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的代間正義觀 - 論永續發展---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ௐ˘༼ ۤົݵࡗநهᄃ΃มᙯܼ۞পᇈ

1. ࡗڱˬౢĈۤົݵࡗኢ۞ૄώநه

一般而言，所謂的契約，指的是兩人或兩人以上，為了某些目的，依法律習慣、以文字載明的方式，共同表示同意遵守某些條件或事項：這些事項或者有關利益的分配，或者載明責任的承擔。在過去，締定契約的意象經常在政治行動或政治理論中扮演著微妙而關鍵的角色。例如，漢高祖劉邦在當年領兵入關中時，便曾與當地父老「約法三章」，藉以養望獲取民心：

႔̮ѐȈ͡Ă՗̳һ྾АኜܭҌᜦ˯Ą২ͳ̄ᑈ৵֘Ϩ੺Ăܼ

ᐚͽ௡Ăދ࠱ޓᘛ௑༼Ăࢫ┰྽य़Ąኜ૟ٕ֏ྗ২ͳĄ՗̳͠Ĉ ĶؕᘃͳᅋԧĂ׽ͽਕᆵटćͷˠ̏ڇࢫĂ˫୭̝Ă̙ேĄķ

˜ͽ২ͳᛳСĂ྾ҘˢݚวĄ୬ͤझЃ۽Ăሂⴭăૺ։ᏔĂ˜

ދ২ࢦᚗੑۏعऱĂᔘ࢕ᜦ˯ĄΡኜᎩͭҁᄹॽ͠ĈĶͭҁࡴ

২ࡳڱ˳ջĂእᓼ۰୉Ăઊᄬ۰ୢᦦĄӍᄃኜܭࡗĂАˢᙯ۰

ͳ̝ĂӍ༊ͳᙯ̚ĄᄃͭҁࡗĂڱˬౢ҅Ĉ୭ˠ۰ѪĂ๋ˠ̈́

൸ٯཋĄዶଉੵΝ২ڱĄኜСˠ࠰९૆т߇Ą˲ӍٙͽֽĂࠎ

ͭҁੵचĂܧѣٙܬᇷĂ൑ऻĊͷӍٙͽᔘ࢕ᜦ˯ĂޞኜܭҌ

҃ؠࡗՁ҅Ąķ˜ֹˠᄃ২СҖᎩฏ֠ĂӘᏞ̝Ą২ˠ̂ಈĂ ۋ޺ͱѿ੧ࢴᚥᜬ࢕̀Ą՗̳˫讓̙צĂ͠ĈĶࣗඒкĂܧͻĂ

̙୬෱ˠĄķˠ˫ৈಈĂ઱ऻ՗̳̙ࠎ২ͳĄĮΫ੃ąסˣą

੼য়ώࡔį

要之，自後世契約論的理論視角看來，劉邦當時此舉的主要目的，不啻在於透過「更動法律」─以新法取代秦法─的措施，向人民表示自己已取得統治的權力，同時也冀望收效於「與民約法」的同意隱喻，奠定自己統治權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在西方，自宗教改革以降，以締約意象為基本理念的社會契約論，更主導了各種不同立場之政治思想的開展──例如，主張君權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援契約理論以說明政治主權者的絕對統治權力，非他人所能撼動；而發自由主義濫觴的洛克（John Locke），則是據契約觀點以力主政府的可更迭性，權力操之於人民。簡言之，在最廣義的界定下，傳統的社會契約理論著眼政治現實的發展，主要致力於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s）的證成，試圖藉由締約意象的隱喻，

說明現實社會中政治主權者統治權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與提供人民應該服從政治主權者或遵守政府律令的理據。

當代的契約論到了羅爾斯的手中，有著與古典理論截然不同的風貌─

─現代政治制度的演變以及民主思想的發展進程，顯然要求締約意象提供更多的理論資源。¹ 羅爾斯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中開宗明

1 一般對契約論的劃分，主要區分為道德的契約論（Contractualism）與政治的契約論

（Contractarianism）兩大範疇。見 “Contractarianism,”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義自詡，「要把契約論帶到一個更高序的抽象層次」²，指的正是如下的締約意象：

