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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一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貿易」是勢必將面臨到的課題。在全球化的年 代下，國際間商品流動程度高，競爭更顯激烈。因出口補貼政策為政府常用來 鼓勵國內產業增產及增加外銷的工具之一，為了達到一定目標，或是促使發展 更上一層樓，政府往往會在出口貿易政策下一番工夫。
談論到出口租稅貿易政策，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假設本國政府對廠商 採取從量出口貿易政策，研究顯示最適政策為對出口品補貼，而非課稅。而 Eaton and Grossman (1986)則假設本國政府採取為從價出口貿易政策，結論指出 當市場在不同的競爭模式下，最適政策有可能為補貼或課稅。且兩文章發現，
出口補貼可幫助廠商在國際間從事 Cournot 數量競爭時取得 Stakelburg leader 的 地位。然而就從價及從量兩種租稅政策，政府應該選擇何者所獲得之社會福利 水準較高，為往後研究所延伸之議題。
至於補貼的方式主要分為 3 種，從價補貼、從量補貼以及成本補貼，而過 往研究多著眼於從價以及從量補貼之分析。從價補貼係針對商品售價加上一定 比例之補貼，例如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扶植本地電動車製造商，曾以價格之 100%
補貼與廠商。從量補貼為針對每單位產量給予固定金額之補貼。例如乳製品為 加拿大之重要農產品之一，1990 年代，加國甚至制定專法以確保乳製品之生產 配額及保護，當時加國政府對每公升牛乳補貼 0.0304 加元。然而，實務上成本 補貼亦為政府使用之貿易政策，成本補貼為對於生產產品之成本進行補貼，即 降低生產者成本。例如我國為了扶植農業，向農民提供低利貸款，相較於其他 產業而言，這項政策對於農業而言即為一種成本補貼。另外，因近年來環保意 識抬頭，尋找替代能源儼然成為國際議題，中國政府為此以成本補貼之方式扶 植該國的太陽能電池業者，甚至因此造成市場數量供過於求，太陽能電池價格 大跌。最後，政府提供企業研究開發補助亦為成本補貼之一環，藉由針對特定 產業及產品研發給予補貼，等於降低產品在開發階段之成本，一國相對於他國
DOI:10.6814/THE.NCCU.PF.024.2018.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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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供本國廠商補貼比例較高，不僅扶植國內產業促進技術提升，甚至可以達 到鼓勵外銷之效果。因政府關心總體社會福利，故如何選擇出口補貼貿易政策，
端視何種政策下之社會福利最高。為了對出口廠商進行補貼，政府必須從其他 部門課徵來做為補貼之財源，此一增一減在課稅不產生額外社會成本的狀況下，
不改變總社會福利水準。在 Brander and Spencer (1985)及 Eaton and Grossman (1986)兩篇文獻分別採行從量及從價出口貿易政策後，Hwang et al. (1997)首度 探討了在三國二廠商及考慮政府預算限制式的模型架構下，從量與從價兩種補 貼政策之福利效果。當出口補貼政策未受政府預算限制時，從價與從量補貼政 策福利效果相同。反之，從量補貼政策下社會福利水準較從價補貼為高。楊雅 博 (2005)則延續 Hwang et al. (1997)一文，延續三國二廠商之模型結構，並考慮 出口補貼政策受到租稅扭曲時之影響。研究發現，當補貼支出不會造成租稅扭 曲時，從量及從價補貼之福利效果相同，若補貼支出之扭曲成本小時，本國政 府之最適政策為對出口品從量補貼，若補貼支出之扭曲成本大時，本國政府之 最適政策為對出口品從價課稅。而翁堃嵐與郭虹瑩 (2010)將 Hwang et al. (1997)、
楊雅博 (2005)文中模型擴展至多家本國廠商之情況，考慮廠商因生產成本差異 所產生的配置效率效果。該文指出，在忽略融通出口貿易政策衍生的社會成本 之情況，當本國廠商成本為同質時，最適之從價與從量貿易政策下本國之社會 福利水準將相等；當本國廠商成本異質時，最適從量補貼政策下之社會福利稅 準將高於從價補貼。且一旦考慮融通出口貿易政策衍生的社會成本，廠商成本 之異質性便不影響從價及從量租稅政策之福利水準，此時最適從量出口補貼政 策下之社會福利水準將恆高於從價補貼政策。
楊雅博 (2005)、翁堃嵐與郭虹瑩 (2010)將出口補貼之社會扭曲納入社會福 利函數考慮，得到社會福利水準在出口貿易政策分別為從價補貼或從量補貼下，
