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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治台期間,台灣漢人婦女生產的過程便開始產生了變化,從清治時期傳 統產婆接生直至戰後婦產科醫師的全面介入,生產醫療化之模型逐漸成形,然 而,就如同杜正勝言:「自男女結合,受孕懷胎, 分娩育嬰,成長壯大,以至衰 老死亡,不同學科有不同的關注,不同社會也呈現不同的面貌。但從醫療出發展 開的人群生命史,體現出來的民族文化特質多有過去史家見所不及的。」1透過史 料 之 爬 梳 , 藉 以 了 解 其 中 之 歷 史 脈 絡 , 便 是 本 論 文 研 究 目 的 之 所 在 。

面對婦女生育此事,台灣漢人謹守中國古代儀禮,然從婚前之儀式便處處透 露出求男子的渴望。當然,中國習俗來到台灣,經過語言之修飾,自然顯現出不 同與大陸本土之風貌。只不過,求子之俗意在「求男」,這使得台灣習俗當中也 有頗為殘酷的一面,舉凡溺女、斷藤瓜等習俗,對於女性之貶抑可見一般。而從 日人之舊慣調查中,也可知這樣習俗與禁忌並未在日人治台的時代消失,唯一不 同的是,關乎人命的習俗,會採取行動懲罰之,然像媳婦仔這樣的舊慣,卻未被 嚴格禁止,因此日治時期女嬰出養之風仍算普遍。

而從懷孕開始,「胎神」之信仰便深刻影響著台灣漢人婦女之日常作息,台 灣漢人堅信觸怒「胎神」會導致孕婦流產或生出有缺陷之後嗣,若沖煞到「胎神」, 則需要紅頭師公的協助,透過道教特定儀式及畫符咒才得以保平安。日治時期,

胎神信仰仍堅不可破,而深究這些習俗與禁忌之內容,對於孕產婦之要求並非全 無道理,而總督府為減少施政阻力,對於這類不傷及人命之習俗並未有明顯的禁 止措施。隨著西式醫療的傳入,對於婦女懷孕期所產生的各種疾病有更科學的說

1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台北:《新史學》雜誌社編輯 委員會,1997),8:4,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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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時西醫對孕婦所提出之建議,對照今日之說,幾乎無二致,然研究顯示,

台灣漢人婦女要遵守確有其困難,僅上流家庭之婦女才有可能為之。

事實上,正如同楊念群所言:「生育作為特殊的儀式,並不僅僅是現代醫療技 術實現的單一結果,產婦也不僅僅是醫療程序隨意處理的對象,生育過程始終需 要整個社區中文化習俗系統所產生出的精神力量與儀式氛圍的支持與呵護。」2於 是乎,生產醫療化的過程,除了西式醫療技術之引進外,尚得消弭人民對於西式 醫療之陌生所帶來之恐懼感,如此才有可能使人民全面接受新的醫療方式。因 此,回頭檢視日治時期台灣漢人婦女對於生產方式之改變,是一種緩慢的變化過 程,即便在日人的統治之下,新文化的衝撞並無法加速生產醫療化的過程,而台 灣漢人婦女仍舊在強大的中國傳統文化系統中,遵循自古以來與生育有關之儀 禮,藉以獲得認同,如此便可理解日治時期與生育有關之習俗與禁忌仍舊存在之 因。

此外,統計資料也顯示,即便到了日治末期,仍有近半數之嬰兒誕生於傳統 產婆之手,為何傳統產婆並未在日治時期徹底消失呢?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幾項因 素:

一、新式助產士普遍不足:日治初期,殖民政府意識到台灣迫切需要改善助 產技術,以降低本島初生嬰兒多產多死的比率,本島新式助產士於焉產生。只不 過,合格人數始終無法應付台灣本島人龐大的生育需求,儘管日治中期後,殖民 政府甚至提供了讓傳統產婆成為合格產婆的管道,但對比出生嬰兒之數目來看,

仍嫌不足。

二、新式助產士分布不均:新式助產士人數少,其分布也不甚平均,新式助 產士大多集中在都市,而城鄉之間的差距頗大,對於無新式助產士之街庄而言,

當地居民自然只能依賴傳統產婆進行接生工作。

2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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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因素:日治時期,泰半台灣本島初生嬰兒之父母皆為農家,在經濟 狀況普遍不佳的情況下,自然會尋求傳統產婆的協助。

四、傳統人際關係的制約:生產自古以來便被視為鄰里間之大事,是一種聯 絡情感的方式,因此傳統產婆相較於新式助產士,在鄰里間可能更為活躍,對於 一向重視情感的台灣人而言,選擇傳統產婆還有維繫人際網絡的考量。

