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兼論兩岸學界
對統戰之研究
楊
開
煌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摘
要
回顧歷史，中共成功地運用統戰策略使其實力由弱轉強，建政後 中共為鞏固政權仍然頻繁地運用統戰策略。本文試圖從中共全國統戰 會議的文件及相關座談會的論文，去檢證中共對革命與建設時期的統 戰策略運用之差異。 長期以來，中共曾試著讓統戰策略成為一門科學，然而直到現 在，不論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品，都只是一種宣傳。尤為甚者，統戰 會議已淪為官方每年都會舉辦的例行會議，而非強有力的策略。在中 國大陸，學者仍然因襲馬列主義學說和引述領導者的談話來研究統 戰，以證明其正確性。至於臺灣學界則依舊以源自於國民黨在國共內 戰期間的失敗經驗做為典範來研究，其往往過度誇大中共統戰策略的 功用。如今，臺灣應運用統戰去促使中共政權向民主政體轉變，以建 立穩定的亞洲秩序。 關鍵詞：統一戰線、全國統戰會議、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統戰理論會 議、多黨合作壹、前言
中共中央於公元 2000 年 12 月 4 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 議，此次會議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高規格的統戰會議，中共所有的 領導人從江澤民到七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委員，中共統戰部到全 大陸各省、市的統戰幹部都參加了此一會議。人民日報專門發表「社 論」以示祝賀，新華社也連續撰稿發佈新聞，足見中共中央對此統戰 會議的重視。 回顧中共的發展歷程，統戰策略的運用一直佔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毛澤東稱之為「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1統戰的運用不但使 中共在奪權的過程中免於覆亡，而且使中共由弱轉強，由衰而盛，終 於奪取政權，建立國家。例如，在中共建黨初期沒有力量，因此運用 反帝的鬥爭建立與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短短十年不到，終能組織 政黨，建立政權，也成立軍隊；又如，在國民黨圍剿，歷經長征之 後，共黨侷促延安，勢單力孤，中共再次以「抗日」為名，建立統一 戰線，策動西安事變，終能穩住陣腳，建立根據地，日趨壯大；再如 抗日勝利之後，國共大小不成比例，中共也是以統戰的策略，分化國 民黨，聯合反蔣的力量，啟動戰爭，爭奪政權。我們觀察在革命過程 中，中共使用統戰策略大致存在著一定的規律，即中共團體自身的安 全感與統戰策略的使用存在著「負相關」的關聯性。 中共革命成功，建立政權之後，統戰策略仍然十分活躍，對中共 而言，似乎仍是十分重要的策略。如今中共政權推動「改革，開放」 政策已有廿餘年，中共的國力和國家地位也已明顯提升，又中共依然 強調統戰策略，而且以最高規模來召開會議，強調在新世紀的三大任 務中，統戰的角色仍有其不可取代性，因此，不能不令人思考。第一，中共革命時期的法寶如何適用於建立政權之後的時期？第 二，中共政權在運用統戰策略上，是否存在某種規律？第三，中共政 權是否對革命時期與建設時期的統戰策略運用之差異有所自覺？ 站在臺灣的立場以往由於情緒性的反共教育與宣傳，特別誇大統 戰策略的欺騙性、迷惑性，大大阻礙了我們對統戰的真正理解，從而 對中共高唱統戰，我方就特別敏感，同時依此認知所制定的「反統 戰」對策，也就只能是滿足自我忠貞的要求，無法真正有效反制。如 今臺灣地區實施民主也有十年，但對中共的研究仍停留在反共的階 段，2統戰研究即是十分明顯的例證。面對中共政權將統戰視為完成新 世紀三大任務的策略手段之際，重新認識統戰，特別對中共的統戰做 出超前的研究，實在是現階段推動兩岸關係，掌握兩岸關係重要的基 礎。 本文希望針對上述的問題，首先從中共建政之後對統戰工作的作 為，來檢證上述的假設，尋找目前中共新世紀強調統戰工作的原因， 進而對中共的統戰工作提出質疑，並以之說明中共此一會議對臺灣可 能的影響。
貳、建政以來中共統戰會議評介
了解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共黨對統戰工作的看法，其中最簡便的 方法就是回顧、審視中共建政之後召開的全國性統戰工作會議，透過 會議文件所顯示的內容來理解，大致我們可以將中共建政之後到跨世 紀統戰會議之間的統戰工作區分為三大時期： 楊開煌，〈臺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引自何思因、吳玉山主 編 ，《 邁 入 廿 一 世 紀 的 政 治 學 》( 臺 北 ： 中 國 政 治 學 會 ，2000 年 )， 頁 548-549。一、從利用到輕視統戰時期
中共在建立政權時期，按中共自己的分期是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 義有步驟地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3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共正 與國民黨從事政治鬥爭，當然統一戰線有其必要性，所以中共幹部到 黨員都能比較自覺地執行統戰工作，對於各種各樣的人均能力求團 結，以便打垮國民黨。到了政權建立之後，立即在統戰方面面臨兩個 基本的問題：一是對民主黨派是否繼續團結；二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是 否繼續聯合。當時中共黨內有人認為建政之後仍然需要團結民主人士 的作法頗為不滿，他們認為繼續團結民主人士就是捧民主人士，根本 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至於聯合民族資產階 級的統戰作法，則認為「統戰路線，地主路線，民族觀點，糊塗觀 點」。4因此，共黨內部有人強調統戰策略應該被認為是革命的法寶， 不是建設的法寶。針對這些看法，當時中共中央則十分清醒，理解中 共在建設方面人才不足，不團結民主人士、民族資產階級，則根本不 可能鞏固共黨政權。因此，統戰部在此背景下於 1950 年 3 月 2 日召開 了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主要的內容是強調統戰對象是民主黨 派、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以及加強全黨的統戰教育等，其後又在 1952 年分別召開了第二、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其內容並沒有太 多的新意，主要的議題還是強調共黨專政下必須聯合民主黨派和民族 資產階級的重要性。5 從 1952 年之後，中共又召開二次統戰大會，而比較受到重視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的歷程和經驗》(北京：中 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277。 張鐵男、宋春、朱建華，《中國統一戰線大事記事本末》(吉林：吉林大學 出版社，1990 年)，頁 399-400。是，1956 年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乃在 2 月 16 日到 3 月 3 日召 開全國第六次統戰工作會議。會中制定了《1956-1962 年統一戰線工作 方針》這一份被稱為「七年方針」的統戰文件，主要是要求中共黨內 特別是檢查統戰部門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要求黨內的統 戰部門「認真發揚民主，克服缺點，改進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以便團 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 上、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因此，會議強調 「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必須做到： 使能夠參加政協工作的民主人士真 正有事可做，有做事的條件，並且獲得必要的幫助； 共產黨的基層 組織只要對民主黨派基層組織採取積極態度，團結、教育和幫助它們 成為自己的助手； 共產黨應該贊成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同時吸收 符合共產黨員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和民主人士加入共產黨」。6 事實上，隨著中共政權的穩定，中共黨內對統戰工作也更加敷 衍，統戰逐漸成為中共的口號。在中共中央統戰是拉攏非共黨人士的 口號，到了地方和基層，統戰工作也越作越表面，越作越是應付上級 的虛招，所謂「七年方針」就淪為一紙文件而已。 在此次的統戰會議之後，不到一年毛澤東即發動「鳴放運動」。 從統戰的角度來看，無非是為了使知識份子能夠暢所欲言，對中共提 建議。毛也曾經鼓勵和肯定過當時提批評意見的知識份子；然而等到 知識份子提過分激烈的批評以及提出與中共分享政權的要求，進一步 批評毛澤東的作風等意見之後，毛就將「鳴放」運動轉為「反右」鬥 爭，7大肆整肅知識份子，把原先對知識份子長期統戰的方針完全推 翻。從此以後，雖然到 1963 年也召開了幾次的統戰會議，但是完全沒 有能糾正反右的偏差，中共自己的檢討也將反右鬥爭訂定為打擊統戰 同註 4，頁 441。 虞寶棠、李學昌，《當代中國四十年紀事（1949-1989）》(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0 年)，頁 123。
