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中日間的貿易概況
第二節 赴日貿易的唐商
清初採銅洋銅的方式更迭不斷，順治、康熙年間為關差辦銅，由京師崇文門、
天津、臨清、淮安四關之關稅銀各提出一萬兩辦銅解送鑄局。康熙 38 年(1699) 後，改由內務府商人辦銅，內務府商人預先領取辦銅銀，再把購得的銅斤送回朝 廷。這兩個做法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即官府收購價格及預支經費過低，辦銅商人 因而虧損連連、弊端叢生。46康熙 55 年(1716)，辦銅方法再改為江蘇、安徽、浙 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東等八省採辦。李紱的奏摺中討論了八省辦銅 的問題：
時戸工二部錢局鼓鑄銅觔，因銅商虧帑，派于八省辦解。部定銅價 原無不敷，苐派買之地俱不産銅，必就洋船買送，而東洋客船俱由 江南浙、江二海關騐明收口，是以八省辦銅之官齊集蘇杭二府孚候，
奸商乘機囤積擡價掯勒，承辦官各顧考成，互相爭買，以致銅價高 昻，賠墊甚苦，猶不能敷。……47
各省官員爭買的結果，銅價反而飆高，不過銅價高漲的原因更是因為貨源不 足之故。日本正德五年(1715)發佈的正德新例，對唐船年輸出銅觔量限制在 300 萬斤，但此八省每年所需承辦的數量合計有 443 萬 5200 斤，明顯的高於可自日 本購得的量。康熙不得不於 61 年(1722)取消八省辦銅的政策，改由江、浙二省 承辦這八省的銅觔。不過效果有限，因為不足的銅觔仍是不足，這項事實並沒有 改變。48
46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 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pp.96-97。
47 [清]李紱，《穆堂類稿．別稿》，卷 28，頁 16a-17a。
48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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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後，辦銅商人的制度逐漸定了下來，原則上以一家官商與十二家額商 的形式存在。乾隆 9 年(1744)以後，此前已從事洋銅貿易的內務府商人范毓馪一 族，正式以官商身份辦銅。所謂的官商，便是持清朝廷中央的資金、受命赴日辦 銅的商人，其所攜回的銅斤不可自行販賣，主要是供京局鑄造所需。另外，乾隆 14 年(1749)訂定了十二家額商之數，而乾隆 20 年(1755)以後進一步的確定了十二 家額數這個定數。相對於官商，額商理論上是使用個人資本赴日的商人，但也需 取得官照才能前行。其所攜回的銅斤，在官府收齊所需的數量之，剩餘的便可自 行於市場上交易。49 額商之中，通常會推舉出一位商人，大部分是其中實力雄 厚者，來擔任額商間的總商，負責額商之間的共同事宜。
對日貿易的商人團之間，在乾隆初年以前，有著江浙系商人與福建系商人的 角力。乾隆三年確立官商、額商，發給官照之際，卻將福建商人排除在了辦銅商 人行列之外，只許江、浙地區的商人赴日辦銅。不僅如此，日方正德五年發布新 例時，該年實發的四十七張信牌之中，寧波船取得 22 張、南京船 20 張、廣東船 1 張、台灣船 2 張、廈門船 2 張，信牌也幾乎都落入了江、浙商人之手。原本與 江、浙系商人互別苗頭的福建系商人，從此在清代與日本間的唐船貿易之中，完 全敗下陣來，由江、浙商人主導著唐船貿易。在鄭氏治臺時期，於對日貿易中相 當活躍的福建商人，為何會在此時失去其商業版圖，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 為物產的差別，清代對日的唐船貿易中，生絲、絲織品是相當重要的對日輸出品，
而江、浙地區是此類商品的原產地，福建商人若是先轉往該地採買絲觔再出洋，
成本也較江、浙商人高。福建地區對日輸出的當地物產以砂糖最為大宗，但是砂 糖的利潤沒有生絲、絲織品來得高，受重視程度較低，是福建商人的不利點之一。
50另外，清朝為了海防安全與強化統制的考量，特意將對外貿易點分離，由江、
浙商從負責對日貿易，對南洋的出洋貿易則由福建進行，廣東受納西洋船隻入港，
49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p.107-152。
50 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pp.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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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商人被分配的商業場域不是日本，清政府自然不願其涉足該處。因而乾隆以 後，赴日的福建籍人士多以個人雇員的身分出現。51
對於辦銅商人而言，取得信牌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曾於雍正時期出任蘇州知 府的童華，從來自中、日之間的商人處，聽聞了許多關於唐商在長崎貿易的情景，
將之記成了《長崎紀聞》一書。《長崎紀聞》載道：
康熙五十年後，長崎始給倭照，以船之大小定銅數之多寡。大約每 船七百箱者居多，大者至千八十箱。千二百箱而止，每箱百斤。…
譯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種也，司貿易之事。商人無照 者，船不得收口，貨不得入市，一時江浙囂然，大照一張值七八千，
小照四五千金，以質子錢家亦可得一二千金，貴逾拱璧矣。新商無 照者，租一照約輸銅一百二十箱，仍頇舊商同去供驗明白，方准收 貨。其照三年一換，逾期而往則銷燬不給。…52
為了取得信牌，銅商便已花掉了一大筆銀子，而且每三年換一照，又是一筆支出。
然而真的到了長崎貿易，也不保證能夠獲利：
從前洋銅價值每箱九兩，商船來回不過一年，故有獲利二三千金者。
