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分成兩大部分檢驗重考生的拖延閒混行為。第一部分的分析發現，
以整體樣本而言，學業效能與憂鬱情緒對拖延閒混都具有邊緣顯著或顯著的預 測效力。雖然重考組與對照組在本研究的所有測量變項上都沒有差異，但在排 除了學業效能與憂鬱情緒之後，重考經驗對拖延閒混反而有幾近顯著的預測 力。其中，低學業自我效能的重考生拖延閒混的狀況最為嚴重，顯著高於也具 有低效能感的非重考生。
學業自我效能與憂鬱情緒對於拖延閒混行為的預測
本研究探討拖延閒混行為的預測因子，以過去研究中皆穩定發現有相關的憂 鬱情緒以及過去研究的結果並不完全支持可預測拖延閒混行為的學業效能，來檢 驗兩者對拖延的預測效力。結果發現憂鬱情緒對於預測拖延閒混行為的確有其獨 特的貢獻存在；更甚者，本研究結果可進一步看出憂鬱情緒預測效果的穩定性，
就算在加入了重考與否，與大多數因應策略的主要及調節效果後，憂鬱情緒對拖 延閒混的預測力仍穩定存在；唯一例外的狀況是在加入願望式想法因應的主要預 測效果後，憂鬱情緒的預測效力才不復存在。或許是因為願望式想法會讓個體處 於虛幻嚮往的狀態，與憂鬱時扭曲的認知狀態有所重疊，而使憂鬱不再能預測拖 延行為。
同時，針對憂鬱情緒的預測效力是否來自憂鬱症病理機制的結果而非壓力情 境下產生憂鬱情緒的因應歷程及適應結果的議題，本研究用以測量憂鬱情緒的 CES-D 量表本身為針對社區樣本所設計，分數的高低主要用以調查憂鬱情緒及其
行為症狀在一般大眾樣本中的分布情形，而非做為臨床憂鬱症診斷之用，因此憂 鬱分數高並不足以直接推論其情緒及症狀來自憂鬱症的病理症狀表現。再者，在 台灣區青少年的研究中雖發現本量表具有協助初步篩選具憂鬱症診斷的功效
（Yang et al.，2004），研究者發現可將量表分數切分為三個組別，並對預測憂 鬱症診斷有不同的效力。但在研究者所發現分數最高的族群中，亦僅有接近五分 之一的樣本在研究後測中發現符合憂鬱症之診斷條目，而分數次高的組別亦被發 現需同時採用其他行為篩選指標才能達到較佳的預測效力，但在其研究中亦僅發 現此族群後測符合憂鬱症診斷者仍舊不到 10%。以本研究樣本的憂鬱分數分布來 看，在全部 176 位樣本中，僅有 3 位參與者的憂鬱分數落在偏高的族群，28 位 參與者落在次高的族群中，若以 Yang et al.的後測結果比例來推估，本研究中 應僅有個位數的參與者符合憂鬱症診斷。其次，在本研究迴歸分析交互作用的事 後檢定中，所採用的高於及低於平均一個標準差的兩個分析數值，低於平均一個 標準差的憂鬱分數落在不具預測憂鬱症診斷的最低分數組別中（7.18），而高於 平均一個標準差的分數也僅略高於次高組別的切分分數（29.94），因此本研究事 後檢定分析所呈現的結果絕大部分是落在符合憂鬱症診斷可能性極低的分數範 圍中。因此整體來看，本研究所發現之憂鬱情緒對拖延閒混的獨立效果及在不同 因應策略調節下的主要效果，應符合「拖延閒混行為是隨面對壓力下情緒反應及 因應歷程不同的關係而改變，而並非來自憂鬱症病理因素的影響」。
學業自我效能在與憂鬱情緒同時預測拖延閒混行為時，僅有邊緣顯著的預測 效果。這樣的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學業自我效能預測拖延行為的效力或是偏低、
或是有不一致結果（Klassen et al.，2008）雷同。然本研究後續探討了重考的 調節效果後，原先整體樣本中學業自我效能對拖延的薄弱預測力，卻在重考生樣 本中顯著。且低學業效能為重考生拖延閒混行為的危險因子。本研究為了避免重 考生樣本中混雜入完全以特定科系目標導向而曾重考的大學生，因此在篩選分析 樣本時，便先將醫學系與牙醫系的學生排除，亦即本研究的重考生樣本，應大多
有明顯的考試失敗經驗（有些是大學入學失敗、有些是大學成績失敗），而這些 考試失敗經驗若同時伴隨學業自我效能低落，因而影響學習適應以致拖延閒混，
應是一種對本研究結果的合理解釋。但也有可能是具學習拖延閒混習慣的個體，
因為很難按部就班面對學業挑戰，因而較可能有學業失敗經驗、也因而有較低之 學業自我效能。
因應策略的效果
本研究第二部份的分析，則為檢驗八個因應策略之主要效果及其對憂鬱、學 業效能、重考預測拖延行為的調節效果。因應策略在一個人面對壓力和情緒的調 適歷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就算面對的是類似的壓力事件或是情緒衝擊，若 使用不同的方式來因應，便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因應在日常生活中不僅受 一般大眾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亦有越來越多教導人們如何因應的大眾媒體及網 路資訊內容出現（Folkman，2010）。在學術研究當中，因應也漸漸被認為和壓力 及情緒是緊密相關且難以分開探討的概念（Gross & Thompson，2007；Lazarus，