的「左」傾思想，8而具體表現為以下的三大錯誤：9 第一，它嚴重損害了黨同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關係：在反右鬥 爭中，首當其衝的是知識份子。全國被錯劃的五十餘萬名「右派份 子」中，按社會階層劃分，知識份子佔多數，其中有不少是知名的專 家、學者，確有才能的知識份子。他們中許多人長期蒙受冤屈，受到 壓制、歧視，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民主黨派 在這場政治風波中，也受到很大衝擊。如當時報上公開點名的中國民 主同盟，有六千餘人被劃為「右派份子」，佔盟員總數的 20 ％。民 革、民建、民進、農工等各黨，被劃為「右派份子」的也佔成員總數 的 10 ％以上。其中許多人是同共產黨長期合作，並肩戰鬥過的朋友， 把他們劃為「右派份子」，不僅嚴重地傷害了他們本人，也傷害了共 產黨同民主黨派的團結。 第二，它發展了黨內的「左」傾錯誤思想：反右鬥爭時期輕率地 改變了共產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階級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論 斷，改變了全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關於我國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已 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正確結論，將民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主 黨派重新劃為階級敵人，大大影響了彼此的合作。 第三，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延續的時間很長，使廣大統戰對 象長期受壓抑，同時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都導致了階級的極端化， 大大挫傷了廣大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 我們從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所召開的統戰會議的內容來看，基本上 反映了以下的特徵： 第一，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中共中央的統戰部成為主管統戰策略 的決策單位，而全國「政協」在 1954 年之後蛻變中共統戰的樣板單 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19-520。
位，形式上互不隸屬，實質上「政協」是受制於統戰部。換言之， 「政協」地位的盛衰也彰顯了中共對內統戰的重視程度。 第二，從歷次大會的資料來看，中共對「統戰」策略的思考，並 沒有因為建設時期和革命時期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認知，新形勢舊口 號，完全感覺不出任何統戰的新意義和新作法。 第三，在 1956 年以前幾乎每年一次全國性統戰大會，有點類似政 治拜拜，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第四，會議召開越多，實際的行動越小；反而是從會議的文件強 烈感覺到中共幹部在奪取政權之後，幹部在思想上、心理上和作風上 就出現驕傲的態度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和心態。 第五，第六次的會議之後，毛澤東更是親自帶頭破壞中共的統一 戰線。事實上往後的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因為反右鬥爭的 錯誤埋下的因素。這就基本反映出中共政權從建政初期不穩定時的戒 慎恐懼到權力基礎穩定之後的傲慢；所以統戰的工作也從必要的協助 力量退居為可有可無的政治配角，而在中共政權中最能反映此一尷尬 角色的就是各級的政治協商會（簡稱「政協」）。他們的角色從中共 建政之初的民意機關變成議政機關，到了反右鬥爭時代，「政協」這 個統戰機構連清談都算不上，只是中共所擺設的鼓掌機關而已。因 此，中共的統戰工作對中共政權的重要性在中共建政之後，確實是呈 現出與權力的穩定成反比的發展規律。
二、嚴重破壞時期
中共政權進入六○年代之後，統戰越來越蛻變為中共的例行工 作，而不是中共政權完成政治目標的「法寶」。換言之，統戰對中共 的內政而言，也就越來越不重要。六○年代中期之後進入「文化大革 命時期」，統戰工作和機關也和中共其他的工作一樣遭受巨大的改 變，中共稱之為「重災區」，10對大陸內部各黨各派、宗教、民族人士 的統戰工作不但完全停止，而且代之以迫害、清算、勞改、侮辱。改 革、開放之後，中共政權將此一時期工作的錯誤、一切的罪過完全歸 之於「四人幫」；但是我們如果全面地理解中共此一時期的政策，從 統戰的角度來看，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統戰可以區別為國內和國際。 在國內部份一如上述，但在國際部份則並沒有完全放棄統戰策略，只 是統戰的對象從大陸內部轉為國際共黨。由於六○年代初期中共與蘇 共決裂，中共認為蘇共已經逐漸成為修正主義的帝國主義，因此他們 在世界各地去扶植所謂「真正」的共產黨，他們稱為馬列共黨，以區 別於該國傾向蘇共的共產黨。他們也無償地援助反美帝、反蘇修的國 家，在當時稱為「黑、窮、小」的國家。從六○年代到七○年代，中 共政權在外交上曾提出中間地帶、三個世界論等，中共自己以第三世 界國家自居，這些作為都是拉攏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第三世界國 家、不結盟國家等，以增加其反美、反蘇的聲勢。此一國際統戰最後 促使中共取代了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因此在 此一時期，中共的學者雖然稱為統戰工作的嚴重破壞和倒退時期，但 是此時期的國際統戰仍有一定的成績，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然而，我們從此一時期中共政權對內拋棄統戰工作和對外積極開 展統戰的作為來看，仍然可以得出其統戰工作與對內權力的穩固和對 外國力的弱小成反比的結論。也就是說中共在運用統戰策略時，在對內方面，因政權強大而輕視統戰；在對外方面，則因為中共政權羸 弱，而加強、認真執行統戰策略。如果將當時中共的外交視為從事國 際共黨運動的世界革命的話，說統戰仍是中共革命成功的「法寶」並 不為過。不過此種統戰的革命特性似乎不能變成中共建設社會主義國 家的「法寶」，也是十分清楚的事實；然而中共政權在毛時代的統戰 會議並沒有對統戰的特質作出討論，因此統戰會議雖然多次召開，卻 並沒有新的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統戰工作。
三、重新重視時期
(一)改革開放時期的統戰會議 七○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共面臨到百廢待舉的局 面，而中共黨和政權的威信也因建立政權以來不斷的政策錯誤中喪失 殆盡。從外在形勢來看，對中共政權並不有利，之後鄧小平提出「改 革開放」改善農村經濟，穩定大陸情勢，中共政權才逐漸恢復其統治 的合法性，而中共的統戰策略也就經歷一個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階段調 整。鄧小平在 1979 年 6 月的政協會議上點出了「國家進入了以四化為 中心的歷史階段」，因此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1來建設中 國大陸，既要「團結」，自然統一戰線這個「法寶」便再度受到中共 高層重新重視；其後中共將新一時期的統戰正式命名為「愛國統一戰 線」，中共使用「愛國」作為新統戰的命名，代表了在大陸已經不以 「階級」出身來區分人民，而是以是否是「愛國」來區分。此轉變根 據中共自己說法，認為代表了「統一戰線的範圍更加擴大，視野更加 寬廣。這就是只要擁護祖國統一，反對製造『兩個中國』，雖然尚不 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包括臺灣黨政軍上下各界都可以稱為愛國 者，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內」。12 鄧小平，《鄧小平論統一戰線》(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156。這樣的轉變可以說是在統戰對象上的重大變化。當中共的統戰對 象以「階級」成分來決定時，其統戰的內容是以「社會主義」為核 心；當中共的統戰對象以「愛國」來區分時，其統戰的內容是以「民 族與國家」為核心。前者是以政黨的意識形態為對象，後者是以國家 為對象。這也正好證明了中共政權本身在當時已經沒有號召力，不得 不祭起「中國」這一個招牌，才能有統戰的效力。