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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年來，美國的企業越來越傾向於採用股票與認股權作為董事會成員的報酬 (Engel et al. 2010; Yermack 2004)，因此，學術界對於權益基礎報酬 (equity-based compensation) 之研究日益重視 (如：Hewitt 2010; Taub 2005; Winikoff 2006)。由 於審計委員會係由公司之獨立外部董事所組成之內部監理單位，其薪酬是否會影 響其監督之效率性，更是一個值得學術界深入探討的議題 (Larcker 2012)。在沙 氏法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以下簡稱 SOX) 中，對於審計委員會之職責 規定於第 301 條，其大致內容可分為下列五點：(1)監督公司財務報導之編製；(2) 選任外部會計師並決定其公費；(3)與會計師溝通並處理會計原則使用之爭議；(4) 監督企業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控制以及(5)監督公司之內部稽核制度及其工作。
此外，第 301 及 407 條亦規定審計委員會成員應具備財務專長，且在被選任前必 須為完全獨立之外部董事。此項規定強調監督角色須具備之獨立性。然而，SOX 對於公司該如何給予審計委員會報酬方可維持其實質獨立性，卻並無任何規範。
近年來，會計學者開始探討權益基礎報酬與審計委員會監督之關聯性，但是 並無一致的結論。代理理論中的利益一致理論 (alignment theory) 指出，股票及 認股權可連結董事會成員與股東之利益 (如：Jensen and Mecking 1976; Monks and Minow 2001; Williamson 1983) 並提供外部董事監督之誘因 (如：Beasley 1996)，
使得公司有更好的經營表現 (如：Fich and Shivdasanui 2006; Hanlon et al. 2003)。
相反的，審計研究對此議題則提供了支持掠奪理論 (entrenchment theory) 的證據，
認為收取權益基礎報酬的審計委員會成員將可能容忍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等操 弄財務報表之行為，以提升其手中股票及認股權的價值。此類研究點出審計委員 會在公司中同時肩負公司的經營決策與監督董事會決策的衝突腳色 (如：
Ezzamel and Watson 1997; Magilke et al. 2009)。實證研究顯示審計委員會收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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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報酬與財務報表重編 (如：Archambeault et al. 2008) 及盈餘管理 (如：Bédard et al. 2004) 具有正向關係。除此之外，當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表第一次出具繼續 經營假設之意見時，持有越多公司股票的審計委員會傾向解雇該會計師之可能性 越高 (如：Carcello and Neal 2003)。當公司對財務報導的監督需求較低時，其審 計委員會之報酬多由股票及認股權組成 (如：Engel et al. 2010)。
過去以公司財務報表品質作為衡量變數之文獻，大多數均顯示權益基礎報酬 將損害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 (如：Archambeault et al. 2008; Bédard et al. 2004;
Keune and Johnstone 2015)。不同於過去文獻，本研究從資訊使用者的角度出發，
探討外部使用者是否亦認為權益基礎報酬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導致企業 的財報品質下降。若財務報表使用者認為權益基礎報酬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的監督 功能，則本研究將為掠奪理論提供使用者觀點之證據；反之，若財務報表使用者 認為權益基礎報酬可以促使審計委員會與股東的利益相一致，則代表著財務報表 使用者可能忽略目前實證研究指出權益基礎報酬對審計委員會監督的負面效果。
本研究首先探討一般投資人對於公司給予審計委員會權益基礎報酬之反應。
過去研究顯示，品質較佳的財務報導資訊能降低投資人之資訊風險，公司因而可 獲得較低之資金成本 (如：Botosan 1997; 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審計委 員會作為監督公司財務報導之最高決策單位，其領取權益基礎報酬之多寡是否會 增加或減少投資人對其監督功能之信賴，乃為本研究主要探討議題。如果投資人 認為權益基礎報酬會增加審計委員會監督的效率性，公司的資金成本將會下降；
反之，如果投資人認為權益基礎報酬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導致監督無效，
公司將面臨資金成本上升。本研究以 Price-Earnings-Growth (以下簡稱 PEG 法) 與 Ohlson and Juettner-Nauroth 所提出之方法 (以下簡稱 OJ 法)，來衡量投資人所 要求之事前權益資金成本。