ឰԧࣇ઄ؠĂۤົߏ˘࣎ࡗரҋ֖۞ඕۤ௡ᖐĂϤكѩ̝ม࠹̢

ٚᄮߙֱ׍ࡗՁ˧۞ఢ݋ăͷ඗̂ొ̶ౌ޷఺ֱఢ݋Җְ۞ˠࣇ

ٙ௡јĄГ۰Ă઄ؠ఺ֱఢ݋ྎ௟ౘځ˞˘࣎ࠎᆧซણᄃ۰̝Ӏ

ৈ҃నࢍ۞ЪүវրĄᚶ҃ĂĦ઄ؠħྍۤົᔵߏ˘჌ˠࣇࠎ˞

̢ӀĞmutual advantageğ҃Ъү۞݂ᐍְຽĂҭˠࣇكѩ̝ม۞

Ӏৈ኏ࡎᄃӀৈ˘࡭ඈયᗟĂݒ˵Тᇹ׍΃ّܑ҃צזڦϫĄϤ ٺۤົЪүֹ଀ٙѣ۞ˠࣇΞਕ࿅඾ͧЧҋ፾˧ࢋֽ଀р۞Ϡ

߿ĂЯѩĂхд඾كѩ࠹˘࡭۞ӀৈĄ҃ϤٺՏ࣎ˠ၆ٺтңᒔ

଀ྵк̝ۤົЪүٙ଀۞̶੨યᗟ֭ܧ൑જٺਾĂТॡĂࠎ˞ҋ

̎ٙ੠Ր۞ϫᇾĂՏ࣎ˠౌᙸຍҋ̎ᒔ଀ྵк۞ЊᗝĂЯѩĂх д඾Ӏৈ࠹኏ࡎ۞યᗟĄࠎ˞дЧ჌ՙؠѩ˘Ӏৈ̶੨̝ۤົщ ଵ༊̚ซҖᏴፄĂ˵ࠎ˞ᘪࢎѣᙯ̶੨Њᗝ۞ዋ༊םᛉĂˠࣇᅮ

ࢋ˘௡ࣧ݋Ą఺௡ࣧ݋ಶߏۤົϒཌྷࣧ݋Ĉιࣇ೩ֻ˞˘჌дۤ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ntractarianism/〉。David Boucher 和Paul Kelly則是將各種社會契約理論劃分為三大範疇：道德的（moral）、公民的（civil）、以及憲政的（constitutional），

同時並指出，這三個範疇並不相互排斥，而主要在於說明各種契約理論的旨趣（tendency）

問題──要之，兩位論者作此區分的目的，主要在於反駁下述的觀點：契約論僅有一種單一的傳統，或僅有一種模式或定義。參見David Boucher & Paul Kelly,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Critics,” in David Boucher & Paul Kelly (eds.), The Social Contract from Hobbes to Rawls(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1994), p.1. 本文在這裡所作的古典／當代契約論的簡 易劃分，無意與上述兩種劃分方式相區隔；易言之，作此區分的主要目的，僅是呈現：契約理論在不同時代中、因應政治文化的不同需求，而有不同的時代任務。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vised edition, 1999), p.11., rev., p.10. 本書以下簡稱為TJ、1999 年的修訂版為rev.。

ົ۞ૄώטޘ̚щଵᝋӀᄃయЇ۞͞ёĂͽ̈́ࠧؠ˞ۤົЪү۞

Ӏৈᄃ࢑ፉ̝ዋ༊̶੨Ą³

相較於古典契約論者，羅爾斯對締約意象的要求，並不著重於從中論證政治主權者之統治權力的正當性，而是視締約意象為思考「規範一個民主社會之基本結構與利益分配的正義原則應該是什麼」的理論中介。羅爾斯自承，他的核心關懷是「社會正義」：