自此之後，中共在 八○年代就曾大肆召開全國性的統戰，其中比較大型的會議為：13 1979 年 8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十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此次 會議主要是為了確定新階段統戰名稱為「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在 此一統戰路線下，團結的對象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愛國者，任務為實 踐四個現代化和統一祖國，也說明黨對知識份子、黨外人士、內部矛 盾和黨的領導等各方面的需求。 1981-1982 年召開第十五次全國統戰會議，此次會議確定了階 級存在是統一戰線存在的前提，其次現階段統戰是兩大方面：一是國 際範圍的反霸統一戰場，二是國內範圍的愛國統一戰線，同時檢討中 共的幹部在執行統戰工作中有「左」的思想。 1986 年召開第十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此次會議主要在於回 顧四年來的統戰工作，總結經驗，交流看法，重申今後的統戰性任 務，就是要緊緊圍繞在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總目標下，形成兩個政 治聯盟：一是以大陸全體勞動者、愛國者組成的社會主義政治聯盟， 一是以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國外僑胞組成的祖國統一的政治聯 盟。 除了上述的統戰工作會議之外，中共還召開過沿海開放城市和 經濟特區統戰「政協工作座談會」（1984.11）、海外統戰工作座談會 （1986.1）及經濟統戰工作座談會（1988.5）。 同註 4，頁 512。
中共在八○年代的統戰工作應該說是有一定的成就，特別是在對 臺工作以及對內的現代化建設兩方面。首先是中共的「和平統一」政 策促使臺灣人民大膽突破禁忌，返回大陸省親、觀光、投資、經商。14 臺灣方面在初期還採取了不少對策，15但最後不得不在 1987 年底正式 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權利，開啟兩岸分隔近四十年的交流；其 次在大陸經濟發展上由於臺資、港資、僑資、外資的投入，以及大陸 知識份子重新燃起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熱情，促成了中共在八○年代大 陸經濟的長足發展。這一切主要是因為中共調動了大家對中國、對中 華民族的情懷，中共當時的統戰策略的運作成功地調動了外在的客觀 形勢來擴大自己的陣營，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標。 除了一般的統戰工作會議之外，在八○年代中共還召開了兩次的 統戰理論會議，企圖為共產黨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期如何運用 統一戰線探求理論依據。 第一次是在 1985 年 2 月中共第一次召開理論工作會議，參加人二 百人之中發表論文 142 篇，會後並選出 30 篇出版《全國統戰理論工作 會議論文選》，主要的論點是強調「統一戰線在中國民主革命、社會 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統一戰線既是一大法 寶，又是一大特色。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能不研究中國的統 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問題。」16 第二次是在 1988 年 11 月中共又召開第二次統戰理論工作會議， 249 人與會，會中發表論文 180 多篇，共分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統戰理 論、「一國兩制」與統一戰線、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知識份子、民族宗教等五個專題組，17會後提出五個必須加強的研 同註 8，頁 678。 陳崇龍、謝俊主編，《海峽兩岸關係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 年)，頁 25-27。 同註 4，頁 560。
究課題：18一是建立和發展科學的統戰理論體系；二是為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的統一戰線作出理論的概括和預測，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三是 要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問題作為統戰理論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提到 日程上來；四是民族、宗教問題是統戰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五是統 一戰線如何為深化改革、發展生產力服務，是當前統戰理論研究需要 探討和回答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綜觀這兩次的統戰理論會議，依中共的公佈資料來看，個人以為 中共是找到問題，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可惜沒有答案。首先以強調 共黨在社會主義時代必須清除「左」傾思想為主要的任務，這是幹部 的認識問題、工作誤差的問題，不直接屬於理論問題；其次強調對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政黨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改革問題中的 統戰理論研究為主，其中政黨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社會主義民主和 祖國統一，而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大陸內部的團結和政 治穩定，而改革問題的研究則是以知識份子為對象，這些論點只能代 表中共對統戰策略和統戰工作重新重視，但是在統戰理論本身並沒有 任何真正深入的新發展，也沒有任何中國特色的統戰理論被開發出 來。換言之，統戰理論會議便不是真正在理論方面的推動，只是在政 策和工作方向或方法上改進，這是名實不符的會議。 (二)市場經濟時期的統一戰線 中共的八○年代是以天安門事件作為結束，因此在九○年代一開 始，中國又相對處於比較孤立的狀態下，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再次被重 視；然而九○年代以後，真正打破中國大陸被孤立的狀態，應該是九 二年鄧小平提出市場經濟。利用大陸廣大而富有潛力的市場，吸引國 際經濟的高度重視，不得不放棄政治上的孤立措施。在此情況下，中 共在九○年代的統戰工作，從外在形勢來看，就像八○年代一樣經歷 同註 4，頁 563。
著從逆境而順境的形勢改變。 1990 年 6 月中共又在北京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此次會 議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一年之後，特別是江澤民也參與了這一次的統 戰，並且作了「努力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發言，強調此 「統一戰線」的長期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中共「穩定政權和發揚 民主，建設四化，統一祖國等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在統一戰 線既要堅持領導，又要善於團結。」19 1993 年 11 月中共再次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此次會議 除了像歷次會議一樣強調「建設四化，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三大任 務之外，主要的特點在於確立「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為指導思想」。在統戰對象上明確增加對黨外知識份子、非公有制 經濟代表人士、臺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二、三代知名人物等新統戰對 象之爭取、聯繫工作，其中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和港澳同胞的統 戰，顯然是此次會議中重點的統戰對象。20 除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外，中共還分別在 1995、1996、 1997 年三年每年召開了統戰部長會議。在 1995 年的會議最重要是確立 「愛國統一戰線必須轉變過去以階級關係劃分之工農聯盟、勞動與非 勞動聯盟，根據鄧小平有關愛國統一戰線兩個範圍的聯盟之構想，採 以政治基礎和地域區別來劃分：一是在大陸範圍內，團結全體勞動者 和愛國者的聯盟；一是大陸範圍外，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 僑胞的聯盟。第一個範圍聯盟的政治基礎是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高 度統一，尤其要求統一戰線各方面成員擁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第二個範圍聯盟的政治基礎是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以此為最大 政治分野，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祇要愛國和擁護祖國統一，不管是 同註 8，頁 689-693。 中共年報編輯委員會，《中共年報：1994 年》(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1994 年)。
