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緒論 緒論 緒論 緒論
壹 壹 壹
壹、、、、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
長久以來，媒體之於社會的主要功能，在於訊息的傳佈和擴散。媒介被認為 是意見交流的平台，讓公眾在公共討論和民主決策時有所依循。據此，媒介的社 會任務緊緊與政治理想－民主社會的健全運作－相連；保持資訊通暢、多元及正 確遂成為媒體責無旁貸的天職和使命。然而，在當代社會中，求取資訊，不再是 閱聽眾使用媒體唯一重要的目的，愈來愈多人把媒體視為休閒娛樂或文化消費的 工具。如今，使用者的「需求」和媒介提供的服務可謂一拍即合，娛樂及軟性內 容已成為媒體服務的主力。如是觀之，媒介的政治、社會功能似乎正逐漸弱化；
媒體使用作為滿足心理需求的個人消費，似乎不蘊含任何政治及公共意義，甚至 可能是「反政治」或「反公共」的。
如果我們堅守「個人與社會」，「日常生活與政治」，「公民與消費者」，「資 訊與娛樂」等二元對立的分類，上述論點其實頗具說服力；然而，一旦過去僵化 的分類被打破，我們就會發現，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新的現象正在形成，過去的 觀點勢必得面臨調整和修正。
80 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喊出的「個人即政治」口號，某一層面揭示了一種政 治概念的轉形。過去「政治」一詞一向被認為指涉的是國家及社會的大事，女性 主義者反駁，真正的政治與個人生命相關，發生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女性解放運 動訴求的目標：顛覆社會的不公不義，讓這種「個人政治」的問題終得回歸社會、
國家及制度的改變才能解決，但這種認同政治的形式，確已樹立了一種新興的政 治典範，讓政治問題變得社群化、特殊化。而這樣的趨勢似乎仍在發酵。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2005；Giddens,
‧
1991）一書中指出，隨著「自反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1的出現，「現代性的 反思性」(reflexivity)得到了全面發展2，當代社會遂逐漸從「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步入「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階段3。
紀登斯將「解放政治」定義為「個體或群體力求解除社會枷鎖或其它不合法
(Giddens, 1991:214)。生活政治領域涵概了諸多獨特的議題，「自我認同的發展」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議程。
紀氏筆下的「自我認同」，並不是像常人認同某種外在形象那樣是「外求的」
或「被給定的」，而是「個人依據其生命經歷所形成，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
也就是說，紀登斯假定：個人能透過反思性的自我回顧，把被傳遞經驗（mediated experience）4中的有用資訊與實際的在地生活整合起來，從而聯結過去並規劃未
1 在「自反現代性」中，現代性本身既是作用者也是被作用的對象，「現代化」成為被質疑和變
革的目標。Beck 認為，自反現代性的首要表徵是自我對抗(self-confrontation)－意即高度現代性 的發展會自掘墳墓(因為產生了無法控制的風險)，催毀早期現代性所建構的社會基礎，因此自反 現代性是一個反作用力和副作用成份較高的時代。現代性副作用的出現(比如全球性的氣候危機) 讓現代性步入了自我質疑的階段－現代性的成果，諸如科學、知識、價值和技術等，被系統性的 反省和反思(reflection/reflexivity)。此即自反現代性第二個主要特徵：自我反省 (Beck, 1994)。
2 對一切權威的「懷疑」構成了現代性的基礎。現代性的反思性把這種極端的懷疑原則制度化，
把所有的知識當成一種假說，從而削弱了知識的確定性(certainty)。紀登斯描述的「反思性」共 有兩種，其一為「制度性反思」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意即關於社會生活的知識與資訊被慣 性的納入人們的生活世界，並依據新資訊，不斷對之重構或重組。其二為「自我反思」(self reflexivity)，指涉晚期現代社會，有關社會行動、知識使用與生活實踐等面向，均日益增加了自 我本身的參照體系的作用。簡言之，個體一方面會利用外在資訊反思性的關注自己，二方面也會 經由自我反思選擇性的採納這些多元的資訊與知識。在本研究中，自我反思運作的情形為研究者 的核心關懷（Giddens,1991）。
3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政治並無法取代解放政治的功能。事實上後者是前者誕生的必要條 件。解放政治促成的選擇自由有助生活政治的萌芽，而透過自我反思所形成的生活政治議題也可 能經由社會運動重新回到解放政治的舞台裡。因此在生活政治領域，解放政治依舊佔據著核心地 位(Giddens, 1991)。
4 脫離特定時空脈落且可被傳遞的感官經驗，意即被符號化/再現的經驗。對人類而言，語言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來，形成一致的自我概念（我的過去和現在是如何，以後又會怎樣）。而這種對 自我的理解多半以「自我敘事」(Narrative of Self)的方式來呈現。
典型的生活政治議題處理的正是個人在自我認同的反思後產生的自覺和選 擇，比如「我決定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如何規劃我的生活」、「個人對自己的身 體擁有多少自主權」等等。由於這些問題多半牽涉新舊倫理的拉扯，比如「兩性 關係如何可能」、「未婚生子可不可行」、「墮胎道不道德」、「自殺/安樂死是不是 身體自主權的展現」等，將激起個人的道德思考，促成自我意識和個人價值的重 塑(Giddens, 1991)。
