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11 月 5 日，毛澤東有關「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的談話發表後，
19 日，民主同盟在重慶首先響應，成立「反對內戰聯合會」。昆明方面，西 南聯大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其策略是透過西南 聯大社團建議學生自治會召開代表會，討論發表宣言事宜。114而蔣介石則召 開軍事會議，欲重挑內戰。為了反內戰、爭民主，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 法大學和英語專科學校等4 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11 月 25 日晚在西南聯大 新校舍草坪(亦即民主草坪)聯合舉行時事晚會，到會約有大、中學生和教師、
各界人士60001 餘人。會上，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 4 位教授 發表專題講演，要求制止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呼籲成立民主聯合 政府。在講演進行中，國民黨特務混入會場進行破壞，動用軍警包圍聯大，
並鳴槍放炮進行威嚇，激起學生的義憤。11 月 26 日起，昆明 3 萬大中學生 為抗議非法侵犯集會自由，宣佈總罷課，成立罷課聯合委員會，發表《反內 戰、反飢餓宣言》，並舉行5000 餘人的遊行示威，組織宣傳隊進行反內戰的 宣傳活動。這些活動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破壞，學生被肆意驅趕、毆打和 逮捕，但全市學生反內戰、爭民主的宣傳和鬥爭，很快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援，
自來水廠、電燈公司、紡紗廠、機器廠的工人開始醞釀罷工，鬥爭有擴大的 趨勢。於是，國民黨省黨部、雲南警備司令部決定鎮壓民主運動。當時，美 國新聞處職員描述當時的狀況說：「11 月 30 日下午四時許，本處同仁正在 辦公之際，忽聞街頭人生沸騰，急趨窗前觀望，當見一著草綠色嗶嘰軍裝者，
率同便衣人員多名，於本處門首圍打佩帶『聯大』校徽之男女同學數人。當 時各便衣人員正操起沿街地攤商販之坐凳像同學們猛擊，更有少數小刀進 攻。該著軍裝者並拔出手槍正對學生鳴槍一響，隨即用槍背四處擊打。」從
114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1994 年），頁 76~77。
以上之描述，可見衝突相當激烈，因學生均為徒手，故為民眾所同情。115 12 月 1 日，特務機關、軍隊在國民黨、三青團的配合下，分頭襲擊西 南聯大、雲南大學、聯大工學院、聯大師院、聯大附中和南青中學等學校，
毆打學生和教師，並向學生集中處投擲手榴彈。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
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旨在西南聯大東院(今昆明市文林街東段)，南青中學教師 於再在聯大新校宿中彈犧牲，重傷 20 餘人，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事 件」。116（中共稱為「一二一慘案」或「一二一運動」）
一、傅斯年對學生的處理：同情、關切與要求復課
當時西南聯大尚未解體，校務工作由傅斯年、張伯苓、梅貽琦三人組成 的常務委員會主持。由於傅斯年、張伯苓各有其他的工作而常駐重慶，所以 校務概由梅貽琦負責。「一二一事件」發生後，昆明各校群情激憤，罷課風 潮更盛。12 月 7 日蔣介石發表了〈告昆明教育界書〉其中指此事件：「乃訛 言流傳波及學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此真所謂為仇者所快，為親者所痛。」
117國民政府旋急派傅斯年去西南聯大，協調地方當局妥善處理學潮，使學生 盡快復課。11812 月 4 日，傅斯年便飛往昆明，當日下午會見了雲南省主席 盧漢。而12 月 5 日，盧漢致電陳布雷，表示將會同傅斯年處理學潮，「盡力 了息」。119傅斯年會見了學生代表，了解學生的傷亡情況。面對殘酷的現實，
傅斯年對學生深表同情與關切，他對學生代表說：「關麟征殺了我的學生，
直如殺了我自己的兒女，我一定要和他算帳！」傅氏進一步對學生保證：「假 如我有一點不站在同學的立場做，我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慘案不解決，
我不回重慶去！」120在會見關麟征時，傅斯年則當面斥責說：「以前我們是
115同上註，頁85~86。
116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北京：新華書店，2000 年），頁 274。
117雲南大學一二•一運動編寫組，《一二•一運動史料匯編》（雲南：雲南大學，1979 年），頁188。
118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頁274。
119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頁 106
120雲南大學一二•一運動編寫組，《一二•一運動史》（雲南：雲南大學，1989 年），頁 128。
朋友，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能沈默嗎？
121」對於雲南政府當局的暴行，傅斯年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在寫給夫人俞大 綵的信中，他傾訴了忿怒的心情：
