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八○年代中的統戰理論工作會議中有一個提法是十分重要 的，即建立一門系統化的「統戰學」。31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研究其對統戰工作的影響來探索 統戰的新思路，才能將統戰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然而何以中共召開 這麼多的的統戰會議，參與討論的學者也是如何龐大，最後卻沒有提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統戰學。個人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共的學者沒有 區分革命時期的統戰和建設時期的統戰有何不同，因此就出現上一節 所指的各種貧乏現象。革命時期與建設時期統戰策略的差異至少可以 分成以下的幾部分：
第一，目的不同：在革命時期統戰的目的是為了奪權，因此可以 放下所有的身段，提出最響亮的口號，特別是可以用最寬鬆的詞句來 解釋自己的信仰，以便團結最大多數的群眾。所以在西安事變之後，
中共可以提出服膺三民主義，在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可以提出新民主 主義等口號，在奪權的情況下，最多是奪權失敗，並沒有更大的損 失。反之，到了建設時期，統戰的目的是為「保權」，保權的心態使 用統戰策略就有顧忌，因為需要保權時，必定是政局比較不穩，政權 本身遭遇困難的情況下才會強調統戰。例如中共在建立政權的初期，
又如在七○年代末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災難之後，在此種情況 下，中共使用統戰策略時就有兩種顧慮：一是信仰的迷失；一是權威 的喪失。所謂「信仰」的迷失是指一旦使用了非社會主義的辦法，使 難關渡過了，難題也解決了，中共的黨員和大陸人民都會對社會主義 產生懷疑，嚴重的話必然會衝擊其統治的合法性，這自然不是中共所 樂見，也不是他們能夠容忍的；所謂「權威」的喪失是指一旦使用非 社會主義的人才或辦法成功了，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權威產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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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就影響到共產黨的權力行使。所以在此一時候，口號上雖然仍 是統戰，但在作法上就必須把握一個「度」的問題，有了「度」的困 擾，自然在統戰策略的行使上就顯得礙手礙腳，躊躇不前，因為怕有 所失。
第二，立場不明：在革命時期，中共在野是一個相對弱的、小的 力量，因此如何正確地觀察情勢，客觀地分析情勢，如果情勢評估錯 誤就可能蒙受重大損失。如：在二○年代，中共的領導人當時認為革 命的高潮已經成熟，冒然發動城市暴動，結果導致自身重大的傷亡，
全黨不得不避走農村，另謀發展；反之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 主統一戰線的提出，就是依據客觀情勢提出的，足以打動人民的口 號。到了建設時期，中共自己是執政黨，是一個絕對強勢的力量。因 此，中共就不需要完全依賴正確理解客觀事實，因此強大的一方本身 就可以創造形勢，因此只要不是過分脫離現實，自然有可以達到自己 的目的；然而也因此很容易助長執政者的驕氣，自以為無所不能、無 所不會，從而出現過分地以主觀意願來指導客觀現實，導致失敗。中 共建政之後的三面紅旗政策便是此一現象的具體反映，然而在「三面 紅旗」、「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的政策之後，中共在統戰方面的反 省仍然只認識到政策的錯誤，並沒有反省執政者的傲慢所導致的統戰 策略執行的困難。這就是中共每次召開的統戰工作會議都必須重覆要 求共黨幹部重視統戰這個「法寶」，「擴大統戰，不能縮小，要排除 輕忽統戰的『左』傾的思想」，然而中共如果無法找到執政立場的統 戰，就很難使其幹部真正理解統戰的需要。
第三，本質不同：革命時期統戰的本質是反對執政者，因此在工 作上只要不斷揭發執政者的錯誤，攻擊執政者的過失，所以此時的統 戰是攻擊型的統戰，因此很容易討好，很容易引起共鳴。例如第二次 國共內戰中，中共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就很容易引起飽受通貨 膨脹之苦的中國人民的同情，攻擊型的統戰只要攻擊的方向正確就必 然有效。反之，在建設時期的統戰在本質上是維護執政者，因此在工
作上就必須為自己找理由，必須不斷反擊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以及 攻擊自己弱點的人，所以執政時期的統戰工作比革命時期困難百倍，