會因扭曲的存在而有所差異。由於經濟體系中廠商間生產成本有所差異，不同 之出口貿易政策將會有不同生產配置效率效果 (allocati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effect) 。 從 價 以 及 從 量 政 策 透 過 改 變 廠 商 生 產 之 有 效 邊 際 成 本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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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al cost，文後簡稱為 EMC)來影響生產決策，不過從量政策對於本國每家 廠商 EMC 之影響幅度相同，僅產生 Fevrier and Linnemer (2004)所稱之平均效果 (average impact)，而從價對本國廠商個別 EMC 之影響幅度因邊際成本不同而產 生差異，故除了平均效果外，加上了異質效果 (heterogeneity impact)之影響。
而 Liang et al. (2017)一文中，除了從價及從量補貼政策外，更加入了成本補 貼之比較，在假設廠商成本同質且多家本國廠商之情況下，給定總產出相同，
比較從量、從價以及成本補貼之優劣。該文發現，本國政府單方面對出口補貼 時，出口補貼優劣與國內外廠商家數無關。更進一步說，當生產技術使平均成 本高於邊際成本時，從量補貼出口貿易政策之社會福利水準高於成本補貼；當 生產技術使平均成本等於邊際成本時，從量補貼貿易政策與成本補貼之社會福 利水準相等；當生產技術使平均成本低於邊際成本時，從量補貼出口貿易政策 之社會福利水準低於成本補貼，而從價補貼貿易政策之社會福利水準不管在何 種情況下皆低於其餘兩種貿易政策。
由上述文獻可知，從價及從量租稅政策相關研究歷史悠久，近年來相關研 究已跳脫課稅的範疇，從價及從量補貼被應用在出口貿易政策之相關討論。此 外，成本補貼亦為實務上政府做為獎勵出口及提升社會福利等目的之政策方式 之一，由於 Liang et al. (2017)一文探討出口貿易補貼政策所設定之模型為廠商 邊際成本同質之情形，且未考慮補貼造成之社會成本，故本文延伸翁堃嵐與郭 虹瑩 (2010)文章，並在以上文獻之基礎下，進一步假設本國有多家廠商在固定 邊際成本下生產，且有成本異質情形，加入探討成本補貼出口補貼政策，比較 與從量、從價補貼政策下社會福利水準之差異。而考慮補貼可能造成社會成本 時，須同時分析租稅面以及成本面效果。因此，得到在不同的成本假設，以及 是否有租稅扭曲時，三種補貼政策之社會福利水準排序亦有所不同。結果亦可 套用 Fevrier and Linnemer (2004)一文之效果。其中，在假設廠商成本異質，並 考量補貼會造成社會扭曲之情形，當廠商之平均邊際成本低於成本補貼下之平 均成本時，考慮廠商生產配置效率效果，因從量補貼出口貿易政策只產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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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社會福利水準最高。從價與成本補貼出口貿易政策將縮小廠商間成本之 差距，表示兩種政策同時具備平均效果與異質效果，因此兩種政策之社會福利 水準皆不優於採取從量補貼出口貿易政策下之社會福利水準。本文欲探討出口 貿易政策分別為從價補貼、從量補貼及成本補貼之下，社會福利水準之高低，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並探討從價、從量及成本補貼及課稅過往文獻之 發展狀況。第二章為本文模型之建構，建構一兩階段賽局，第一階段政府決定 最適出口貿易模型，參照 Neary (1994)、楊雅博 (2005)、翁堃嵐與郭虹瑩 (2010) 設定之社會福利函數。第二階段廠商決定最適策略，仿照 Dixit (1984)、Salant (1984) 、 Krishna and Thursby (1991) 、 Gaudet and Salant (1997) 及 Long and Soubeyan (1997)等文獻設定之模型，求取市場均衡。第三章為福利效果之比較，
在固定市場總產出的假設下，比較三種補貼政策下社會福利水準之高低。第四 章延續前兩章之模型設定，導出三種出口補貼政策社會福利極大化之社會福利 水準以及最適補貼率，並輔以數值模擬分析的方式以更清楚補捉特定情形下不 同補貼政策社會福利水準之大小。第五章為本文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