什麼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團結。」21至於 1996 年、1997 年大致都是部署當年的統戰重點工作而已。22 另一方面也像八○年代一樣，在環境改變之後，中共就會注意 到統戰理論的問題，在 1994 年 7 月中共召開第三次統戰理論研究會， 與會人士在四天的經驗交流中原則通過《1994-2000 年統一戰線理論研 究規劃》，23其規劃大致如下：第一，研究的重點：在社會主義民主建 設、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社會主義宗教問題、社會主義一國兩制及統 戰學理論體系；第二，統戰的對象：知識份子、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 士、新一代黨外代表人物；第三，統戰的目的：回應西方民主與人權 之挑戰、鞏固和團結境內少數民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祖國 和平統一。 在此次會議之後，中共在統戰工作方面似乎沒有再召開過比較大 型的統戰會議。綜合而言，我們可以清楚地理解中共在「改革，開 放」時期對統戰工作要比八○年代以前更為重視，在會議方面就分為 四大類： 第一，全國統戰會議：此類會議自 1979 年以來召開過六次，其目 的不外在於宣傳和宣示中共對統戰工作和統戰對象的重視，同時也教 育中共黨內的其他幹部，強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統戰仍是中共專政 不可或缺的法寶，要求其幹部、黨員必須肅清「左」的思想，重新而 且長期確認統戰是建設時期的「法寶」之一。 第二，全國統戰理論工作會議：此類會議共有三次，其目的在確 認愛國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統戰對象和統戰的方法，甚至中共還要 將統戰發展成為一門學科。 第三，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一類的會議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每年 《中共年報：1995》，頁 1-32。 請見《中共年報：1996》；《中共年報：1997》。
召開一次的會議，其目的在檢討該年的統戰工作績效和來年的統戰工 作重點，所以每年一會，只是公開的資訊並不齊全。 第四，專業性質的統戰會議：此類會議自然是因應特殊需要而召 開的統戰工作會議，可考的資料亦十分有限，不過仍然可以看出中共 中央對統戰工作的用心和重視。 然而我們如果深入理解其每次每種會議的內容，則立即發現改革 開放之後的中共的統戰工作仍存在以下的四大困境： 第一，理論的貧困：統戰策略在中共而言是源自於唯物辯證的思 想，因而有可能綜合以往古今中外的策謀，將之發揮。然而到了改革 開放之後，所謂的唯物辯證法已經不再是中國大陸學術的主流，深刻 鑽研的學者也愈來愈少，統戰策略便失去其新的哲學力量的支持，因 此新的理論就無法創造。綜觀三次的理論會議所論所述也都是老生常 談了無新意，所有的理論只是既有理論的翻版，由於理論的貧困，因 此統戰策略的作用和功能，到了市場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自然 也就愈來愈萎縮。 第二，策略的貧乏：由於理論的貧困，自然沒有能力去開發新的 策略，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幾次的統戰工作會議，也都是不斷重複 過去的策略口號和方法，如愛國統一戰線，如對知識份子的統戰，對 少數民族、對宗教的統戰等等，也都是抄襲過去。貧乏的策略，刻板 的方式，自然導致共黨幹部的輕視，因此中共統戰工作會議糾正幹部 的「左」傾思想及不在乎統戰的現象反而變成中共統戰會議的主要內 容。 第三，對象的貧乏：中共自八○年代初實施改革開放的初期，就 提出「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1982 年正式改為「愛國統一戰線」， 雖然在對象的基礎條件上有了重大的變化，然而其統戰的具體對象就 是臺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及大陸同胞，到九○年代以後再改為「最廣 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然而統戰對象仍然相同，在對象似乎除了在開 放政策中提出對外商企業的統戰任務，24是以外商為對象之外，其他的
對象似乎不論名稱有何變化，對象則長期不變，也足見中共的統戰效 果有限。 第四，創意的貧乏：中共在革命時期之所以能夠靈活地使用統一 戰線策略，是因為在革命的環境壓力下，中共能夠最彈性地詮釋自己 的立場和政策目標，最大程度地聯合所有可能的非敵人，最創意地尋 找自己與各形各樣的朋友之間的共通點。這種壓力和這種彈性提供了 中共的幹部在運作統戰時創意的空間，因此顯示出在不同的環境、不 同的壓力、不同的對象，就有不同說法和作法，所以奪權可以成功； 反之，中共所組織的「愛國統一戰線」就顯得只能單方面地調動愛國 心，而且基本上顯示出統一戰線的基礎從革命到建設都只是民族主義 而已。一個策略使用半個世紀，從創意的角度來看，確實太單薄了， 而且就是這些也還是鄧小平一人的智慧，其他的幹部仍然只是聽命行 事而已。 無論如何，我們如果依據上述中共召開統戰會議的時機與當時中 共政權的外在環境相比，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中共在建政時期強調統 戰策略的時機與中共政權自身安全感仍有很深的關聯性。一般總是在 中共政權相對弱勢的時候，中共就比較重視統戰策略之運用，因此在 運用的時機上，建政時期似乎與革命時期並無差別。然而在運作效果 上，我們可以感覺出來，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後的「統戰」策略，其實 已經沒有革命時期的功能；然而，中共政權本身則並未能從革命時期 的統戰思考解放出來，甚至帶有若干迷信地相信傳統的統戰。因此， 我們雖然也可以歸納出一些成績，但畢竟不再是「法寶」，特別是中 共在建政時期對統戰策略的運用，早已失去其靈活性。如今到跨世紀 的時期，中共再次重提統戰策略，究竟在現代化時期中共的統戰是否 出現不同的思路呢？
參、現代化時期的統一戰線
一、內容
中共提出「現代化」的口號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年代中期，25不過 當時中共仍十分堅持人民公社的道路。其後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也總 是反反覆覆，徘徊在共產主義、教條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發展的道 路崎嶇迂迴，七九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在 1982 年黨的十 二大。再次提出現代化道路，即所謂的「農業、工業、國防、科技」 四個現代化。此後，配合改革開放政策，中共的綜合國力有了明顯的 提升，特別在九○年代末，中共更配合收回香港、澳門等殖民地，使 中華民族不論在物質上、精神上都進入新的一個台階。是以從外在形 勢而論，目前提出的現代化目標和八○年代初的四化存在著相當的差 別： 第一，在實力上，八○年代的三大任務基本上是願望，而新世紀 的三大任務則是現實；第二，在方向上，八○年代的三大任務是摸 索，而新世紀的三大任務則是道路；第三，在信心上，八○年代的三 大任務是冒險，而新世紀的三大任務則是進步；第四，在時間上， 八○年代的三大任務是躁進，而新世紀的三大任務則是務實；第五， 在內容上，八○年代的三大任務是起步，而新世紀的三大任務則是發 展。 換言之，在世紀之交時，中共所處的內外形勢相對而言是有利 的，但是中共仍趕在 2000 年末召開盛大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這是事 隔七年之後，再次召開的統戰會議。此一會議與中共其他的工作會議 相比，具有以下的內容： 第一，確認統戰工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的重要性。在八○年 1964 年 12 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四個 現代化的口號。代中共中央不但召開統戰的工作會議，也召開統戰的理論會議。而 九○年代之後似乎類似的會議比較少，也比較不受重視，統戰工作也 相對忽視。此次中央以最高規格中共中央七個常委全員出席來參與全 國統戰工作會議，自然是為了重新確立統戰工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中的重要性，特別是這樣的工作會議有兩個中央政局常委（江澤 民、李瑞環）講了話，更是十分難得和少見，對中共內部的幹部和組 織重視統一戰自有極大的正面意義。 第二，確認統戰工作的主要對象。從江澤民的講話中可以發現中 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中統戰的對象有三：一是中國大陸境內的非 共黨知識份子，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經濟、 宗教和民族的知識份子；二是加強對「四胞」（港澳、臺灣、海外及 大陸）的聯繫，特別是對臺胞的聯繫；三是大陸範圍外的國家、民 族、政黨和人士。