ČČԧࣇ۞͹ᗟߏۤົϒཌྷĄ၆ԧࣇֽᄲĂϒཌྷ۞ࢵࢋ͹ᗟߏۤ

ົ۞ૄώඕၹĂٕ۰Հቁ̷гᄲĂߏଣտ͹ࢋ۞ۤົטޘтң޽

ࠁૄώᝋӀ׶ཌྷચăͽ̈́如ңଂۤົЪү的֎ޘֽ界ؠӀৈ̶

੨Ą⁴

換言之，求索一組民主社會中規範社會基本制度與利益分配的正義判準，

才是羅爾斯援引契約論所真正關切的政治哲學主題。羅爾斯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包括人民所擁有的權利與應盡義務的安排、以及分配因社會合作而產生之利益與負擔的機制等社會基本制度，都可以經由一套在道德上值得追求、在實踐上可行的道德原則加以評判、規範；而當代立憲民主社會中規範社會基本結構的道德原則，恰可以透過契約論的一些締約程序設計而形塑得出。在《正義論》中，羅爾斯將這組正義原則完整表達為：

ௐ˘ࣧ݋ĈՏ࣎ˠౌ଀ͽπඈ͹ૺֳѣ˘ҋϤᝋវրĂѩវր࠹

Ҭͷ࠹टٺٙѣˠٙጾѣ̝౵ᇃھă౵ૄώ۞πඈҋϤᝋᓁវ րĄ

3 TJ, p.4; rev., p.4.

4 TJ, p.7; rev., p.6. 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ௐ˟ࣧ݋Ĉдۤົ׶གྷᑻ͞ࢬ۞̙πඈщଵĂᑕਕĞağ၆౵ऴ ๕۰౵ѣӀĂᄃϒཌྷ۞ᐼ蓄ࣧ݋࠹˘࡭Ă֭ͷĞbğዋϡٺд̳

平۞፟ົӮඈ୧І˭Шٙѣˠฟٸ۞Ч჌̳ᖚᄃۤົгҜĄ⁵

羅爾斯稱這組規範社會基本結構與分配社會利益的原則為「正義二原則」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而將檢視此正義原則的方式，亦即，所謂的政治性正義觀，稱之為「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⁶

綜言之，自羅爾斯於一九七一年提出《正義論》之後，其所倡議、據非形上的〉（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一文中、甚至在《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以及《正義即公平：正義新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二書中，有關正義二原則的表述，羅爾斯都不再提及「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consistent with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的字眼。參見John Rawls, “Justice as F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in 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92;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6;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2-43. 本文將在後文中討論這個問題。

6 TJ, p.11; rev., p.10.

7 參見Robert Nozick, Anachy, State, and Utopia(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183.

一是所謂的「差異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即，社會與經濟的不平等安排應對社會中最弱勢者最有利；以及其二，關切代間分配正義的「儲蓄原則」（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即，社會中的成員為後代的福祉設想並儲蓄。要之，羅爾斯雖將此二原則的正當性寓意於締約意象之政治同意隱喻、並透過政治性正義觀的檢證而展現其合理性，然而，此二原則仍遭到諸多論者各方面的質疑。例如，在此二原則之政治同意的論證效力上：

羅爾斯所謂「正義即公平」的政治性正義觀，其理念主要指涉「社會中所有成員共同且相互承認社會運作之基本原則」的締約意象，而「正義二原則」正是由此「共同同意且相互承認」的締約意象烘托而得；然而，若如羅爾斯所言：社會中的人們是處於利益既一致又衝突的狀態，那麼，人們在什麼情況下，會共同承認、接受這個關於利益與責任的分配原則？是什麼理由使得人們得以化解歧見紛爭，同意由差異原則來安排、解決這個利益一致與利益衝突的問題？易言之，人們將會基於什麼理由而同意以差異原則作為他們之間分配的依據判準？

另一方面，羅爾斯在正義第二原則中述及「正義的儲蓄原則」，說明羅爾斯在思索社會分配正義的問題時，不僅關注同代之間的分配正義問題，同時也關切代與代之間的分配正義問題；而羅爾斯將代間分配正義觀點的呈現訴諸「儲蓄」，其實表明了：代間分配正義問題的處理，應按「儲蓄」─即，前代為後代設想─這個方向進行。這似乎意味著：後代─特別是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並非羅爾斯所認為之社會中共同參與、思考社會運作基本原則的成員之一──後代似乎被排除在「共同同意、相互承認」

