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顛覆性潛質

第五章、林海音小說在台灣的接受與影響

第三節被忽視的顛覆性潛質

文學的主流意識型態(dominant ideology)往往成為該時代唯一的聲音，使人們

380 張惠娟：〈直道相思了無益──當代台灣女性小說的覺醒與徬徨〉，收錄於鄭明娳編：《當代台灣女性文學論》，(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3)，頁 49-51。

381 林海音：《曉雲》，(台北：遊目族文化出版，2000)，頁 44。

382 彭小妍：〈一座文學的橋──銜接世代的林海音〉，收入《一座文學的橋──林海音先生紀念文集》，(台南：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頁 161。

383 范銘如：〈林海音「燭蕊」導讀〉，《文學台灣》37 期，2001.12 月，頁 61。

384 應鳳凰：〈林海音的女性小說與台灣文學史〉，《中國女性書寫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學生書局，1999)，頁 259。

的眼中不容易容下其他的可能。但真實的場景、境況應是在主流聲音外，還存有許多浮浮沉沉的隱流，在不同的社會條件下，隨著情境的改變，這些一度為隱流的聲音可能被選擇、浮現，甚至躍為主流。³⁸⁵ 目前為止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以「台灣意識」為中心議題，因此雖然描述台灣文學流變，目的卻是建立台灣主體性，

故算是「家國論述」的一環，並沒有更多篇幅給林海音這類似乎是非政治性的小說。

而在考察、論及主導文化在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面貌時，論者張誦聖觀察台灣文學生態與政治的緊密縱橫關係，進而認為五c年代作家如林海音、朱西甯的作品反映了當時特殊政治環境下，一種保守自限、世故妥協的心態。她認為這些作家對現實環境中存在的種種侷限持容忍態度，對政府文化政策作的配合，久而久之成為戒嚴時期主導文化的特質。而在主流的美學型態方面，則因為國共內戰的教訓，早期政府對軟性、抒情、「純粹」的文學類型的鼓勵，強調文學要標榜「人性」等等，具有典型的右翼色彩，極大成分是著眼於對抗隔岸的左翼思想。³⁸⁶ 在她的論述中，與「女性特質」等同的抒情文類得到額外的正統性，並且在文學生產場域裡分配到很大的空間，而林海音便被她歸類在這類作家群中。而相對於台灣的論者，大陸學者盛英等所編的《二十世紀中國女性文學史》中，則對於林海音小說文本有類似評論，認為：

在林海音的小說中，沒有激情，即使是寫到不幸的婦女被生活所迫自殺時，也沒有憤怒的控訴，沒有強烈的抗議。這就削弱了她的作品的思想性。³⁸⁷

張誦聖的論點乃是由文化層面來談，雖然對林海音等人的小說所呈現的文學造詣與對女性的關懷表示肯定，但也批評她們只敢在文本中對女性個人處境表露同情，而未能在社會制度面作完整的檢討。而盛英等人的批評固然可以理解，卻令人感覺回到過去。畢竟直接在小說中表達激情控訴的年代早已不再，能夠在小說作品的內容形式上達到完美的搭配，具備藝術性的小說作品，才是真正的以文學論文學。

且即使在風格上承繼五四溫婉女性文學與京派文學的特質，然而林海音小說

385 王浩威：〈國家機器對台灣文學的宰制〉，《台灣文化的邊緣戰鬥》，(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

1995)，頁 95。

386 張誦聖：〈台灣女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性別論述與台灣小說》，(台北：麥田出版，2000)，

頁349-367。

387 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女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6)，頁 1032。

的風格卻並不是沒有個人的特色，事實上，相對於她所心儀的女作家凌淑華的委婉含蓄，林海音的敘述風格是白描明快、灑脫俊朗的，技巧上她也呈現出受現代主義影響的部分痕跡，在《曉雲》、《城南舊事》中都嘗試使用意識流等寫作手法。

而對於女性命運的關注，即使她筆下的女性形象是勤懇賢慧的，她們的掙扎卻是在男性中心意識對女性的價值期待，以及自我意識認同之間的矛盾落差而造成的，因此也是對當時婦女境況與社會現實的反映。在當時高壓文藝政策下，文本中即使隱約觸及人性更深沉的慾望，或著碰觸既有秩序的不合理處，她通常以倫常人際的溫暖和諧為處理衝突的手段，閃躲掉對體制可有的檢討與批判，也是一種策略性的書寫方式，且：

雖然這是當時高壓文藝政策下不得不然的書寫策略，卻因此增加林海音作品裡意識形態的複雜性與曖昧性。³⁸⁸

因此在貌似溫婉的風格下，在「維護主流價值」的封號下，重新審視林海音的作品時，必須注意到，在她小說中所潛藏的顛覆性潛質，以下便就性別意涵與社會意涵兩方面談她小說中潛藏的特質。

