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 １９ 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 和 ２０ 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 ４０ 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 别开来。大不列颠的 １９ 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 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 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 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 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 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 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 性。这些 １９ 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 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 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 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 １９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 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 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 １７７６ 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
“诞生”的标志，那么到 １８２７ 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 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 ５０ 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 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 １０ 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１８３６ 年）
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 １８３６ 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 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 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 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 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 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 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１８７５ 年），而 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 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１８９０ 年）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 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 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 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 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 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 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 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
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 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 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 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 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１９６５ 学写了一篇令 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 来描述》这篇论文大概是在 １７５０ 年左右写的，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 １７９９ 年才发表。
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 ６０ 周年的时候写的，
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某 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 串连在一起。”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 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 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１９７４ 年，
第 １８０— １ 页）。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 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 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 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 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 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 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 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 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 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２３— ３ 页；林格伦，１９６９ 年，第 ９０１ 页；霍兰德，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３４— ７，１５１— ２ 页，斯金纳，１９７４ 年）。然而，
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 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 意，而且看来对 １９ 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 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 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辩（见哈奇森，１９７８ 年，第 ７— １０ 页，第 ２ 章）。虽然 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 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 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 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 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 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 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 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
（见熊彼特，１９５４ 年，第 ４７２— ３ 页）。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 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
些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 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 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 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 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 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 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
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 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 １８２３ 年去世，而在 １９ 世纪的 ３０ 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 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 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 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 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 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 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 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 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
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 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 别的搅乱原因”（鲍利，１９４９ 年，第 ４３ 页中引用）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 东西。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１）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２）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 活资料的增长要快；（３）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４）农业要 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１９４９ 年，第 ４６— ８ 页）。思诺在这里也象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２）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 活资料的增长要快；（３）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４）农业要 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１９４９ 年，第 ４６— ８ 页）。思诺在这里也象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