的締約意象之外，對於前代的決定，後代只能接受「前代的儲蓄」、卻無法共同參與選擇或決斷。只是，如此一來，在理論必須自我一致的要求下，

羅爾斯必然得解釋：儲蓄原則如何呈現代間「正義即公平」之政治性正義

觀的締約意象？自契約論的理論結構看來，羅爾斯所面臨的問題其實是：

締約情境中的締約者，該如何考慮那些並未參與締約（如後代或未來世代）

之第三人利益？⁸ 事實上，這也是當代人們所遭遇的難題之一：在面對資源或福祉的分配時，我們該如何正義地衡量後代的需求，例如，後代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或者對於資源使用的需求？

2. ΃มયᗟ۞͹ࢋপᇈ

對代間正義問題的思考，幾乎讓當代大部分的倫理學家們都坐立難安。例如，艾特菲爾（Robin Attfield）便曾指出：「［要進行對未來人們負起責任的相關倫理學思考］，我們需要改變方法──要捨歷史的研究方式而就一個更為傳統（more traditionally）的哲學進路」，⁹ 而羅爾斯甚至承認：「﹝代間的正義問題﹞所引發的困難是毋庸置疑的。它使得各種倫理學理論經受了幾乎無法承擔的嚴峻考驗」。¹⁰ 要之，艾特菲爾的持論意味著：代間正義原是晚近三十年纔興起的時代議題，因此，針對此議題的探究，哲學性的考察也許較歷史性的考察更為適合。然而，令人好奇的是，

羅爾斯所遭遇的嚴峻考驗是什麼？代間的正義問題，究竟如何不同於一般的正義問題？

8 TJ, p.128., rev., p.111.

9 Robin Attfield,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6, pp.88-114.

10 TJ, p.284., rev., p.251. 其他學者如Jere Paul Surber等也有相似的看法，參見; Jere Paul Surber,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Explorations and Problemata,” in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1:2 (1977: Summer), pp.104-16.

就現實生活情境而言，為後代設想、謀求福祉，似乎都極為仰賴前代的「善意」──亦即，端賴於前代是否願意、以及如何關照後代。事實上，

這項描述也呈現了代間的正義問題不同於一般正義問題的主要關鍵。高瑟里（Axel Gosseries）便指出：

΃มϒཌྷ͹ࢋჸ൏ٺ̙Тॡม΍Ϡ۞ˠࣇكѩ̝ม۞྽ᇇᝋ ӀᄃཌྷચĂಶؤт઼ᅫϒཌྷ̝ٺ̙Т઼छ۞઼ϔ˘ਠĂٕ۰Հ ໄரгᄲĂؤт΍Ϡٺ̙Тг͞۞ˠϔ˘ਠĄ¹¹

要之，代間正義的問題特色之所以不同於一般的正義問題，主要是由於代間的正義問題往往發生在時間向度之中──高瑟里以「出生在不同地方的人們」譬喻「出生在不同時間的人們」，取的原是介於人們之間的「距離」

隱喻之意；而對於這項在時間向度上產生距離的代間關係認知，則使得有關「一代」的定義問題，竟成為當代探究代間正義的首要或預備工作──

對於「一代」內涵的理解，影響了我們對於代間正義問題內涵的界定。那麼，怎麼樣才算是「一代」呢？

就字義上而言，所謂的一代（one generation），指的是三十年的時間，

例如羅爾斯便認為，代間分際至少及於父子兩代；但也有論者如霍夫特

（Hendrik visser’t Hooft）等認為，在探究代間關係上，所謂的一代，指的應是生存在同一時間點上的所有人，在該時間點外，尚未出生或已經死亡的，便不屬於該世代的範疇。¹² 然而，若我們回顧現實中當下存在的人們，

11 Axel Gosseries,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Hugh LaFollette(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59.

12 See Hendrik Visser’t Hooft, Justice 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43.

那麼我們恐怕很難毫不猶豫地指稱，存在於同一時間點的人們，都屬於同

在文檔中論永續發展---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頁 8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