除了一般投資人之外，本研究亦探討專業之信用評等機構，是否認為權益基 礎報酬會影響審計委員會監督之有效性。由於信用評等機構用以評估企業清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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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財務比率，大多來自於公司所提供之財務資訊，因此，可靠的財務報表對於 信用評等的正確性相當重要。此外，非財務因素 (如公司治理結構) 亦會影響公 司之信用評等 (Ashbaugh-Skaife et al. 2006)。由於審計委員會在公司治理中扮演 監督財務報導編製之角色，其所收取權益基礎報酬之多寡是否會影響信用評等機 構對財務報表及公司治理之信賴，亦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如果信用評等機 構認為權益基礎報酬會鼓勵審計委員會更努力監督財務報表，並進而強化公司治 理之水平，公司之信用評等應會上升；反之，若信用評等機構擔心權益基礎報酬 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監督的有效性，並削弱公司治理之強度，公司的信用評等應會 下降。
利用 2006 至 2010 年美國的 S&P1500 公司 (不含金融服務與保險業) 為樣 本，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當權益基礎報酬佔審計委員會總薪酬的比率越高，其 公司之權益資金成本在以 PEG 法與 OJ 法衡量之下均越低，但該公司之信用評等 卻越差。上述結果說明，審計委員會收取權益基礎報酬占總薪酬之比率，在二種 財報使用者眼中具有不同涵義。投資人認為給予審計委員會較高的權益基礎報酬 比重，可敦促其更努力監督，投資人承擔之資訊風險因而降低，進而願意降低其 所要求之報酬；然而，信用評等機構則認為，給予較高的權益基礎報酬比重可能 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獨立性，影響公司治理結構，並降低財務報導之品質，因此給 予公司較差之信用評等。
本研究進一步以 Dechow et al. (2011) 所建立之 F-score 衡量公司事前的財務 報表舞弊風險，並將樣本區分為高舞弊風險組與低舞弊風險組。實證結果發現，
不論事前舞弊風險之高低，審計委員會權益基礎報酬占總薪酬的比率皆與權益資 金成本呈顯著負相關，顯示投資人對於收取權益基礎報酬比重較高之審計委員會 似乎具有信心，不因公司舞弊風險之高低而有所不同。反之，信用評等機構則認 為相較於低舞弊風險的公司，高舞弊風險公司之審計委員會收取權益基礎報酬的 比重越高，越可能會損害其獨立性，進而影響其監督財務報表之效率。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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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舞弊風險較高之公司，較需要外部監督機制 (如：會計師)，方能提高信用評 等公司對其財務報導品質之信心。
本研究之主要貢獻有三。首先，不同於過去研究以公司財務報表品質來衡量 權益基礎報酬對審計委員會之影響 (如：Archambeault et al. 2008; Bédard et al.
2004; Vafeas 2005)，本研究以權益資金成本以及信用評等兩個「市場反應面」的 指標，來探討不同報表使用者對於審計委員會收取較高權益基礎報酬比重之看法。
第二，過去的文獻均以認股權的價值來衡量權益基礎報酬對審計委員會的影響 (如：Archambeault et al. 2008; Bédard et al. 2004; Campbell et al. 2015; Keune and Johnstone 2015)。不同於過去文獻，本研究以權益基礎報酬占總報酬的比率來捕 捉審計委員會薪酬結構 (compensation mix)是否會影響其監督的效率性。Larcker and Tayan (2012) 指出薪酬結構對於負責公司治理人員 (包含審計委員會) 行為 之影響是一個具有重大貢獻的研究領域，然而，目前對於這個議題的研究並不多 見。最後，本研究發現不同的報表使用者，對於權益基礎報酬比率抱持截然不同 的看法：信用評等機構對於審計委員會收取較高權益基礎報酬比重持負面態度；
相反的，投資人對此則抱持正面的看法。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權益基礎報酬可能 會傷害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進而降低公司財務報表的品質，本研究的實證結果 意謂著投資人對於審計委員會權益基礎報酬之認知似乎並不正確。此研究結果具 政策上之涵義，可供主管機關在修訂相關規範時作為參考。
本研究之架構如下。第二章先行介紹審計委員會之獨立性與財務報導品質之 關係，並回顧與審計委員會薪酬相關之近期研究發現，進而發展出本研究之假說；
第三章說明樣本篩選過程與研究方法；第四章為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第五章則為 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