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後代 - 論永續發展---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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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後代在人們行事決斷的理由中，經常扮演著宣示性的角色。

例如，在《史記》〈世家第十九外戚〉篇裡，褚少孫曾續補記載著漢武帝這段立子去母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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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學者在審視這段史實時，大多著力於批評漢武帝對女寵的絕情殘忍、

與褚少孫歧視女性的論點；而所謂「昭然遠見，為後世計慮」云云，則未見有論者對此多加著墨，至多將之認作為褚少孫稱頌漢武帝「賢聖」的佐證，加以肯認或予以批駁而已。在歷史上、在日常生活中，諸如此類的例子屢見不鮮：人們經常引後代以作為行事決斷的理由，卻極少針對所謂的後代、或者人們的行事決斷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認真地加以分析檢視。

對人們來說，後代較為特殊的部份，不過就是存在於不同時間中的另一群

「他者」；除此之外，人們與後代之間的關係，相較於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彷彿沒有什麼不同。

這種人們僅隱約意識到自己的行事決斷將影響到後代、卻未曾仔細思考這些決斷將「如何」影響後代的情形，在晚近的四十年裡，逐漸有所轉變。引起人們對後代感興趣、並開始探究與後代之間關係的理由，部份來自於人們關於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感。二十世紀的人們憂慮：環境惡化與資源耗竭的速度與程度，將迅速地迫使人類無法維持現有的生存與發展方式。有越來越多的人據而倡議，人類若想要持續地發展下去，那麼人們就不能僅只考慮自己的資源分配或生存發展問題，而必須開始尊重後代對於良好生存環境與資源需求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各種科學技術的疾速發展，使得人類擁有更多、更大改造環境的能力，而這些能力的展現與運用對於環境與後代的影響之鉅，也促使人們開始思索人類與周遭環境、以及人們與後代之間的和諧與合理關係。例如，人類在基因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讓人類掌握了足以改變生物─包括人類自身─基因組成的能力；

然而，人類是否能據此任意改造周遭的生物以符合自身需求，甚至改變人類自身的遺傳基因、以求訂做一個「完美寶寶」，便成為各種當代無法不面對、卻也值得人們謹慎思慮的環境與代間倫理學問題。自一九六○年代以來，隨著人類發展的進程，後代在人們的行事決斷過程中，逐漸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人們越來越在意自己的行事決斷將為後代所帶來的可能後果，而後代也儼然成為人們在判斷行事決策時，無法忽略的重要考量因素之一。

對後代的關注，開啟了當代探究代間關係與代間議題的門徑。其中，

較常為人們所進行的思考是：「我們應該／能夠為後代做些什麼？」或者：

「我們的行事決斷將對後代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意味著在當代與後代之間、存在著某種相對應的道德或正義關係：由於當代所作的各種行事決斷將對後代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因此，當代理應對後代負有某種責任，而後代也得以對當代主張某種權利。例如，在使用資源的政策上，一種常見的、認為當代應該限縮資源使用量的理由是：為了讓後代也能夠有機會使用到這些資源，當代必須自我約制使用資源的方式與數量。這樣的理由似乎意味著：後代有權利與當代共同分配資源，而當代則是有責任尊重、保障後代的這份分配權利。¹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去刻劃這份存在於代間的權利與責任關係，探究後代將可能受到什麼影響、以及後代能夠擁有什麼權利時，我們卻遭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直覺上，當代應該為自己的行為對後代所造成的影響負起責任；然而，後代、特別是

1 例如Annette Baier便認為，要求當代承認未來世代在現時現刻中的權利，其實是意味著當代的人們對於未來世代負有責任；同時，這份權利並不是政治或公民權利，而是要求當代必須將未來世代納入考慮、公平地分配地球資源的權利。參見Annette Baier, “The Rights of Past and Future Persons,” in Ernest Partridge(ed.), Responsibilit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N. Y.:

Prometheus Books, 1981), p.171.本書以下簡稱為Responsibilities。

目前尚未存在的未來世代，能夠對當代主張他們的權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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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權利是人們經常用以維護切身相關利益的重要手段：我們對於自身的生命擁有不可被侵害剝奪的權利，對於財產擁有處分的權利，甚至我們擁有人身自由、言論自由、思想自由等不被他人任意干預的自由權利；在社會中，我們經常以「向他人主張權利」的方式，來保障自身的利益與彰顯我們身而為人的價值。按理說，後代與我們一般身而為人，應該也擁有向他人主張自身利益的各種權利。然而，問題似乎並非如此單純。