以上述的對象而論，可以說是十分廣泛，幾乎所有 的非共黨人士都一網打盡。然而細讀其領導者的講話，可以發現其中 以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議的知識份子、臺灣同胞和海外僑 胞三者為主要對象。 第三，確認新世紀統戰工作的內容。主要的三大工作內容：一是 在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啟動社會主義民主現代化的改革；二 是在新世紀確立在統一祖國的工作上，統戰工作的任務是反獨先於促 統的戰略部署；三是在新世紀的外交工作上進一步發揮華僑的力量和 獨特優勢，以增加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的理解，促進雙方 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由此看出，中共在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中，統 戰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具體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強化政治民主 化的建設；為統一祖國奠定反獨的基礎；為中國促進世界的和平和發 展作為溝通和橋樑的作用。 第四，確認統戰工作在中共黨務工作中的角色和任務。然而除引 江澤民所提及的新世紀統戰工作的重點之外，我們也必須注意李瑞環 的報告。他指出「現在，中國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社會生
活方式的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都是過去難以想像的，也 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在不斷發展之中。如此複雜多變的社會狀況， 對我們政權的社會基礎，對統一戰線的社會構成，勢必產生深刻的影 響。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心中有數，並使我們的方 針政策和各項工作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26從角色來看，「新世紀的 統戰是為黨大團結、大聯合，著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將各方面 的利益、願望、訴求引導到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從工作 內容來看，李瑞環特別指出統戰工作部門「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 問題，研究政策」，因此在新的時期中統戰「就總體上講它的法寶地 位沒有改變，就具體政策上說有不少問題需要進行系統、深入的研 究」。因此李瑞環要求「統戰部門多花一點時間讀書，多花一點時間 調查，多花一點時間琢磨問題，多花一點時間研究政策，多提出一些 有價值的意見、建議。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把統戰工作提高 到一個新的水平」。27從李的說法可以看出他對目前中共的統戰工作完 全是「蕭規曹隨、因陳舊習」的做法並不滿意，李瑞環對中共新世紀 統戰工作的要求，間接證明了中共的統戰工作長期以來並沒有進步。
二、特點與難題
從以上的文件內容來看，基本上可以說現代化時期的統戰工作與 改革開放以來的統戰工作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大部份是在延續八○年 代以來的工作。不過也有二點是吾人必須注意中共賦予統戰工作的新 內容：一是對臺工作；二是對抗西方的民主、人權的壓力；三是提供 華僑方便的愛國之門。 李瑞環，《新華社》，2000 年 12 月 6 日。 同註 26。關於對臺工作部分，本文將在最後詳加討論。先就對抗西方民 主、人權的壓力方面來說，中共所謂的西方民主和人權的壓力，主要 是指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權面對海外流亡的民主人士、西方 民間社會、西方宗教團體以及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共政治民主化的要 求。事實上中共自八○年代以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做了一些改革， 不過對於統戰相關的改革主要在於因應政黨政治的壓力，因為西方民 主政治的要求之一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意謂著人民有組黨的自由， 以及任何政黨只要贏得選舉就贏得政權；對中共政權而言，政黨政治 是指在共黨專政下多黨參與的政治運作方式。按中共的定義，中共自 八○年代以來，確實努力強化和提高了各級「政治協商會議」的功 能，多年以來中共也一直希望從理論到實際找出一條新的「政黨政 治」之途徑，來為中共的政治制度尋找一條新的出路，一方面維持共 黨專政，一方面有效防止黨內幹部的驕傲和腐化。自九○年代以來， 中共就將政黨政治主要的理論研究工作交由統戰部門負責，而實踐部 份則由政協部門負責。當然政協自身也有這一方面的研究，在跨世紀 的統戰會議中，中共更進一步對知識份子提出號召，為確立和實施適 合國情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而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在這一方 面中共倒是成功地將革命時期的統戰政策延申轉換成為現代化而努力 的統戰。 關於強化華僑外交的功能方面，中共過去在對「三胞」（港澳、 臺灣、華僑）或「四胞」（三胞加上大陸同胞）的統戰工作中，華僑 的作用基本上是要求在對大陸的經濟建設和國家統一兩個方面作貢 獻。然而，在此次的統戰工作會議中，中共中央所披露的文件和講話 都沒有具體明示「華僑外交」在中共外交工作的角色和貢獻，只有在 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提出「特別是在海外的幾千萬同胞，既是推進我國 現代化建設、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獨特優勢，也是發展我國人民與世 界各國人民的友誼、促進與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獨特優勢。統一 戰線應當也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為我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作出更大貢獻。」28而人民日報的社論完全是中共中央的政策，因此 我們相信中共希望在新世紀中強化華僑外交這一個新的工作，應該是 華僑工作全新的工作方向。此一工作方向使得華僑的角色和功能，從 以往的被動轉趨主動，這一方面雖然未必涉及統戰理論的改變，但確 實是工作方向的更新和擴大。而且，這一部份的統戰，未來如果真正 提出一些成績的話，將使得中共的外交工作增加一支龐大的民間力 量，對中共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必然有所助益。 雖然中共在世紀末所舉行的最高規格的統戰包含了若干新的內 容，但是新世紀的統戰真能發揮其預期的效果？從邏輯上思考，不能 沒有以下的懷疑。 第一，如果統戰仍然是中共的「法寶」，那麼執政五十年後的現 代化時期其運作此一「法寶」的目的何在？在革命時代是為了打敗敵 人奪取政權，那麼執政時期呢？按中共的解釋統戰是交朋友，那麼執 政黨交朋友的目的又為何呢？擴大執政的基礎嗎？不是，因為中共的 「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堅持就是「堅持共產黨專政」。既然共產黨 永久專政，則吸收黨員才是擴大「專政」最直接的途徑，何況中共的 統戰對象肯定就不是中共要吸收入黨的對象。是減少反對者嗎？自然 也不是，因為任何反對者在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生態下都不可能組 織，至於個別的反對者原本就不可能構成威脅，何況一個執政黨只要 施政合理，政策有效，反對者自然減少，與統戰工作的技巧無關。所 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統戰作為政權的「法寶」其目的是不明確的， 也因此中共的幹部自然覺得是可有可無，也不會認真對待，嚴肅思 考，因此除非中共當局能真正回答此一問題。 第二，如果按中共的學者所論在中共深入改革，擴大開放之後， 將面臨經濟結構和經濟利益多元化，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日趨擴大， 官僚的腐敗，貪污橫行，或是思想領域出現否定馬列毛，肯定私有化 《人民日報》，2000 年 10 月 4 日。