昆明學潮之起源，校內情形複雜，固為一因，但當局措施之荒謬，極為 重要。11 月 25 日晚，學生有會，地方當局禁止，學生仍開，遂在校外 放槍砲，幸未傷人，次日罷課。學校當局一面向地方當局抗議，一面勸 令學生復課，乃李宗黃（代理主席）所組成之「聯合行動委員會」竟於 12 月 1 日派大隊人分五次打入聯大，兩次雲大。……我對於李宗黃之憤 慨不減他人……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關麟征 代人受過。122
傅斯年如此激憤的用語，展現出他愛護學生、同情學生、保護學生的立場上，
斥責國民政府地方當局的殘暴行為，痛恨鎮壓學生的官僚軍閥，其中足見是 非分明、正義凜然。另方面，為了避免流血事件再度發生，傅斯年也極力勸 說學生復課。
二、傅斯年對當局的態度：重舉輕放
傅斯年一到昆明便表示要代表學生與關麟征「算帳」，12 月 9 日學生代 表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談判時，強烈要求政府懲辦李、關、邱三人，盧漢只是 敷衍，說要「秉承蔣主席公允無偏的意旨辦理」，而傅斯年則表示：「學校當 尋法律程度解決，對李宗黃等絕不寬容。」由此可看出，傅斯年所主張的「循 法律途徑」顯然與雲南當局「秉承蔣主席意指」立場有所不同，然傅斯年的 態度終究與國民黨一致，關於如何懲治李、關、邱等人？傅斯年一直未明確 表態。12 月 10 日傅斯年主持了教授會議，會議決議中有一條是，以本會的
121同上註，頁127。
122此信並未見於《傅斯年年譜》，是為1980 年 12 月美國學者易社強向雲南師大提供的複製件，此 信缺首末頁。參見：馬亮寬，〈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傅斯年與昆明「一二•一」運動〉，收 於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主編，《傅斯年》，頁175~176。
名義上達政府，對此慘案之「凶犯及主持人」應予嚴懲，負行政責任應撤職。
這句話下邊加一括號，說「所謂凶犯及主持人，特指李宗黃、關麟征、邱清 泉三人。」會後傅斯年將括號中的話刪去，並作批語道：「括號中語，有人 口頭說過，並未付諸表決，故刪。」他說：「當時有人說凶犯有五六人，有 人說不必提姓名，所以沒有表決。」這樣一來，慘槍擊的罪魁禍首只是地方 當局一個空泛的概念，政府也不必懲治哪一個具體的人。123顯然，傅斯年在 懲治兇嫌方面，並未堅持當時對學生所言要對凶犯「算帳」的態度，而態度 則與國民黨政府相一致。此外，國民黨要求學生復課日迫，傅斯年銜命處理 學潮，極力動員學生復課，延宕多日，並無效果，而後傅斯年便與梅貽琦乃 請求辭職。美國駐昆明總領事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說：「大學人士稱，由於 學生們拒絕服從梅貽琦博士和傅斯年博士關於12 月 17 日復課的指示，這兩 位校長可能辭職。據說如果這兩位校長採取這一行動，則聯大的教職員們也 可能提出全體辭職以表示他們對兩位校長的支持。顯然，這措施的目的在於 向學生施加壓力，以便使他們復課。」從姚從吾致陳雪屏、鄭天挺的信中透 露傅斯年主持教授會議，便作出「擔保政府履行條件，同時勸學生復課」的 主張。124此舉使學生從 20 日開始逐漸復課，也顯示傅斯年以此向學生施加 壓力果然奏效。
由上述可知，傅斯年主要協助地方政府力勸學生復課，而對於懲治凶犯 卻未做出相當的堅持。可以說傅斯年在保護學生方面，的確盡了很大的努 力，但未堅持要求國民黨政府為此事負責。對於當局雖有斥責，但未能公開 的懲治，似乎流於「重舉輕放」之嫌。
三、傅斯年立場的綜合討論
傅斯年對於學潮展現較為包容的一面，與自身參與五四運動有一定的關
123李泉，《傅斯年學術思想評傳》，頁277~278。
124雲南大學一二•一運動編寫組，《一二•一運動史》，頁128~130。
係。昆明學潮半年後，傅氏於北平經世日報發表「漫談辦學」，提及：
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
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 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 的。非政治性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
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
在最緊張中，老友笑對我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 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以為可笑也。125
由上述觀念，可探究傅斯年從五四運動到昆明學潮，其對學生運動、對政治 態度均由熱衷轉為認為未必能對當時社會產生作用，成為學校領導者之後更 希望學生安心求學，轉向穩定求學的立場。此外，傅斯年對學潮的分類雖未 對「內動的或外動的學潮」進一步說明態度，但似乎對內動的學生運動較具 包容性，這或多少影響傅斯年於台大「四六事件」中的立場態度。
傅斯年對學生的愛護與同情，並痛斥國民黨官員，從這一表現觀之，似 乎是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然對於地方當局嚴懲兇手上，卻未能有明確的處 置、不了了之，似乎有重舉輕放、盡力了息之嫌，從此一態度觀之，又似乎
傅斯年對學生的愛護與同情，並痛斥國民黨官員，從這一表現觀之，似 乎是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然對於地方當局嚴懲兇手上，卻未能有明確的處 置、不了了之，似乎有重舉輕放、盡力了息之嫌，從此一態度觀之，又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