上還是以營利為取向,因此只在某些重要市鎮設立,無法滿 足邊區人民的需求。故有些宋朝官員乃設法籌資成立藥局,除了少數會無償 供藥予民眾外,大多還是以低廉的價格賣藥,藉以確保藥局能永續經營。在 南宋的首都臨安,中央甚至還出資成立「施藥局」,是歷史上最早的官營慈 善藥局。元代可能是受到這個措施的影響,於是將惠民藥局轉化為施藥救濟 的慈善機構,並利用政府的資金放貸以維持營運。另外,配合醫戶、醫官、

醫學等制度,並給予賦役上的優惠,吸收地方人士的資金與人力,讓他們願 意投入興建與維護地方醫療體系。這可能就是為何元代極少自主設立慈善藥 局的原因,因為它們已被含括在整個官方的醫療體系中。到了明代,隨著惠 民藥局的功能不彰,在前期還能用醫戶或中央政府的力量設立藥局救急,但 到了後期國勢衰弱後,便難以延續這樣的作法。於是,明代後期開始有一批 士紳與文人在地方上成立慈善機構,推動施藥事業,以紓解當地的疫情,但 可能都是暫時性居多。到了清代,因為政府禁止文人結社,於是慈善機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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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乃轉到士紳與富商身上。根據梁其姿的研究,清政府會介入組織的運 作,而推動者也有一套確保永續經營的方法,於是「官督商辦」乃成為清朝 慈善組織的特色。1所以,雖然清朝仍有惠民藥局與施藥局的機構,但它們 只是清代慈善組織的一部份,其代表意涵已與宋元明的官營藥局大異其趣。

總之,雖然名稱相似,但宋、元、明三代的惠民藥局卻各自代表相異的 內涵,此乃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所造成的結果。而且即便清政府已不再開設惠 民藥局,但民間自主成立的慈善藥局裡仍有以「惠民(藥)局」為名者,可見 在實施五百年後,此一名稱已成為廣為認知的慈善機構了。雖然有些問題我 們仍然不清楚,如宋代的惠民局與私營藥局之關係是對抗或是合作?元代的 惠民藥局在地方上的具體運作情況為何?對明代的陰陽醫學是否能有更進 一步的解讀?但至少本文為學界釐清了惠民藥局從興起到沒落的背後因 素,並勾勒出它從宋到清所呈現的意義。進一步來說,本文已將宋、元、明 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施政考量納入官營藥局興衰的討論裡,算是達成在緒論時 所設定的目標,即結合制度史與醫學史的方向作跨朝代的探討。期望未來學 界能在此基礎上,善加利用現今便利的史料檢索系統並結合傳統史料解讀的 方法,對本文未能解決的疑點作更深入的研究。

1 詳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103-130。

1. Goldschmidt, Asa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London:

Roud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2. Yüan-Ling, Chao.(趙元玲)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A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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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自強主編,《中國古地圖輯錄──山東省輯》,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6。

1. Hinrichs, T.J. “The Medical Transforming of Governance and Southern Customs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279.”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2. Shinno, Reiko.(秦玲子) “Promoting Medicine in The Yuan Dynasty(1206-1368): An Aspect of Mongol Rule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3. 王道明,〈元代社會救濟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4. 陳君愷,〈宋代醫政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5. 蘇貫中,〈宋朝藥政研究〉,台中:私立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四)、 期刊論文(依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1. Hymes, Robert.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8(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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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ung, Angela. “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 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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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ung, Angela.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74-398.

4. Leung, Angela.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 1987): pp. 134-165.

5. Shinno, Reiko.(秦玲子)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June 2007): pp. 89-133.

6. 水越知著、石立善譯,〈元代的祠廟祭祀與江南地域社會──三皇廟與賜額賜號〉,收 入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八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頁5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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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池內功,〈元朝の郡県祭祀について〉,收入野口鐵郎編,《中国史における教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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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治安,〈元代冗官述論〉,《中國史學》,14(2004.09):頁39-58。

10. 李裕民,〈宋代冗官問題新論〉,收入氏著,《宋史考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頁7-12。

11. 岡崎由美,〈四川藥市與唐宋文學〉,收入陳維昭、張兵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第十一 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頁72-86。

12. 武香蘭,〈元代醫學經費研究〉,《貴州民族研究》,6(2009.2):頁173-178。

13. 邱仲麟,〈明代世醫與府州縣醫學〉,《漢學研究》,22.2(2004.12):頁327-359。

14.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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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75:2(2004.06):頁33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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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范行準,〈兩宋官藥局〉,《醫文》,1:1-1:4(1943.1-1943.12):頁29-39、33-4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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