的現象，所以統戰工作必須面對這種新情況來思考工作。29問題是統戰 是交朋友的工作，而不是替中共縮小貧富差距，整頓腐化官僚。因為 這些事在中共黨內各有其職，不是統戰部的工作範圍。如果黨內的機 構不能發揮應有的職能，則曾經是以開門整風來救黨，而不是以統 戰。換言之，統戰功能是使用在聯合朋友反對一個共同的敵人，而不 可能使用在聯合朋友來根治自己的弱點。 第三，將統一戰線無限神化的問題。由於中共不但肯定統戰策略 的「法寶」作用，而且不論是中共官方或是學者都十分強調發揮統一 戰線成員在精神建設中的作用，聲稱強化統一戰線就可以「防止西方 敵對勢力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企圖分裂、分化中國內部的團結，以及時 時藉機鼓吹西式民主、多黨政治的觀點，以否定中共所肯定的社會主 義民主與法制」，30這樣中共在無形之中就將統一戰線的任務無限神 化。然而統戰策略無限神化的結果，常常反而是虛化了統戰的效用。 過去在強調統戰作為革命成功的「法寶」時，還是與「黨的建設」、 「武裝鬥爭」二者並列。換言之，統一戰線不是全功能的，如今中共 執政之後，在強調統一戰線時，不但沒有同時提及其他政策，而且還 進一步變成抵禦外敵的利器，豈不是在精神意義上取代了「武裝鬥 爭」。因此按現代中共的說法統戰變成了中共唯一的「法寶」，似乎 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藉由統一戰線加以克服，我們以為這不僅在理論 上是錯誤，在事實也不可能。而中共不斷「神化」統戰做為法寶的意 義，恰恰是統戰越來越不受重視的原因。 秦德文，〈廿一世紀初統一戰線的發展趨勢〉，《安徽統一戰線》，2000 年 6 月；轉載自《中國政治》(北京)，第 8 期，2000 年。
肆、從革命時期到建設時期的「統一戰線」之反省
中共在八○年代中的統戰理論工作會議中有一個提法是十分重要 的，即建立一門系統化的「統戰學」。31要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研究其對統戰工作的影響來探索 統戰的新思路，才能將統戰的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然而何以中共召開 這麼多的的統戰會議，參與討論的學者也是如何龐大，最後卻沒有提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統戰學。個人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共的學者沒有 區分革命時期的統戰和建設時期的統戰有何不同，因此就出現上一節 所指的各種貧乏現象。革命時期與建設時期統戰策略的差異至少可以 分成以下的幾部分： 第一，目的不同：在革命時期統戰的目的是為了奪權，因此可以 放下所有的身段，提出最響亮的口號，特別是可以用最寬鬆的詞句來 解釋自己的信仰，以便團結最大多數的群眾。所以在西安事變之後， 中共可以提出服膺三民主義，在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可以提出新民主 主義等口號，在奪權的情況下，最多是奪權失敗，並沒有更大的損 失。反之，到了建設時期，統戰的目的是為「保權」，保權的心態使 用統戰策略就有顧忌，因為需要保權時，必定是政局比較不穩，政權 本身遭遇困難的情況下才會強調統戰。例如中共在建立政權的初期， 又如在七○年代末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災難之後，在此種情況 下，中共使用統戰策略時就有兩種顧慮：一是信仰的迷失；一是權威 的喪失。所謂「信仰」的迷失是指一旦使用了非社會主義的辦法，使 難關渡過了，難題也解決了，中共的黨員和大陸人民都會對社會主義 產生懷疑，嚴重的話必然會衝擊其統治的合法性，這自然不是中共所 樂見，也不是他們能夠容忍的；所謂「權威」的喪失是指一旦使用非 社會主義的人才或辦法成功了，大陸人民對共產黨的權威產生懷疑， 同註 21，頁 1-23自然也就影響到共產黨的權力行使。所以在此一時候，口號上雖然仍 是統戰，但在作法上就必須把握一個「度」的問題，有了「度」的困 擾，自然在統戰策略的行使上就顯得礙手礙腳，躊躇不前，因為怕有 所失。 第二，立場不明：在革命時期，中共在野是一個相對弱的、小的 力量，因此如何正確地觀察情勢，客觀地分析情勢，如果情勢評估錯 誤就可能蒙受重大損失。如：在二○年代，中共的領導人當時認為革 命的高潮已經成熟，冒然發動城市暴動，結果導致自身重大的傷亡， 全黨不得不避走農村，另謀發展；反之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 主統一戰線的提出，就是依據客觀情勢提出的，足以打動人民的口 號。到了建設時期，中共自己是執政黨，是一個絕對強勢的力量。因 此，中共就不需要完全依賴正確理解客觀事實，因此強大的一方本身 就可以創造形勢，因此只要不是過分脫離現實，自然有可以達到自己 的目的；然而也因此很容易助長執政者的驕氣，自以為無所不能、無 所不會，從而出現過分地以主觀意願來指導客觀現實，導致失敗。中 共建政之後的三面紅旗政策便是此一現象的具體反映，然而在「三面 紅旗」、「文化大革命」這些錯誤的政策之後，中共在統戰方面的反 省仍然只認識到政策的錯誤，並沒有反省執政者的傲慢所導致的統戰 策略執行的困難。這就是中共每次召開的統戰工作會議都必須重覆要 求共黨幹部重視統戰這個「法寶」，「擴大統戰，不能縮小，要排除 輕忽統戰的『左』傾的思想」，然而中共如果無法找到執政立場的統 戰，就很難使其幹部真正理解統戰的需要。 第三，本質不同：革命時期統戰的本質是反對執政者，因此在工 作上只要不斷揭發執政者的錯誤，攻擊執政者的過失，所以此時的統 戰是攻擊型的統戰，因此很容易討好，很容易引起共鳴。例如第二次 國共內戰中，中共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就很容易引起飽受通貨 膨脹之苦的中國人民的同情，攻擊型的統戰只要攻擊的方向正確就必 然有效。反之，在建設時期的統戰在本質上是維護執政者，因此在工
作上就必須為自己找理由，必須不斷反擊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以及 攻擊自己弱點的人，所以執政時期的統戰工作比革命時期困難百倍， 也艱鉅百倍。在本質上維護型的統戰除了提出奮鬥的目標之外，還必 須釋出足夠的誘因。此一誘因可能是現實的利益，也可能是誠心誠意 的尊重，必須視被統戰者的需求，才能真正有效地團結想要團結的對 象。總的來說，攻擊型統戰常常可以基本共同的目標最大範圍地團結 一切反對的力量；而維護型統戰則常常只能團結到原有的支持者或是 傾向支持的中間份子，維護型統戰很難去團結到原本反對的人士。特 別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比較缺乏對反對者的真正的寬容和尊重。因此 這種團結常常帶有虛偽性、暫時性和欺騙性，此種團結常常是更大分 裂、更深的仇恨的開始，以國共兩黨分分合合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證 明。 第四，文化不同：在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雖然各有信仰，各有自己 的歷史觀，但是畢竟有著相同的大環境、大氣象。國共兩黨的境遇感 也相同，在此時期兩黨各自提出不同的口號、不同政策，使人民很容 易相互比較，選擇優劣。因此在誰的口號響亮、有創意、切時弊，誰 就很容易得民意、收人心，所以統戰的效果就易於彰顯。如今大陸與 臺、港、澳各地區隔絕，因而形成不同的次文化，文化不同時，對政 府的認知和感情就不同，因此有些口號就大打折扣。例如中共現行的 「愛國統一戰線」恐怕就只能對大陸同胞、部份的臺灣民眾、港澳民 眾、華僑同胞特別是年長的華人，經歷過中國近百年成長的苦痛，有 過戰亂經驗的華人則有感召力。對其他沒有相似歷史感受的華人則不 可能有相同的感動，因此想要以一個口號同時號召兩岸四地的人民， 則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統戰的效果自然有限，在此情況下，統戰策略 面對不同的次文化也必須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產生有效的統 戰效果。 除了上述理論層次在思考上的不同之外，在統戰工作的實踐過程 中，也存在著相當的落差：
第一，是對統戰對象方面：在革命時期統戰策略是達成奪權目的 的依靠力量，到了建設時期則蛻變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擺設。這就是說 在革命時期，統戰是為了達成目標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共產黨對統 戰對象比較虛心、比較真誠，也比較尊重，被統戰者也就有一種相對 的主體感。反之，到了建設時期中共統戰只是用以顯示共產黨的度 量，甚至淪為替共黨背書的角色，其作用、意義和地位大大下降，因 此才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將統戰對象變成專政對象。縱使是在改 革、開放時期，中共在對內的統戰問題上，仍也只是強調「參政、議 政」的功能，其主、客觀的地位是十分明確的。換言之，革命時期的 統戰是基於形勢的需要，而建設時期的統戰則是共產黨自己的需要。 第二，是在政策目標方面：革命時期的統戰策略是基於對客觀形 勢的了解和分析的結論，到了建設時期則蛻變為中共在完成自我意圖 過程中減少阻力的工具。換言之，在革命時期中共的統戰策略是面對 自己處於劣勢和弱勢的情況，為了以弱勝強、以少勝多，而去團結他 人；在建設時期共產黨自己是執政黨，對客觀形勢的掌握和主導性不 同，特別是在許多內部事務上，統戰策略常常退化成為完成中共主觀 意圖的工具，因此統戰在建設時期常常藏而不論的。 第三，是在建設時期的特殊情況下，統戰政策也有一定的活躍條 件。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由於主觀意圖太強， 是以建設的過程並不順利，甚至是遭逢重大挫敗。我們可以發現每當 重大挫敗之後，為了穩定統治，繼續專政，此時中共常常依賴統戰。 此時的統戰工作也比較是以革命時代的心態和方法來執行，例如在 六○年代初的調整時期、七○年末的改革開放時代都是如此，特別是 七○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可以說是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災 難性破壞之後，再經過受迫害的共黨領導出面主政，統戰策略的重要 性可以說大大提高到建設時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從當時迄今，我 們可以明顯地發現中共對統戰策略的認真對待和以往可以說是大大不 同，例如在八○年起到九○年代末中共至少已經召開了多次大型的
