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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來說,評分必然是一種價值涉入的排序行為,即使在關懷個別學習 者、降低競爭或尊重隱私權等強烈論述下,仍無法將成績和排名機制的連結予以 秘密化(葉川榮,2013)。因此,值得思考的核心問題不應是學校教育中的排名 或不排名,或透過教育法規的頒佈來要求學校不得公開個別學生排名(教育部,

2012),較積極的做法應該是對「如何評分」的思考,也就是尋找如何適切評分 的方法,因為評分的實踐不會被取代,這是務實面的考量。

有關評分標準的選擇與設定之難題,雖然已有不少文獻資料說明常模參照與 標準參照系統的差別,並分析各別的適用情況,但現場體育教師在考量任一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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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時,其所面臨的狀況要複雜得多,有時掙扎於教學目標和學習者能力之間,

有時苦惱於測驗方式和課堂時間之間,有時亦擺盪在學習者的進步情形和成就水 準之間,在在考驗著體育教師分析與判斷的能力,因而有必要了解且嫻熟各種標 準參照系統,以因應不同教學情境與教育評價之用途(如診斷、分類、成就、進 步 、 動 機 、 課 程 評 鑑 等 ), 展 現 體 育 教 師 學 科 成 績 考 查 之 專 業 化

(professionalization)。當然,除了在評價方法上展現專業知能外,體育教師亦 須應用各種評價結果,檢驗並反思其轉化課程價值為教學目標,並進一步實踐這 些目標為教材教法之能力,使其教學專業也能因為評價行動的落實而獲精進。

除此之外,就教育研究與政策推動層面而言,測驗與評量領域的研究應納入 使用者的觀點,亦即考量實務教師的使用經驗與感受,猶如 Castro-Villarreal, Rodriguez, 與 Moore(2014) 在考量介入反應模式(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RTI)

的實用效能時,主張應補充教師作為操作者的觀點一般,藉以修正各種理論和工 具的有效性、方便性及可用程度,俾使學術研究與教學實務能夠相得益彰,互惠 互利。

在此同時,教育行政人員亦應體認到,教育政策的成功實行不在於一紙命令 的頒佈,或者透過各類組織團體的磋商而形成共識,教育政策必須立足於理論與 實務的基礎上,以本文的例子來說,給分本來就是一種排序行為,無法僅因法規 命令的介入,而抹滅其本質,或者因為消弱競爭與尊重差異等教育思潮,而將評 分機制從教育實踐中抽離,這樣的作法將不為教育實踐所接受,亦有違教育行政 協助教育事業推動的初衷。

致謝

感謝促使這篇文章能順利出版的所有審查者之意見與建議,你們的意見與建 議有助於本文更臻完善;更要感謝那些曾經與我們一起討論或回應我們的提問的 體育教師,你們的個人經驗與想法直接地對文中的思考與論述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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