其後倭人增價十三兩至十四兩而止，來回或至年半，商人謹身節用，
無意外之險，僅得數百金，多不過千金。今則每箱又加增矣。在倭 人以銅鑛愈深，多費工本為詞，而於商貨略不增價。又來回必至兩 年之外，計出洋一次，每船必虧折千金以上，此所以畏縮不前也。
51 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6 號(1988)，
pp.133-161。
52 [清]童華，《長崎紀聞》，頁 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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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承辦官在蘇僑寓，購商領運，急於星火，於是束縛之、迫脅之，
藏匿逃竄，無賴者出而承領，則那(挪)新掩舊，花用去半，不出數 年而銅政大壞，必至之勢也。倭奴既以銅為奇貨，藉以僇辱商人，
商人無利可圖，而外受呵叱，內逼追呼，誰復有寄性命於風波之上 者乎？53
銅價愈來愈高，利潤愈來愈小，導致每次一出洋就虧損，甚至千兩以上。此 種只賠不賺的生意，為何還有人要做？原因出自於事先獲得的那一筆「辦銅資金」。 這筆預先支付的金錢，對某些生意正出現資金缺口的商人而言，正是一筆救急金，
正好拿來補起破洞。只是以錢坑補錢坑的做法，通常只會愈補愈大。54最後，沒 有錢也沒買到銅的商人，只好到處躲避追債，並放棄銅商的資格。因此，在清代 的唐船貿易期間，官商、額商總是層換不休。雖然號稱十二家額商，但時常不足 數。
赴日辦銅雖然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虧本差事，但是能出任銅商者在一般清人眼 裡還是富裕者的象徵。《紅樓夢》第四十五回裡王熙鳳有這麼一段話：「……鳳姐 兒笑道：『你們别哄我，我早猜著了!哪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個 進錢的銅商罷咧!你們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著做東道兒。你們的錢不够花，想 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不是？』說的衆人都笑道：
『你猜著了』……」55這段話細分之下有著兩層涵義：銅商進口銅貨，本來就是 當作鑄錢的材料，「進錢的銅商」說得相當貼切。另一方面，王熙鳳戲稱自己這 個「銅商」的作用就是負責出資，家中的弟弟妹妹們也不諱言就是為此才拉她入 伙，可見銅商殷實的形象，不只是製錢的材料很多，已製造完成的錢幣也不少。
53 [清]童華，《長崎紀聞》，頁 5a-6a。
54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13-115。
55 [清]曹雪芹，《脂硯齋四閱改七薌精繪古本紅樓夢》，第 45 回，p.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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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窗春囈》中形容了河政衙門奢侈的生活，不僅蓄養梨園，每日又珍饈佳餚不 斷，珠翠珍玩擺滿了屋內。話鋒一轉，又云：「同時奢靡者為廣東洋商，漢口、
揚州之鹽商，蘇州之銅商，江蘇之州縣，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56
前節已略述，銅商的辦銅貿易在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佔領蘇州、乍浦後中止。
辦銅貿易消退之後，清朝的商人不再自行雇船、備船駛往日本貿易，改附搭英國 等歐、美商人的船隻赴日。搭船的身分，有些是以通譯之姿出現，有些則是歐美 商人的幫傭。換句話說，中國商人並沒有因此從中日貿易活動中消失，只是形式 和之前大不相同。
關於銅商四散後的情形，蒯徳模《吳中判牘》中某件訴訟案可見得一二。
訊得汪吟舫控堂弟汪卓吾與兄循南，合開永慶官銅局，會欠銀一萬 八千兩未歸，質之，汪卓吾供稱銅商係循南充當，伊屬無巵，並無 合股欠銀之事。而循南遠處東洋，無從質訊。此等虛實，姑不具論，
但以如斯鉅款，値此亂年，將謂循南應給，則望洋興歎。君其問諸 水濱，將謂卓吾當歸，則避亂而逃，家已燬於賊手。本縣體酌盈劑 虚之意，爲分多潤寡之謀，斷令汪卓吾酌助吟舫銀三百兩，期分兩 限，毋太急於燃萁；數合毛詵，願重歌乎行葦。一則永爲焚劵，一 則毋吝解囊，保兹亂後之餘生，敦爾敹年之兄弟。況汝等衣冠世族，
詵禮名門，菜根飽我一生，應甘淡泊，潭水照人千尺，何等空明。
而乃操同室之戈，卽爲敗類，屈公堂之膝，未免貽羞。自今以始，
爾兄弟其仍循雁之行，毋徒使尨也吠。57
56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pp.41-42。
57 蒯德模，《吳中判牘》，頁 16b-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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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德模於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六年(1868)四年間，出任江蘇省蘇州府長洲 縣知縣58，此應是其任內發生的事。案例中，汪吟舫控告自己的堂兄弟汪循南、
汪卓吾兄弟，指他二人與自己合開「永慶官銅局」，但是此二人積欠一萬八千兩 沒有還款，汪吟舫便一狀告上官府。「永慶官銅局」應是其合開的商號，主要業
汪卓吾兄弟，指他二人與自己合開「永慶官銅局」，但是此二人積欠一萬八千兩 沒有還款，汪吟舫便一狀告上官府。「永慶官銅局」應是其合開的商號，主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