「統戰理論」會議。 第四，是中共在對外政策方面：長期實施統戰策略未曾改變，自 然在革命時期沒有太多實踐的機會，不過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出 發，反對西方殖民國家的心態則是主要的思想指導。中共建政之後， 在對外政策上其比較清楚地理解到中國所處的位置和社會主義在國際 上的發展趨向，因此統戰策略就一直是中共維護自身利益、完成自己 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在對外統戰方面，又可以區分中共自身利益定 位和對國際形勢判斷兩個方面而有不同的具體作法。首先，在中共自 身的利益定位上，八○年以前比較傾向以意識形態利益掛帥的定位方 式，在此種定位認知上，中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就是一種危機的、戰 爭的判斷。因此在國際上的總策略是聯合弱小、對抗美蘇，所以不論 是從兩個陣營到中間地帶，再到三個世界都是以團結弱小、聯合中 等、對抗美蘇為目的；到了八○年代中共在自身利益定位上轉向國家 利益的定位方式，在此情況下對國際的判斷就是和平的、發展的、反 霸的。因此在國際上姿態較低、不當頭、不主動樹敵，也沒有明確的 對手，所以實踐交往的過程中有聯合也有鬥爭，在平等的基礎上聯 合，在利益的基礎上鬥爭。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國際大環境大 大不利於中共的社會主義，中共則採取更低的姿態，不過於此同時中 共也看到舊秩序的瓦解，因此首先喊出了建立國際社會的新政治、經 濟秩序的口號，以便其他國家也同時參與新秩序的競賽，一方面為自 己解圍，爭取時間，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觀察國際的走向，確立新 的國際統戰策略。 依據以上的分析，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後的統戰策略，事實上已大 大不如革命時期，固然在八○年代初的對臺統戰仍有一定的效果，然 而此時源自民族主義的對臺統戰，其效果由於兩岸的分離分治，肯定 是愈來愈減少。因此站在臺灣立場，根本無須對中共統戰談之色變、 恐懼，反而應對統戰重新認識與研究，進而理解中共在現代化時期為 下一階段對臺統戰所營造的條件。
伍、臺灣對統戰研究之反省
在臺灣研究過中共統戰策略的學者相當多，絕大多數都是以毛澤 東所說的統一戰線是中共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的說法來 思考問題。由於中共確實在抗日戰爭的過程，由小而變大，由弱而變 強，因此大部分討論統一戰線的文章都是直接討論什麼是統一戰線， 中共如何運用統一戰線以及如何預防其統一戰線等；然而個人以為， 我們對統一戰線的討論如果只是分析統戰本身的方法和內容，事實上 是沒有意義的。例如一般人在討論統戰時最常使用的說法就是「聯合 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或是強調「聯左，拉中，打右」32等等，其 實這就是所謂「個個擊破」的方法；其他如「兵不厭詐」「韜光養 晦」等也都是一般性的謀略、策略而已。個人以為這樣的討論是不完 整的，因為此一思考的模式很容易忽略了兩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是忽視了對客觀形勢進行正確分析的重要性：統戰工作的成 功與否，其關鍵在於是否與客觀形勢作出精準的分析，當行動的主體 企圖應用統一戰線的方法來完成某個目標時，這就代表了該主體希望 利用自身以外的客觀形勢來協助自己。因此最優先的問題是主體者所 認識的客觀形勢為何，顯然地一旦對客觀形勢的理解和分析不夠精 確，則接下來的因應之道也就可能有問題。以中共自身的歷史為例， 在 1933 年福建省的十九路軍發動「閩變」事件，中共中央對此客觀形 勢的估計就不精準，因此在統戰的運用上就得不到應有的效果；33又如 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的六○年代也同樣在錯估國際形勢的情況下，認 定蘇聯進攻中國大陸的意圖，因此採取了「兩邊反」的外交政策，34結 果整個六○年代的國際統戰在「兩邊反」的策略上並沒有很明顯的績 共黨問題研究中心，《現階段中共對臺統戰策略與實務》(臺北：法務部調 查局共黨問題研究中心，2000 年)，頁 7-8。效，雖然在七○年初中共可以成功地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然而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美國的鬆手，而非中國自己的努力。因此，不論統戰策略 本身有何高明之處，其首要的條件還在於運用到正確的客觀形勢之 上，才有可能事半功倍。至於如何能夠正確精準地「審時度勢」，一 般而言不外兩大類，一類是依靠英明睿智的領導人，他可以洞燭機 先，知所變化，如諸葛亮的「隆中對」；35毛澤東從「反蔣抗日」到 「聯蔣抗日」的策略應對，36都是在形勢理解中精確判斷的表現。另一 類則是依靠民主的討論，透過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對形勢的分析來 尋找相對客觀的理解方式，特別是當大家對客觀形勢存在著不同的解 讀時，尤其需要完全相反的解讀，透過認真務實的討論來了解客觀形 勢，這是一切統戰策略可以運作的基礎。 第二是忽視了對敵人進行正確的分析：在毛澤東從事革命實踐一 開始，就注意到此一根本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 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37至於如何區分敵、友呢？毛澤東說 是從階級利益出發，以後在其他人論述統戰時也常常引用毛的這一句 話。個人以為這只是觸及了問題的一個面向，那就是區分敵、友，以 免在打擊與統戰的對象上造成自我困擾，或是在順序上有所誤失。然 而在區別敵人的問題上，也是統一戰線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例 如對付一個強大的敵人、有形的敵人時，統戰策略應如何制訂，如何 發揮，必定和對付一個相對弱小的、無形的敵人所運用的統戰策略肯 定不同。從中共的統戰經驗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在對付強大而有 金正昆，〈中國「伙伴」外交戰略初探〉，《中國外交》(北京)，第 4 期， 2000 年，頁 20。 紐先鍾，《中國戰略思想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頁 332。 同註 4，頁 186-19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頁 3。
形的敵人時，其統戰策略相對比較有效，也比較準確；反之在對付國 際問題或是對付國內問題，特別是無形敵人時，中共的統戰就常常相 對失靈，前者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毛澤東在對抗蔣介石的勝利，後者則 表現在中共建國以後的統一戰線以及在外交上的統戰之運用上，則並 不能常常如願。因此對不同的敵人，如果不加區別，統戰也不是百分 之百管用的。 換言之，我們在分析統戰策略時必須將統戰視為實踐政策目標的 方式之一。它服從於總體的政策目標，為了完成政策目標，其中的一 個實踐面向是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的效果不在其本身有多少策略的 能力，而主要在於主事者是否能正確掌握客觀形勢，是否能正確認識 敵人，區別不同的敵人，而不應該像以往一樣，不是將中共的統戰視 為陰謀、詭計、邪魔歪道，就是將統戰貶為自古即有，中共只是抄襲 他人的作法。 在我們分析中共的統戰策略之後，當然有人思考反制之道，但是 由於我們很容易忽視了在共產黨思考其政策的過程中，有一種習慣性 的思考方法是我們所不習慣和不熟悉的，即是辯證思維。辯證思維是 共產黨員、幹部用以了解事物、分析形勢、研擬對策的唯一或至少是 主要的思維模式，而且由於此一思考模式已融入他們的學習過程之 中，因此，並不是每一位共產黨員都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思考模式是 辯證思維放在理解統戰策略時，理解此一思考習慣是十分重要的。而 有不少學者分析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多半偏重指責其欺騙性、陰謀 性，從而其預防之道也就多半是提出、警告國人切莫上當，這也就是 八○年當我們聽到中共「和平統一」的對臺政策時，何以會提出「三 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對策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礎上，偶 爾聽及不同於自己對中共評價，就直覺地認定對方已經中了中共統戰 之毒而將對方扣上同路人、幫兇等帽子；事實上類似預防之道更有的 是將朋友推入對方的陣營，這不是反統戰，而是自我孤立；也有的看 法正好相反，認為中共的統戰也無甚可怕，中國古籍之中，從孫子兵