綜上所述，生活政治標示著一種「個人化政治」的出現，其意味著當代的政 治議程可能會從「自我認同的追尋」及「自我實踐的過程」等私領域裡浮現出來。
而媒體作為當代人「被傳遞經驗」的主要來源及「替代性參與」的重要工具，是 常人發展自我認同時最主要的刺激源(或足以挪用的資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個人的媒介使用與生活政治概念產生了聯繫；而「媒介娛樂」5，作為當代人媒 介使用的主要形式，可能與政治社會的發展相互牽連。
事實上，過去的文化研究成果已向我們揭示，關心媒介如何建構政治文化的 人視野必須放得更寬，採納更多類型的媒介文本作為研究素材，因為那些過去被 認為是「正統的」、「正經的」與「嚴肅政治」有關的媒介產品，比如新聞、政論 節目，不過是廣義「政治」下的一小部份(馮建三譯，1995；Fiske, 1989)。然而，
這些研究雖擴大了「政治文本」的範圍，但仍傾向以「解放政治」的視角來看待 人與文本的互動，因此在解讀「媒介大眾文化」和「娛樂文本」時，關注的依舊 是「訊息是否謬誤(偏見、刻板印象)」、「文本潛藏的意識型態為何」、「閱聽人能 否產生政治性批判」。研究者以為，若我們能以生活政治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個主
記憶是讓個別經驗超越即時性(immediacy)，能從具體情境中被抽離出來的主因。大眾媒介的出現 自然讓這種不在場經驗得到了有效的擴散和發展，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讓遠距離事件或未曾發生 的事件侵入到個體的日常意識中(Giddens, 1991；Tomlinson, 1994）。
5 這邊指的是「透過媒介使用來娛樂自己」，比如看電影及收視大眾娛樂節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題，將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焦點和方向。
由於生活政治關乎的是個人的反思和判斷，探求的是自我實踐和個人認同的 問題，因此其中的「政治焦點」將不再是「娛樂文本預存的意識型態保守與否」
或「閱聽人的文本解讀能否產生批判思維」，而是「一般人如何挪用娛樂文本進 行自我反思6」，「人們如何透過反思活動重塑自我認同(即發展反思性的自我認 同)」，及這些微觀行動背後蘊涵的生活政治意義。欲回答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辦 法就是深入常人的媒介使用經驗，進行細膩的分析和研究。
貳貳
貳貳、、、、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閱聽人研究 閱聽人研究 閱聽人研究 閱聽人研究
閱聽人(audience)研究，作為傳播領域的核心主題，往往是由對個體的某種預 設出發，開始建構人與媒介之間的關係。無論作為具有意向性(intention)的認知主 體(比如使用與滿足理論的預設)（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亦或社會文化 中某種結構位置(比如階級、族群等)的縮影（Hall, 1980; Morley, 1980），早期研究 傾向將人與文本的互動視為一個封閉的整體，個體於其中的意義解讀或使用行為 可以被單獨孤立出來，獨斷的加以理解。後來的研究加入了情境脈絡(context)概 念，以民族誌為號召，更詳細的探討閱聽人與文本之間的可能性(Ang, 1984;
Radway, 1984; Katz & Liebes, 1984)。為了進一步「脈絡化」閱聽人的媒體使用，
近期研究始強調科技與閱聽人生活之間的共構，「解碼」不再被視為一種機械性 的活動，而是發生於特定時空之下(Lull, 1990；Morley, 1986)。
究其根本，早期的閱聽人研究傾向把媒介內容視為意義的定點及來源，閱聽 人的解讀無論正反，無論涉及意義的增添與否，終須與文本對照；人與文本的互 動便成了定性的循環。在這些關於「人」的研究中，文本弔詭地成為了主角；人 作為詮釋者，彷彿直至與媒介內容接觸的那一刻起才開始存在，才開始思考，然
6 研究者以為反思與解讀最大的差別在於「反思關心的對象是自己(與自己的生命作聯結)，解讀 關切的是文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後便強迫症似的開始詮釋、解讀。
後期研究為了顧及「脈絡」的重要，清一色的將重心放在傳播科技與家庭生 活的關係。這種看似貼近真實的作法不但全然排除了「文本與個人經驗的聯結過 程」這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更「本質化」了人所處的社會情景(當時人們的選擇 較少，這樣的本質化或許是接近真實的)。與其說研究的主題是「人」，後期的閱 聽人研究關心的是人所在的位置和背景，其核心主題是「科技」和「空間」。也 就是說，針對媒介內容的研究，往往只注重閱聽人的詮釋解讀，疏於討論「解讀 行為」本身的意義；而顧及閱聽人生活脈絡的研究，要不是把閱聽人視為社會科 學中的人口區塊(而非活生生的人)，要不就是聚焦於傳播科技的討論，「文本和 個別使用者生活世界的關係」這個問題則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後期研究為了顧及「脈絡」的重要，清一色的將重心放在傳播科技與家庭生 活的關係。這種看似貼近真實的作法不但全然排除了「文本與個人經驗的聯結過 程」這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更「本質化」了人所處的社會情景(當時人們的選擇 較少，這樣的本質化或許是接近真實的)。與其說研究的主題是「人」，後期的閱 聽人研究關心的是人所在的位置和背景，其核心主題是「科技」和「空間」。也 就是說，針對媒介內容的研究，往往只注重閱聽人的詮釋解讀，疏於討論「解讀 行為」本身的意義；而顧及閱聽人生活脈絡的研究，要不是把閱聽人視為社會科 學中的人口區塊(而非活生生的人)，要不就是聚焦於傳播科技的討論，「文本和 個別使用者生活世界的關係」這個問題則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