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 年，柏克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呼籲從新輝格回歸舊輝格》（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回應輿論對他原則前後不一致的指控，並嘗試證明自己
在《法國大革命反思》中闡述的政治原則，正是早期輝格元老──他稱之為｢舊輝 格」──的政治原則，希望其他輝格黨員拋棄支持法國大革命的｢新輝格」派，回 歸舊輝格理念。他選擇呈現舊輝格的方式，是擷取十八世紀初的一場政治審判證 詞。由於這場審判與本文關係密切，下文將花一些篇幅介紹它的背景、過程與結 果。
薩切威羅審判的背景
雖然 1688 年革命得到輝格與托利的聯手支持而得以成功，但對於這次政權交 替的性質，存在多種符應不同政治立場的解讀。對傳統上支持神聖君權的托利派 而言，革命自然構成尷尬的事件。不同於輝格派以古憲法或社會契約論來正當化 反抗統治者的權利，接受 1688 革命結果76的托利派試圖以盡量不影響消極服從原 則的理論合理化自己的選擇。他們有的認為 1688 年事件是神意應許的結果；77有 的引用接受事實理論（de facto theory），奉詹姆斯二世為法理上（de jure）的君主，
視威廉與瑪麗為事實上的統治者而加以接受；78還有一種理論認為威廉三世征服了
76 過去支持詹姆斯二世的人中，一部份在光榮革命後成為詹姆斯黨人（Jacobites）推動詹姆斯復辟，
教會內部則有一群稱為拒誓者（non-jurors）的神職人員，拒絕向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宣誓效忠，
因此遭到撤換。無論如何，就歷史學者的研究看來，詹姆斯黨人與拒誓者只佔托利、神職人員的少 數，1690 年底時革命已經得到幾乎一致接受，見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p. 21.
77 持這種主張的以教會人士為主，參考 Gerald M. Straka, Anglican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 of 1688, p. 121.
78 接受事實理論認為臣民應該服從事實上的統治者，無論他的權力來源是否符合法理。這種理論
在 1640, 50 年代曾被用來說服保皇黨支持者向戰勝的國會黨政權效忠，霍布斯《利維坦》中的政治 義務論也可被看作接受事實理論的一種，參考 Quentin Skinner, “Conquest and consent: Thomas Hobbes and the engagement controversy” in Visions of Politics (Cambridge: 2002), pp.28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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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二世，因此成為英國合法統治者；7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托利在強調消極服 從原則的重要同時，開始承認在極度特殊的狀況下，抵抗可以是正當的選擇，雖 然他們更加在意濫用抵抗的危險。80除此以外，當時還流行一種可稱為｢王位空缺」
（the vacant throne）的解釋，意思是光榮革命時的政權易手，完全是因為詹姆斯二 世主動放棄王位離開英國，導致王位空缺，國會鑒於此狀況才將王位授予威廉與 瑪麗，與詹姆斯二世任內的其他作為並無因果關係。這個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得到 官方認可，1689 年國會描述光榮革命的決議，刻意保留模糊空間以允許這種解讀：
國王詹姆斯二世力圖顛覆王國的憲法，藉著打破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原初契約，
以及採納耶穌會士和其他惡人的意見，已違背根本大法，並且由於他離開王國，
已經放棄了政府，王位也因此變成空缺。
這段文字雖納入了輝格派主張的契約論，但托利派讀者也可能將之理解為由於詹 姆斯棄國逃亡，才是造成王位空缺的主要原因，前面關於顛覆憲法等敘述僅是介 紹性質，並不是推翻國王的理由。81國會決議難免需妥協兩黨主張，但即使輝格派 的宣傳家自己也很少滿足於抵抗權一種解釋，經常綜合以上幾種保守陣營的論述 來說服讀者接受革命結果，82使情況更加複雜。
安妮女王時期，英國聖公會興起一股高教會復甦（High Church Revival）的風 潮，托利牧師薩切威羅博士（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即是此復甦的先鋒。
79這個理論的主要闡述者是托利作家波宏（Edmund Bohun, 1645-1699），他採用格勞秀斯正義戰爭
（just war）理論將 1688 年事件視作兩位合法君主間的戰爭，以威廉三世勝利結束。但英國人對征 服論的接受度不如另幾種理論，1693 年一次政治鬥爭的結果是國會下令禁止兩本宣揚征服論的作 品。威廉三世本人在 1688 年 9 月 30、10/4 的兩份宣言中也否認自己計畫征服英國。見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p. 5 & pp. 31-32.
80 B. J. Taylo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ngland: Edmund Burke‟s uses of 1688”,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35, no. 1, pp. 107-108.
81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pp. 10-11.