法到水滸英雄，從戰國策到三國誌，都有豐富的統戰典範，從而認定 可以用「反統戰」來制衡統戰；但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尚無法明確 舉出「反統戰」成功的例證。因此我們對 中共統一戰線的認識，不能 只停留在中共自己的名詞解釋和方法介紹，而忘記中共習慣性的辯證 思維是我們所沒有的。理解了統一戰線的動態性，則無所謂「欺騙」 「陰謀」，也無所謂「上當」、「中毒」之事。因為在動態的過程 中，一切的事物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在於如何把握 客觀的動態，客觀的情況，如何才能真正掌握主流趨勢，如何利用主 流趨勢，省時、省力、有效地為自己的目標服務，特別是主流趨勢和 自己目標不符合時，如何利用辯證思維，發揮統戰功能，轉弱為強， 扭轉乾坤。因此在情勢相同，認知相似的情況下，對形勢的評估趨於 一致，並不是中毒，也不是上當，更不是被利用。因為人與人之間， 看法的偶爾一致是正常，那種強調事事相反，時時相反，才是不受中 共統戰的愛臺灣的觀點，根本是不正常的、自我封閉的觀點。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後，由於對統 戰策略的理論研究不足，因此中共現階段的統戰已經不如在革命時期 的統戰策略；然而臺灣對中共統戰的研究似乎以中共在「革命」時期 的統戰策略為研究對象，過分誇大了中共統戰策略，幾乎事事皆統 戰，一切都是為了對臺統戰的看法，38根本是對統戰的無知，從而對中 共的統戰策略去憑空思考一些自以為有效39的策略，這就是對中共統 戰沒有研究的證明。 同註 32，頁 18-49。 同註 32，頁 60-62。
陸、對臺統戰的新認識
我們從跨世紀的中共統戰會議，在談到「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時所提出的形勢判斷、解決方案、統戰運用等，幾乎和八○年初第二 代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所論述的內容相同，40類似的論點只能代表中共政 權統一祖國的決心不變，並不沒有特別的新意，因此其所能統戰的對 象也很難擴大。 對大陸同胞而言，「統一祖國」是天經地義之事，即使中共不強 調是統戰的對象，也不致於改變。 對港、澳、華僑而言，「統一祖國」，祖國強大也是他們的願 望，特別是中國人的驕傲，所以也有不少的港、澳同胞和華僑同胞全 力贊成。 對臺灣民眾和臺僑而言，恐怕就是人言人殊，未必有影響力。然 而「統戰」工作很重要的成績必須是表現在化異為同，而不是只在自 己相同意見的圈圈中自我教育、自我感動。因此所謂「整體」的理解 意味著中共轉變本身就是對臺灣的壓力，事實上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 上已經完全不能只就兩岸關係來討論。對中共而言，他們也很早就了 解對臺工作是超越兩岸的工作，從國家統一的角度來看待和處理兩岸 關係與對臺政策，所以在八○年代鄧小平就說過「統一」工作的根本 在於「我們把現代化經濟建設搞好，我們的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強大 了…實現祖國統一的力量也就不同了…」。41九○年代兩岸經過不少風 雨波折之後，中共又進一步提出只有中國自己的綜合國力提高了，在 國際上影響力增加了，在統一國家的問題才能不受制於人。我們理解 到中共在兩岸關係上的新體認，才能真正意識到中共新世紀三大任務 對臺灣而言其壓力是全面的、是整體的： 江澤民，《人民日報》，2000 年 12 月 5 日。第一，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壓力：如果說八○年代初中國大 陸在統一上的理解是經濟的、物質的，則目前中共的現代化建設已經 前進到政治的、精神的，儘管西方學者和臺灣的殖民學者仍以西方民 主的觀念去否定社會主義民主；然而，我們很難設法「民主」不能有 其他的樣態，我們也不可能相信西方的價值就是世界的價值，自我價 值的霸權心態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此我們不能假設社會主義沒有民 主的基因，假如中共確能在這一方面得出自己的結論，走出自己的道 路，屆時臺灣所面臨的必須是民族主義加上民主政治的雙重壓力，特 別是臺灣在新政府領導下自我膨脹式的本土化作為，則未來的衝突就 可能是文化民族主義、民族民主主義的衝突，則臺灣將在民族文化方 面失去大陸同胞的同情，在民族民主方面失去西方社會的支持。 第二，是全球華人的壓力：中共在新世紀的統戰工作中，最特殊 的重點便是華僑工作，而且從中共的統戰方法來看，他們對華僑的統 戰絕不是視為「拉攏」對象，而是提升到中國國家發展的參與者，以 及中國外交觀念的貢獻者。作為「拉攏」對象只是被動的，距離的和 客卿的示好，作為經濟建設的參與者仍然只是局部的、有限的、個別 的參與。現在中共在統戰工作上，華僑已經可能全面的、隨時的、完 整的貢獻個人的情懷和知識給中國，而且不必回大陸，只要作好中國 人和外國人的溝通和橋樑工作，就是對中國的貢獻。因此為中國或祖 國盡心盡力，既不是空洞的空號，也不是刻意的表現，而是隨時隨地 都可以實踐，可以實行的行動，既不浪費時間，也不多花金錢。在此 情況下，中共就可能最廣泛在海外發展其愛國統一戰線，反觀臺灣新 政府則不但在臺灣在省籍原罪，在海外也區分中、臺自我封閉，為淵 驅魚，其結果是中共在華人社會中不斷擴大支持，贏取同情；而臺灣 在全世界的華人社會中不斷自我孤立，自我放逐，從而成為世界華人 中受排斥的華人，這難道不是我們自我的壓力嗎？ 第三，是中共不斷倡議和平和自身發展的壓力：中共倡議和平， 在臺灣的感覺上是比較不相信，甚至是敵視，而且常常以中共不放棄
武力為反宣傳，然而在亞洲其他國家對中共的倡議到與中共交往的過 程中，他們的看法為何，在西方世界是有十分仇視中國的人，他們的 看法我們比較清楚，但是其他輿論的看法為何呢？特別是在我們週邊 國家他們感覺到中國是和平、安定的力量呢？或是臺灣是和平、安定 的力量呢？因此，我們是否相信中共倡議和平能影響國家嗎？至於中 共的發展則更是明顯，完全無需多加著墨，大概都或多或少有所感 受，所以中共在統戰工作中要連繫各國家、民族、政黨、團體、人士 自然比我們容易收效，國際社會越傾向中共，當然對我們越有壓力。 第四，是以武裝鬥爭為支撐的統一戰線：中共新世紀的「統一戰 線」不僅是有現代化二十年的成就為基礎，有對全球華人統戰的資 本，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為指導。對臺灣而言，更重要的 是中共擁有蒸蒸日上的武裝力量，當然中共目前的武力與美國相比仍 有一截的差距，何況美國為了對抗中共的威脅，近幾年不斷加強與日 本的軍事關係，鼓勵日本支援美國執行防衛任務及擴大防衛範圍，也 鼓勵日本恢復軍隊的編制和預算，以取代自衛隊，所以中共武裝鬥爭 仍不足以威脅美國。但是這一切不代表，也完全不能替代臺灣的安 全，因為臺灣以目前的裝備和士氣均很難與中共對抗。因此中共對臺 統戰工作便成為是一杯「敬酒」，而「敬酒」如果不要，其下一步自 然是「罰洒」（武裝鬥爭）。所以在現代化階段中共的「統一戰線」 就不同於革命時期或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了「武裝鬥爭」為保障 的「統一戰線」，理論上是比較有更大的揮灑空間，特別中共理解此 一道理之後，統一戰線常常變成表現中共政權和平誠意和「仁至義 盡」的工具。在此情況下，臺灣很難不接受中共的「誠意」和善意， 如果臺灣仍然拒不接受，大陸人民自然就更加在統一問題支持中共的 立場，所以有「武裝鬥爭」為支撐的統一戰線對臺灣而言也是更重大 的壓力。
柒、結論
第一，從中共重視統戰策略的時機來看：個人以為無論在革命時 期或是建政之後，大致沒有脫離中共自處弱勢時機，就加強統戰作為 的規律。不過公元 2000 年底的高規格統戰會議有些例外，從中共改革 開放之後的統戰工作會議來看，似乎例行工作的性質比較強，目前還 看不出規律的變化。 第二，從中共統戰工作、統戰理論會議的工作內容來看：以中共 現有公佈的資料、文件、論文來看，似乎中共在統戰策略方面的研究 並沒有真正的進步，也欠缺理論層次的深刻研究，只是慣性地將革命 的「法寶」移植到建設時期、現代化時期來套用。因此我們以為中共 建政之後的統戰，對內或許仍有效果，特別是配合民族主義、愛國主 義的情緒時；但是在臺、港、澳地區，在外交政策上的效果就十分有 限。 第三，臺灣方面對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用，恰好和中共自身的錯誤 相同，完全以革命時期的自身失敗經驗來研究統戰，完全沒有注意到 建政之後，中共統戰效果弱化的現象。因此臺灣政府對中共的統戰策 略就很難思考出有效的對策，反而是過分重視擴大統戰的功能，所以 才訂定出「三不政策」、「戒急用忍」政策。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發 現上述消極的隔離政策，非但沒有保護到臺灣，反而一方面向我分化 臺灣的內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對大陸發展的發言權。如今 我們偶然以為中共只有統戰武器可以影響臺灣，而漠視了中共政權特 別是改革開放廿年的成就，其他作為均無可怕之處。然而個人的研究 認為中共的統戰策略已經是沒有什麼可怕，反而是其他的成就會對臺 灣造成具大的壓力。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仍然以陳舊的、革命時代的 統戰認知來自我恐懼、自我驚嚇、自我懷疑，則我們就會將中共弱點 視為強項，反而忽視了中共的真正強大之處，從而也就會提出失當的 對策；當然如果我們發現中共在統戰理論提出了新看法、新的基礎，自然那就另當別論了。
（收件：2001 年 3 月 5 日，修正：2001 年 3 月 30 日，採用：2001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