一般而言，所謂的權利，指的是由法律、道德、規則、或其他規範所賦予擁有者之有利的地位。² 換言之，無論是在哪一種區分或規範的意味底下，它總是作為權利擁有者的利益表示；而權利無法獨立存在，它必然為某道德主體所擁有。據此而言，後代是否能夠擁有權利，頗令人遲疑：人們也許可以同意，後代在「未來存在時」能夠擁有權利；然而，若是後代尚未存在呢？一個目前不存在的道德主體，怎麼去向當代的人們主張她／

他的權利？

反對後代能夠擁有權利的論者，便是以「後代目前不存在」為主要理由，否認後代有向當代主張權利的空間與正當性。例如，里察．喬治（Richard T. De George）便認為，雖然當代在資源使用政策的思考上，有所謂「未來世代也擁有分享自然資源的權利」之議，然而此議卻明顯地混淆了現實

2 Robert Audi et al.(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 1999), pp.796-97.

與概念的區分──我們也許能以權利的概念來討論後代存在時的相關利益問題，但這並非表示在現實上我們認同後代在尚未存在時也能擁有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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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提醒我們：由於前代與後代並不共存於同一時間中，後代其實無法與當代在同一時間裡競爭同一項利益──後代無法以主張權利的方式，向當代主張關於現存資源的使用或分配權利，正如同我們實際上無法真正地向逝去的前代要求補償、回復某些已經失逸、無可挽回的事態或損害一樣。

同樣反對以權利論述來維護後代利益的麥克林（Ruth Macklin），也有相似的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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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chard T. De George, “The Environment, Right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ies,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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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林與喬治的立場相同，都指出當代無法以權利的概念，來說明與保障後代的利益。較為特別的是，麥克林認為，權利必須賦予那些可以被認定、

確認為人格同一之實際上存在的人們；而後代由於目前並不存在，即便他們在概念上是可能存在的人們，我們仍無法確認他們的人格是否同一

（unidentif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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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麥克林而言，反對後代能夠擁有權利的推論，並非意在主張後代不存在，而毋寧是要指出，後代之所以無法被認可能夠擁有權利，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無法確認後代的人格是否同一：由於無法確定後代的人格，我們

4 Ruth Macklin, “Can Future Generations Correctly Be Said to Have Rights?” in Responsibilities, pp.151-52.

5 See Responsibilities, p.152.

無法賦予後代適當的權利，正如同我們無法課以後代適當的責任一般。⁶

要之，上述兩位論者都試圖指出，當代現有的權利論述架構，可能無法完整地處理代間的道德或正義問題：後代的存在與否，竟導致權利論述中權利與權利擁有者的理論結構失衡，進而使得後代的「權利」雖然受到前代行事決斷的影響，卻無法在權利論述的架構下有所保障。然而，後代之不存在、或者後代無法向當代主張權利，並不表示當代毋需為自己影響到後代的行為負起責任。值得考慮的是，如果我們全盤接受了「後代目前不存在、因而無法主張權利」的論斷，那麼按照喬治的推論脈絡，我們可能會得出這個進一步、但卻令人難以接受的結論：既然後代目前不存在，

並因而無法對當代主張其關於資源的相關權利，那麼當代大可揮霍耗盡現有的資源，而毋需顧慮後代在未來存在時的需求──這個結論顯然並非我們探究代間關係的本意。另一方面，令人困惑的是，在兩位論者所提供的論證中，出現了「後代目前不存在」與「後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

這兩種關於後代的不同描述。在「後代目前不存在」的論證上，我們得到了：「後代目前無法向當代主張權利」的結論；然而在「後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的論證中，我們得到的結論卻是：「後代在目前無法被適當地賦予權利」。問題是，這兩個結論在代間關係的權利論述上有什麼差別？麥克林為什麼要特別指出後代有人格不確定的問題？而當代的行事決斷，在後代人格無法被確認是否同一的問題上，又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

6 所謂的「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問題，指的是：我們「如何認定現在的某人是否就是過去做過某事的某人」。參見戴華，〈洛克的人格同一理論〉，收錄於戴華、錢永祥主編，《國科會八十二～八十五年度哲學學門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集》（台北：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年），頁 1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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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可以初步同意喬治的主張：後代在目前的時空中尚未存在，

因而無法親自主張權利；然而在直覺上，我們卻可能無法同意：人們因此

在文檔中論永續發展---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 (頁 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