82 J. P. Kenyon, Revolution Principles,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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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 年 11 月 5 日，已經小有名氣的薩切威羅受邀在倫敦聖保羅教堂佈道。這篇轟 動一時的佈道名為《假弟兄的危險》（The Perils of False Brethren），剛開始的部分，
薩切威羅提醒聽眾 1605 年 11 月 5 日由天主教徒策動的火藥陰謀，此事件使得 11 月 5 日與 1 月 30 日83成為英國新教徒最不該遺忘的兩個紀念日，共同彰顯叛逆原 則的危害。84佈道的主要部分是對不奉國教者，以及體制內部主張宗教寬容的｢假 弟兄」的抨擊。對薩切威羅而言，消極服從原則是政治與宗教不可動搖的基礎，
抵抗君主的信條則總是與天主教、長老教派等幾個聖公會以外的新教教派攜手並 進。
我們政府的偉大安全，以及支撐它的棟樑，是奠基於相信臣民對所有合法事 物之無上權力都有絕對且無條件服從的義務，以及無論採取任何藉口的抵抗 皆屬全然違法。但這項根本的教條，儘管具備聖經中上帝明文誡令之神聖加 持，儘管若缺少了它，世界上任何種類的任何政府或任何教派都無法安全的 維持，現在卻似乎被難堪的駁斥、譏笑為一種不合時宜、老朽、不然就是（更 神奇的）危險的教條，完全不符合人民的權利、自由與財產；我們的新牧師 以及新政客們竟然教導我們（我猜想是根據一種嶄新且未曾聽過的福音書與 法律）[消極服從原則]違背了人民所具備及所被賦予的權力—也就是任意撤消 效忠，且控告他們的君主對其至高無上臣民犯有叛國罪的權力！再不然，就 是將君主當作罪犯推翻並殺害的權力，就像他們藉一項司法判決對那位殉難 的國王85所作的。而幾乎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們藉著持續這種反君主的陰謀，
擅自使他們的法庭符合他們的原則。86
83 這天是屬於英國聖公會的君主查理一世被清教徒政權處死的日子。
84 Henry Sacheverell,The perils of false brethren: both in church, and state (London: 1709), p.5. 聽眾和 讀者當然不會忽略 11 月 5 日同時也是 1688 年威廉三世於托貝（Torbay）登陸英格蘭的日期，但薩 切威羅在這裡沒有直接提到此事件。
85 指查理一世。
86 Sacheverell,The perils of false brethren,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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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以上這段文字抨擊的就是時下執政，提倡抵抗權原則的輝格派。薩切 威羅在重申一種絕對的消極服從原則同時，將輝格派與英格蘭內戰時期處死查理 一世的清教徒連結，而這正是多數輝格希望避免的聯想。更重要的是緊接在這段 文字之後，他對 1688 年的詮釋：
我們的對手在動用這一天的革命為他們辯護的時候，以為他們確實令我們有 口難辯，讓我們在這一點上肯定無法置答。但這些給革命與先王87塗上黑與 醜惡顏色的人，恰恰是二者的最大敵人。得告訴他們多少次先王本人在他的 宣言中鄭重否認有些微的運用抵抗之嫌；國會也宣布他們賦予其王冠的理由 不是別的，是王位的空缺：還有他們不是無異議的下令燒毀（正如其所應得）
那惡名昭彰的毀謗──那個聲稱先王的頭銜來自應該受抵抗的征服？88他們 對王權可真溫柔，且多麼不願侵犯我們憲法的一絲一毫！89
藉著擁抱王位空缺的理論，托利派調和了不抵抗原則與 1688 革命的現實，使包括 絕大多數神職人員在內的人可以秉持良心向威廉與瑪麗宣誓效忠。在這裡薩切威 羅也引用威廉三世本人拒絕被看作征服者的說法，但他似乎將傳統認為人民有抵 抗征服者的義務與社會契約論的抵抗權混淆，來說明 1688 年並無｢抵抗」的情形。
90之後的佈道繼續抨擊提倡抵抗權的神職人員、不奉國教者、宗教寬容法案、輝格 派與某些和輝格合作的托利政治家。結尾他呼籲聽眾堅守教會與政府的基礎原則，
挺身對抗這些原則的敵人；高階神職人員應該將偽弟兄們開除教籍並加以詛咒，
使其得到違背神意的懲罰；這是一場艱難的聖戰，因為｢敵人現在正興旺」，但卻
87 指威廉三世。
88 見註腳 68。
89 Sacheverell,The perils of false brethren, pp. 12-13.
90 這個說法之所以（至少在表面上）能夠成立，也是拜威廉三世與詹姆斯二世的軍隊從未交鋒的
事實所賜。在英格蘭人的普遍認知中，1688 年是一次｢無血」，亦即沒有武力抵抗的革命。雖然在 地方有幾起例外情形，參考W. A. Speck, Reluctant Revolutinaries (Oxford: 1988),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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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Geoffrey Holmes, The Trial of Doctor Sacheverell (London: 1973), pp. 66-69.
92 Ibid, p. 75.
93 指與輝格派聯手的托利政治家戈多芬（Sidney Godolphin, 1645-1712），時任首席財務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他的外號狡狐（Volpone），佈道稿內一段以狡狐譬喻偽弟兄的文字被認為是對 他的諷刺。
94 Geoffrey Holmes, The Trial of Doctor Sacheverell, pp. 80-81.
95決定彈劾薩切威羅的內閣對是否納入這項罪名有不同意見。某些輝格如柏克大加讚賞的傑奇爾爵
士（Sir Joseph Jekyll, 1663-1738）認為為光榮革命辯護是這場審判唯一重要的目標；托利傾向的戈 多芬和馬爾博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則希望罪名限縮在誹謗與煽動性言論的部分。最後決 議以盡可能寬廣的基礎進行彈劾，在四項罪名之前還罕見的附有一段相當詳盡，回顧光榮革命的前 言。見 Geoffrey Holmes, The Trial of Doctor Sacheverell, pp.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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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與前文提及之革命塗上黑與醜惡的顏色。96
不同於 1689 年國會決議的刻意模糊，這次輝格派決定堅持光榮革命中確實發生了 抵抗，並抓住機會鞏固人民抵抗暴政的權利。如果承認光榮革命為抵抗權的行使，
否認抵抗權也就等於是否定革命、這二十年來獲得普遍接受的體制的正當性，甚
否認抵抗權也就等於是否定革命、這二十年來獲得普遍接受的體制的正當性，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