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若從前述執委會和歐洲議會公布的「中國政策」內涵來看，
大抵可以確認歐盟正在邁向和平演變中共的戰略目標。儘管如此，雙 邊關係發展仍受到一些制約因素的影響，其中的最大變數還是人權問 題。對北京政權而言，人權問題遠不如生存權與發展權來得重要，它 既屬於內政的範疇，又涉及國家民族的尊嚴，因此完全不容外國勢力 進行干預。28歐盟國家自 1990 年起幾乎每年皆與美國連手於聯合國人 權委員會議提案譴責中共的人權記錄，29卻始終未達到預期之效果，這
Andrew J. Nathan, “China Joint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 Economy and M.Oksenberg (eds.), China Joints the World :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 159.
1991 年未提案連署，1997 年僅丹麥與荷蘭等小國支持美國提案譴責，至 1998 年時，歐盟十五國外長一致決議不再與美國合作提案譴責。請見蘇芳 誼，《九○年代歐洲聯盟的中國政策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0 年)，頁 31-33。
也是促使其改採「對話而不對抗」回應策略的主因。大抵而言，1998 年 4 月倫敦召開「亞歐高峰會議」之後，歐盟與中共即奠定了各層面的 對話機制，上自執委會，下至各成員國政府、國會、政黨或民間團 體，皆與北京維持不同層級的政治對話。近幾年以來，歐盟執委會、
歐盟國家學界或三國集團駐北京大使，就分別與北京舉行過人權會議 或民主對話，甚至連「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代表 亦少見地獲邀出席，顯見歐、「中」政治對話的層面正逐漸擴大之 中。其次，歐盟主要大國在國內輿論(特別是國會)的壓力下，往往亦肩 負著與北京進行人權對話的任務，採取的策略更愈來愈趨於務實。德 國依然遵循柯爾總理時代對中共的「寧靜外交」(quiet diplomacy)，30 但策略運用則傾向「透過貿易轉變中國」(Wandel durch Handel)；31 英國工黨政府 1997 年上台之初對外堅持的「道德外交政策」(ethical foreign policy)，也因為不斷受到北京迫害人權事實的挑戰，逐漸取向 較為務實的「民主對話」(democratic dialogue)方式；法國則一貫維持
「對話不對抗」的回應方式。鑒於歐盟相當重視改善西藏的人權問 題，因此自 1998 年 2 月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布里坦(Leo Brittan)訪問北 京並與中共簽署有關「農村事務管理」協議之後，迄今歐盟高層官 員、駐北京大使或各成員國國會議員皆紛紛訪問西藏。如果我們從 1999 年 6 月間歐、「中」雙邊舉行貿易談判後的情勢發展來看，歐盟 關注西藏人權的方式顯然亦從政治對話走向務實的作法；換言之，歐 盟是透過階段性的援助，先設法改善藏人的生活、教育、醫療衛生、
飲水、農業灌溉及提高糧食生產，進而再提升至保障政治權利。歐盟 促成中共做出「藏人優先受益外援」的書面承諾，同時保證允許歐盟
Knut Pries, “Schroder setzt in China auf?” stille Diplomatie, Frankfurter Rundschau, November 4, 1999.
Wulf Schmiese, “Handel, Wandel-und Entspannung,” Die Welt, November 5, 1999.
對援助款項使用進行長期的監督和評估，這就足以顯示歐盟和平演變 中共的手段已趨於緩和。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接收香港主權之後，直接 促使歐盟提升了對香港前景發展的重視。這幾年以來，歐盟大國的領 導人前訪中共的行程安排，似乎已把北京、上海、香港同時列為必經 之途。它不僅顯示歐盟展現出維護在港經貿利益的決心，也看得出歐 盟有意把香港視為 21 世紀初加強與中共關係的前哨站。目前歐盟執委 會依循美國國務院的模式，決議每年定期公布《歐盟-香港關係白皮 書》，同時亦計畫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共收回澳門主權後，將採取 相同的作法。嚴格說來，歐盟和平演變中共的戰略意圖，其實仍帶有 幾分浪漫而理想的色彩，多年來的經驗顯示，歐盟大國元首每逢出訪 中國大陸時都會敦促北京釋放政治犯，結果往往造成中共政權大肆逮 捕異議人士。歐盟敦促中共建立法制與改善人權的主觀與樂觀期待，
當然也可能間接鼓舞民主風潮，例如支持與中共對話的人士就認為，
北京之所以被迫簽署聯合國的兩項人權公約、北京先後釋放魏京生與 王丹等異議分子，甚至中共領導人同意國際人權團體赴西藏考察等案 例，就與歐盟的軟性人權攻勢有關。然而，歐盟國家的和平演變策 略，讓北京無條件接受西方人權價值與標準的可能性極低，長期退讓 的結果並無助於改善中共的人權狀況，反而可能導致中共把人權做為 交換經濟利益的籌碼。
歐盟國家改變對中共迫害人權的回應策略，主要是維護現實的經 貿利益。德國施洛德(Gerhard Schroder)政府確信的「市場經濟可以帶 動民主」，表面上是擔心如果終止與北京的政治對話，將使中共的人 權更加惡化，實際上則為確保德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利益。我們觀察 2000 年德國對英國逮捕皮諾契(Auhusto Pinochet；前智利獨裁者)表 示歡迎，卻又拒絕義大利把德國通緝已久的歐加蘭(Abudulla Ocalan；
庫德族領袖，曾在德國犯案) 引渡至波昂接受審判 (擔心境內百萬庫德 族人暴動)，顯然就是人權的雙重標準；換言之，德國不論是那一黨執
政，對兩岸的政治立場應無太大區別，對中共的人權政策也都難免屈 服於北京的政治壓力。所不同的只是，施洛德主政的社民黨(SPD)與當 前在野的基民黨(CDU)，兩者的角色互換，前者曾經嚴厲抨擊柯爾政府 的中國政策，今日則輪到後者來批評施洛德對北京過於懦弱。32至於英 國，布萊爾政府(Tony Blair)原本期望利用香港主權移交的契機，重新 與北京塑造新型態的關係，結果卻因北約戰機攻擊中共使館事件而再 陷低潮。1999 年 11 月江澤民訪問倫敦時，英國警方不惜用驅離示威群 眾的方式對北京表達善意，除了顯示歐盟大國迫於現實而姑息中共 外，也印證了英國外務部官員 Derek Fatchett 所言：「它(對中共人權 政策)已非原則問題，而是戰術的運用」。33儘管如此，歐盟國家政府 對中共的人權政策，依然會持續受到輿論和人權團體的監督。我們可 以根據江澤民訪英期間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不尋常地拒絕出席 歡迎晚晏，部分歐盟國家政要迄今仍無視北京抗議而接待達賴喇嘛，
甚至中共領導人所到之處必定遭遇歐洲示威群眾的羞辱，確認歐盟國 家政府很難長期姑息中共持續踐踏人權，在野的政黨及人權團體也不 可能坐視這樣的結果；換言之，歐、「中」的人權對話如果淪為形式 化，雙邊關係未必不會重回 1995 年之前的對立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