2006），在處理壓力的歷程中不斷的彼此交互影響，後續調適狀況的好壞也因此 複雜的交互影響而有所差異（Folkman & Lazarus，1985；1988a；1988b）。因此 本研究接著探討了不同因應策略的使用，對於學生的拖延閒混行為是否具有預測 效果。
在探討因應策略的預測效力時，有兩種不同的效果需要被區分：亦即特定因 應策略的使用所帶來的幫助或傷害，究竟是因其特定人格特質影響下使用此策略 所帶來的效果，抑或在特定隨情境、壓力源或主觀壓力評估等不同狀況下，搭配 了與此情境適配的因應策略所帶來的效果。這樣的爭議，一直以來皆是在因應測 量上、以及對因應有效性研究上遇到的困難之一。
不同的研究者對於因應究竟是特質或受各類情境因素所影響各自有明確的
定義：Lazarus 與 Folkman（1984）雖未否認個體的因應可能仍會受到其風格或 特質所影響，但其理論強調因應策略的使用會隨情境而有所變化，指出單以特質 的觀點來詮釋因應策略無法捕捉到人面對不同壓力情境、不同的處理階段的變異 性和豐富性。相反的，亦有其他研究者仍傾向將因應視為一種人格特質，且此特 質對個體面對許多不同情境中的壓力調適有重要的預測效力（e.g., Kobasa，
1979；Weinberger, Schwartz, & Davidson，1979），但仍無法忽略其測量在不 同情境下仍有變異存在的狀況。對於解決此一議題，近年來亦有許多學者嘗試在 研究中整合特質及情境因素兩者的影響力，在研究中測量每個人的性格／因應風 格，與不同時間中所遇到壓力源的特性及當下的因應方式，發現能成功區分來自 兩者不同的預測效力（Bolger & Zuckerman，1995；Litt, Tennen, Affleck, &
Folkman，2011）。可惜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的設計，缺乏同一個體在跨不同情境 之因應策略的變異的資料，亦未測量性格變項，因此無法對上述兩個議題進行比 較。另一個區辨因應是取決於特質因素抑或情境因素的方法則來自 Aldwin 與 Revenson（1987）的建議，指出在使用迴歸分析時，因應策略若有獨立於壓力或 是情緒外的直接預測效果，顯示此效果不論在何種壓力或情境下都會有獨立的預 測效力，便極可能是來自人格或因應風格的影響；但若一個因應策略具有的是調 節效果，則顯示此因應方式是在特定狀況下使用才會有預測效力，而此效力是來 自因應策略與環境的適配性，而非人格因素。故本研究也分別以主要及調節效果 來區分兩種不同的因應預測效力。
本研究的迴歸分析中，在主要效果的檢定部分，發現「問題逃避」與「願望 式想法」兩種問題逃離的因應、與情緒投入中的「社會支持」共三種因應方式，
在控制了來自憂鬱情緒、學業自我效能以及重考與對照組的差異後，皆對於拖延 閒混行為有顯著的預測效力。越常使用這三種因應策略，便會有越高的拖延閒混 行為出現。由於這三種因應策略對拖延的預測效力皆已排除學業效能、憂鬱情緒 之高低，及是否經歷重考對拖延的解釋力，因此使用這些因應策略所帶來的效果，
較可能是來自於因應本身的性質，而非情境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在這些因應預測拖延的主要效果中，「問題逃避」與「願望式想法」的效果 符合本研究對逃避因應策略的假設。在過去對因應有效性的研究當中雖發現因應 策略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會隨情境與壓力源性質而異，但在面對可控制的壓力 源時，投入式的因應多會帶來正面幫助，而逃離式的因應則多會帶來負面效果。
反之，若壓力源是無法控制的情境，則投入式因應反而可能讓狀況惡化，逃離式 因應在此狀況下反而有助於情緒的調適和恢復（Baum, Fleming, & Singer，1983；
Lazarus & Folkman，1984）。而考量在本研究所施測的知名國立大學的校園環境 中，學生所遇到的課業困難，皆可在課堂內及課堂外充足而眾多的管道中尋求幫 助，學習環境之外在資源尚屬充沛，亦即大多數的課業壓力源並非無可控制，因 此此二逃離式因應對於學習行為所帶來的負面預測效果，符合本研究假設的預期。
Lazarus & Folkman，1984）。而考量在本研究所施測的知名國立大學的校園環境 中，學生所遇到的課業困難，皆可在課堂內及課堂外充足而眾多的管道中尋求幫 助，學習環境之外在資源尚屬充沛，亦即大多數的課業壓力源並非無可控制，因 此此二逃離式因應對於學習行為所帶來的負面預測效果，符合本研究假設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