傳統產婆代表傳統勢力並未完全消失,當然,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合絕非一蹴 可幾,尤其是西式醫療一直被視為是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手段之一。然而,對於 生產此事,日本殖民政府並未像撲滅鼠疫般的雷厲風行,而是採取緩慢漸進的方 式,企圖透過培育本土新式助產士來消弭文化與語言上之隔閡,藉以拉近西式醫 療與民眾之間的距離,降低民眾之排斥感,而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殖民政府刻意 培植之下,確實也收到些許效果,亦即願意嘗試讓新式助產士接生的台灣漢人婦 女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除了新式助產士外,醫師也可說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積極培育的對象之一。

在日治時期,除了少數女醫之外,婦產科醫師幾乎都是男性,而在民風保守的社 會中,男性婦產科醫師,尤其是開業醫,要讓產婦到醫院生產確有困難,因此婦 產科開業醫透過與新式助產士之合作,逐漸在「婦女生育」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日治時期之婦產科醫師大多處理異常生產,因婦女分娩之初,無法預料是否 會遭遇難產,因此傾向請傳統產婆或新式助產士接生;若生產過程不順利,有難 產之象時,尚可以選擇延請公醫或轉送醫院治療。如此模式於日治時期已逐漸發 展成型,相較於過去對於難產,傳統產婆採用較為激烈之接生方式;產家採用祈 神、敲鑼等民俗方法,請醫師診治成為拯救產婦或嬰兒方法之一,由此也可推知 日治時期台灣漢人已能逐步接受西式醫療體系。此外,有些婦產科開業醫會成立 助產婦講習所以培育新式助產士,除了能提高知名度之外,尚能成為看診以外的 另一項業外收入,對於婦產科醫師而言,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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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褥期之照護,傳統漢人著重食療,藉由飲食來調理產後母體之健康。而西 醫則著重在充分的休息與傷口的照護,尤其對於產褥熱的治療,由於漢醫與西醫 所持論點不同,因此治療方式也有所不同。

殖民政府引進西式醫療,為台灣人民之醫療提供了另一項選擇,而關於婦女 妊娠與分娩之醫學知識,與現今相較,幾乎無太大差異,舉凡妊娠毒血症、妊娠 惡阻等妊娠疾病,在日治時期已有保健與治療方法,此外,西醫對於婦女妊娠後 需要適度休息、攝取營養之食物、保持清潔與衛生等呼籲,對於當時台灣漢人婦 女而言,似乎不易做到。研究者認為台灣漢人婦女不重視孕產照護,其因有二:

一、生育頻率過於頻繁:台灣漢人一向認為「多子多孫多福氣」,沒有節育的概 念,也無適當的避孕措施,因此台灣漢人婦女經常在妊娠與分娩的循環中擺盪,

且此情況可延續數年之久,對於一般市井小民而言,家務之操持,自然不可能因 此而停頓。而西醫之建議,與現實狀況相左之情況下,能真正付諸實行者,恐為 少數。

二、傳統觀念所影響:生育自古來即被視為女性天職,然而,整個孕產的過程中,

對於腹中嬰孩之重視程度遠勝於母親,因此一切習俗與禁忌都為了確保胎兒平 安,倘若遵循一切古俗卻仍發生流產或難產情事,則多歸於天命所致,而天命難 為,因此造成婦女對孕產照護不甚重視。

透過史料之爬梳,使人更了解今日台灣生產醫療化之歷史脈絡,誠如劉士永 所言:「以今日台灣社會裡西洋醫學之強勢、醫療院所之普及乃至於國家施政需 及於防疫和公共衛生的理念,莫不始於日治時期的醫學西化與衛生改革運動。」

3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有系統地引進西方醫療體系,使得台灣的醫療體系呈現多元 化的發展,台灣婦女也因此受惠,尤其在孕產方面,透過新式助產士,讓婦女了 解新式助產法之好處,也為日後婦產科醫師全面接手婦女接生事業做了極佳的心

3 劉士永,〈醫療、疾病與台灣社會的近代性格〉,《歷史月刊》(台北:歷史智庫,2001),201,

頁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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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設;而對於以往無解的難產情況,引進西式醫療後,也有了全新的解決方法,

使婦女遠離死亡之威脅,也可說是在婦幼保護之領域上,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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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北京:中國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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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台灣早期的幾位 Doktor der Medizin:(2)台灣婦產科的始祖:川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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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醫療、疾病與台灣社會的近代性格〉,《歷史月刊》,201 :92-100。

蔡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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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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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c.ntu.edu.tw/epaper/225/epaper_225_6.htm 路加雜誌

http://www.ccmm.org.tw/index_magazine.asp 〈陳庵君教授(1931-2009)生平事略〉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an/Tan,Akun/biog/Chhi.htm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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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馬寶璋

2004《中醫婦科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劉敏如

2007《中醫婦科學》。成都:四川科學科技出版社。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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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民報》

王灝,〈台灣人的生命禮俗 產婆〉,《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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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5

8

日,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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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南州管內圖

說明:紅色圈處為無合格產婆之街庄、藍色圈處為合格產婆服務人數超過 10000 人之街庄。

資料來源:台南州役所編,《台南州要覽》昭和十四年發行,(台北:成文 出版社,1985),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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