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時曾提到，Peter McDonald 認為東亞社會在社會自由主義以及全球經 濟結構重整與變遷的影響之下，形成個人與家庭間的緊張關係。台灣作為東亞社 會當中的一份子，也由於經濟發達及工業技術提高，致使產業結構產生變化、加 速勞動力流動，不可避免地被這股潮流所影響，這股潮流導致傳統農業社會的大 家庭制度解體，逐漸形成核心家庭的模式。那麼，台灣社會面對這樣的影響，在 過去三十年間在個人與家庭之間產生了如何的變化？對現況又有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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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選擇進入婚姻、組成新家庭的台灣女性，是否會面臨到 Hochschild 在
《The Second Shift》裡所提到、「蠟燭兩頭燒」的處境？雖然「婦女婚育與就業 調查」資料庫當中，對於丈夫協助家務工作的部分未多做調查，不過我們可以從 孩童主要照顧者的問項裡，他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的比例變化來觀察母親自身對於 照顧孩子責任的差異。根據圖 4-12 與圖 4-13，在家庭主婦的部分，仍是以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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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將台灣女性分為前、後兩個部分總結。1950-1959 出生世代的台灣女性，多數 在 35 歲之後就進入婚姻，並且有較高比例的人留在家庭當中擔任傳統照顧者的 角色；即使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當中的職業婦女，在她們步入中年的階段後，也有 一定比例的人選擇重新回歸家庭，完成她們被傳統社會所賦予的責任。1965-1974 出生世代的台灣女性，開始受到西方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
有愈來愈高比例的人選擇延長教育年數、進入職場工作，婚姻及生育逐漸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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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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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時間比例所做的整理及討論，雖然孩子的照顧壓力能由家屬協助分擔，然 而，職業婦女的小孩若交由褓母照料，表 4-11 顯示，具有職業婦女身分的母親，
或許由於對他人信任度的不足，或是出自內心對無法親自陪伴孩子的愧疚感作祟，
使得職業婦女肩上的重擔不減反增，長此以往，進而形成晚近世代的台灣女性將 養育下一代視為畏途，紛紛「繞道而行」，這一點，從近幾年公布的結婚對數與 總生育率逐年下降的情形之中可見一斑。
即使政府目前已將生育議題提升至「國安問題」的層級，招集各界專家學者 共商相關的解決之道，更是大力推動各項婚育的優惠補助政策，然而，根據本文 前述所做的討論，台灣目前所面臨的生育相關問題，實質上來看，若要鼓勵晚近 出生世代的台灣女性結婚、生育，首要考慮的應該是育嬰與托育問題。從表 4-11 的討論看來，這並非是廣設公托機構就能解決的問題。由於母親的負擔可能來自 於對外人的不信任，因此，建議能從父母親留職停薪（育嬰假）時間的延長，或 是擴大托育補助對象至實際協助照顧的家屬。如此，才可能真正減少「蠟燭兩頭 燒」情形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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