(一) 性別意涵

林海音作品中所潛藏的顛覆性性別意涵，主要可分兩個層面來討論，一是對制度的態度；二是對女性個人覺醒的選擇。

在制度方面，她對於舊時代家庭制度的批判，是較為論者所肯定的。無論是

〈金鯉魚的百襉裙〉、〈燭〉、〈殉〉等小說，都透過女性的境遇寫出舊制度對女性心理、生理的壓迫與限制。另外小說技巧中，敘事者的職能有很多種，視討論的角度而定，就故事(story)來說，敘事者最基本的功能便是敘述職能；而對敘述文本來說，敘事者則是扮演著管理職能的角色，是文本內在結構的「組織者」；對於敘述情境來說，則有交際、情感兩種功能。³⁸⁹ 敘事的功能主要是講述故事，即「轉述」真實或虛構的事情。因此他唯一的，或至少具有代表性的語式，嚴格說來只能是直陳式的。但是敘事的功能顯然不僅於此，尤其是他在涵義、程度上的差別，

都會造成語意的變化。而當我們在講述一件事情時，往往可以講多或講少，也可以從不同的角度去訴說。在〈婚姻的故事〉，她便透過敘述者表現出一個恪守家規

388 范銘如：〈林海音「燭蕊」導讀〉，《文學台灣》37 期，2001.12 月，頁 61。

389 {法}熱拉爾‧熱奈特(Gerard Genette)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頁 180-183。

的新媳婦，對舊時代大家庭的觀察，在含蓄的筆法下，我們見到敘述者時而發出議論與反省，也不免暗諷文采風流的舊式文人公公枝巢子，每於詩文中美譽小妾

「曼姬」，偶一提及顧家妻子稱「健婦」，而妻妾問題實則是造成家庭離心，各懷鬼胎的境況。

雖然小說中採客觀記叙方式，但作者對於現代男性自栩的道德觀，仍忍不住發出女性的嘲弄諷刺。如她提到方先生，一個看似對亡妻有無限懷念與感傷的男人，原來卻是因為早有「外家」而欺瞞妻子多年，才感到歉疚。〈燭蕊〉中的志雄因為「重情義」而遲遲無法處理重婚問題，拖累兩邊家庭等等。

對於新式婚姻的問題，林海音也有許多描繪，雖然小說中不乏幸福婚姻的篇幅，如〈綠藻與鹹蛋〉，但是更多的是呈現各類型婚姻中可能遇見的問題，如再婚便是常見的題材，她肯定女性追求自我而再婚，但小說中也出現一些為了孩子不願再婚的母親，或是再婚後孩子與繼父相處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極為現實的問題。這些小細節充斥在她的作品中，因此說她的小說是太過樂觀而減少思考的深刻，是忽略了解讀這些細節的必要性。評論家范銘如在〈如何收編林海音〉一文中便提出這個觀點：

近年來女性主義文學批評發展出更細膩而複雜的解讀策略時，林海音那種顧全大局，卻不斷由敘述小節裡釋放出的顛覆性才獲得了解釋

。³⁹⁰

由於強調女性個人自主的抉擇，父權體制不能壓制她們的思考、行為，但是為了愛情、親情，主角們仍在體制中掙扎，為了抉擇必然有捨有得，這其中的心理複雜與曖昧性，的確不是容易在文字表面就可評斷的。在女性個人覺醒與追求方面，或可以《城南舊事》為例。在她的創作生涯中，最為人所讚賞的小說集便是《城南舊事》，許俊雅女士也認為童年的記憶和城南故事的精采，使林海音這幾篇小說格外地好：

最重要的是她跳脫童年生活的敘述模式，寫出她那個時代下，人民的生活狀況、社會的風貌及人民的心理狀態。並非將過去美化為神聖的原鄉，反而直寫人性，揭露了任何時空中人性皆有的弱點。³⁹¹

所謂跳脫童年生活的敘述模式，並非美化過去這樣的評語，可以說已經看出

390 范銘如：〈如何收編林海音〉，《一座文學的橋：林海音先生紀念文集》，(台南：國立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2)，頁 163-167。

391 許俊雅：〈論林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霜後的燦爛─林海音及其同輩女作家學術研討會》，(台南：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頁 71。

她的小說內涵並不等同於懷鄉。事實上，整部《城南舊事》可以說是敘述者英子對於社會性別意涵與成人父權規範的覺醒路途，故事開始時，英子正是六歲左右的小女孩，準備要上小學，而根據精神分析理論，六歲正是依底帕斯情結得到解除的年紀。依底帕斯情結在小女孩身上運作的情形是：三歲以前在前依底帕斯時期她和小男孩一樣愛給她奶喝、照顧她生活起居的母親。但當閹割情結發生作用，

小女孩出現陽具歆羨情結，又發現母親和她一樣是閹割的，因此放棄母親為愛的對象，轉而認同父親。然而《城南舊事》中英子的覺醒過程和精神分析的說法，

並不能完全地等同。在小說中英子基本上是處在一個和樂家庭中的小女孩，她害怕父親的管教，也發現家中父母權力不對等的情形，因而同情母親，但她也喜愛父親。在經歷〈惠安館〉秀貞母子的事件後，她對不幸違反宗法禮俗的女性命運有了朦朧的覺醒，對於她無力拯救秀貞母女命運，也感到悲傷、無力，這是英子和傳統價值規範交手的第一回合；經歷〈我們看海去〉使她對代表父權社會的規範、制度有所疑惑，並明白她不會認同自己覺得疑惑的事理；到了〈蘭姨娘〉使

在文檔中林海音小說中的五四接受及影響研究 (頁 14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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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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