也艱鉅百倍。在本質上維護型的統戰除了提出奮鬥的目標之外，還必 須釋出足夠的誘因。此一誘因可能是現實的利益，也可能是誠心誠意 的尊重，必須視被統戰者的需求，才能真正有效地團結想要團結的對 象。總的來說，攻擊型統戰常常可以基本共同的目標最大範圍地團結 一切反對的力量；而維護型統戰則常常只能團結到原有的支持者或是 傾向支持的中間份子，維護型統戰很難去團結到原本反對的人士。特 別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比較缺乏對反對者的真正的寬容和尊重。因此 這種團結常常帶有虛偽性、暫時性和欺騙性，此種團結常常是更大分 裂、更深的仇恨的開始，以國共兩黨分分合合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證 明。
第四，文化不同：在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雖然各有信仰，各有自己 的歷史觀，但是畢竟有著相同的大環境、大氣象。國共兩黨的境遇感 也相同，在此時期兩黨各自提出不同的口號、不同政策，使人民很容 易相互比較，選擇優劣。因此在誰的口號響亮、有創意、切時弊，誰 就很容易得民意、收人心，所以統戰的效果就易於彰顯。如今大陸與 臺、港、澳各地區隔絕，因而形成不同的次文化，文化不同時，對政 府的認知和感情就不同，因此有些口號就大打折扣。例如中共現行的
「愛國統一戰線」恐怕就只能對大陸同胞、部份的臺灣民眾、港澳民 眾、華僑同胞特別是年長的華人，經歷過中國近百年成長的苦痛，有 過戰亂經驗的華人則有感召力。對其他沒有相似歷史感受的華人則不 可能有相同的感動，因此想要以一個口號同時號召兩岸四地的人民，
則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統戰的效果自然有限，在此情況下，統戰策略 面對不同的次文化也必須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產生有效的統 戰效果。
除了上述理論層次在思考上的不同之外，在統戰工作的實踐過程 中，也存在著相當的落差：
第一，是對統戰對象方面：在革命時期統戰策略是達成奪權目的 的依靠力量，到了建設時期則蛻變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擺設。這就是說 在革命時期，統戰是為了達成目標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共產黨對統 戰對象比較虛心、比較真誠，也比較尊重，被統戰者也就有一種相對 的主體感。反之，到了建設時期中共統戰只是用以顯示共產黨的度 量，甚至淪為替共黨背書的角色，其作用、意義和地位大大下降，因 此才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將統戰對象變成專政對象。縱使是在改 革、開放時期，中共在對內的統戰問題上，仍也只是強調「參政、議 政」的功能，其主、客觀的地位是十分明確的。換言之，革命時期的 統戰是基於形勢的需要，而建設時期的統戰則是共產黨自己的需要。
第二，是在政策目標方面：革命時期的統戰策略是基於對客觀形 勢的了解和分析的結論，到了建設時期則蛻變為中共在完成自我意圖 過程中減少阻力的工具。換言之，在革命時期中共的統戰策略是面對 自己處於劣勢和弱勢的情況，為了以弱勝強、以少勝多，而去團結他 人；在建設時期共產黨自己是執政黨，對客觀形勢的掌握和主導性不 同，特別是在許多內部事務上，統戰策略常常退化成為完成中共主觀 意圖的工具，因此統戰在建設時期常常藏而不論的。
第三，是在建設時期的特殊情況下，統戰政策也有一定的活躍條 件。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由於主觀意圖太強，
是以建設的過程並不順利，甚至是遭逢重大挫敗。我們可以發現每當 重大挫敗之後，為了穩定統治，繼續專政，此時中共常常依賴統戰。
此時的統戰工作也比較是以革命時代的心態和方法來執行，例如在 六○年代初的調整時期、七○年末的改革開放時代都是如此，特別是 七○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說是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災 難性破壞之後，再經過受迫害的共黨領導出面主政，統戰策略的重要 性可以說大大提高到建設時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從當時迄今，我 們可以明顯地發現中共對統戰策略的認真對待和以往可以說是大大不 同，例如在八○年起到九○年代末中共至少已經召開了多次大型的
「統戰理論」會議。
第四，是中共在對外政策方面：長期實施統戰策略未曾改變，自 然在革命時期沒有太多實踐的機會，不過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 發，反對西方殖民國家的心態則是主要的思想指導。中共建政之後，
在對外政策上其比較清楚地理解到中國所處的位置和社會主義在國際 上的發展趨向，因此統戰策略就一直是中共維護自身利益、完成自己 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在對外統戰方面，又可以區分中共自身利益定 位和對國際形勢判斷兩個方面而有不同的具體作法。首先，在中共自
在對外政策上其比較清楚地理解到中國所處的位置和社會主義在國際 上的發展趨向，因此統戰策略就一直是中共維護自身利益、完成自己 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在對外統戰方面，又可以區分中共自身利益定 位和對國際形勢判斷兩個方面而有不同的具體作法。首先，在中共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