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日昆布貿易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陳國棟教授. 清代中日昆布貿易. 研究生：余致萱.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

(2) 摘. 要. 清代中日間的貿易，向為東亞海域貿易史的重要課題。此時期的中日貿易，最先藉由清朝對銅的需求而展開。赴日尋求洋銅的船隻，從此絡繹於碧洋之上。然而資源終會耗盡，待江戶幕府時期的日本銅開始顯露枯態之時，作為替代品的海產物便開始登場於長崎唐船商人面前。海產物之中，最受矚目的，是為慣稱俵物三種的海參、鮑魚、魚翅。關於唐船的俵物貿易，歷來已多有研究，並取得了相當的研究成果。然而俵物價高，無法大量進貨，銅又為江戶幕府所保護，輸出量有所限制。唐船中剩餘的船艙空間，最後為昆布所填滿。產量豐沛、價格低廉的昆布，在中國也有其市場，與之相關的交易亦少受限制，成為清商理想的填貨艙商品。長期以來，在唐船的海產物載貨量之中，昆布始終高居第一位，甚至幕末開港、明治維新之後，昆布仍然是日方外銷的主力海產品，也是晚清對日輸入最主要的商品之一。更甚者，日本所外銷的昆布，幾乎全是對準中國市場而來。本文的撰寫目的，便在於探討清代中日間昆布貿易的各種面向，貿易路徑，以及昆布進入中國市場後的實際運用。. 關鍵詞：昆布海帶海產物洋銅銅商中日貿易琉球內路分銷. i.

(3) 目. 錄. 摘要…………………………………………………………………………………………………………….….i 目錄…………………………………………………………………………………………………………….….ii 表目錄…………………………………………………………………………………………………………….….iii 圖目錄…………………………………………………………………………………………………………….….iv. 緒論…………………………………………………………………………………………………………….….(1) 第一章. 清代中日間的貿易概況. 第一節. 貿易概況…………………………………………………………………………………….(17). 第二節. 赴日貿易的唐商…………………………………………………………………………(26). 第三節. 飄洋過海的商品…………………………………………………………………………(33). 第二章. 昆布的貿易. 第一節. 長崎的昆布貿易…………………………………………………………………………(50). 第二節. 琉球的昆布貿易…………………………………………………………………………(71). 第三節. 其他地區的昆布輸入…………………………………………………………………(78). 第四節. 晚清中國境內昆布的內路分銷………………………………………………….(83). 第三章昆布的實際用途第一節. 食用的昆布…………………………………………………………………………………(92). 第二節. 藥用的昆布………………………………………………………………………………...(97). 結論……………………………………………………………………………………………………………….(101). 徵引書目……………………………………………………………………..…………………………………….(104). ii.

(4) 表目錄表1. 唐船自日輸出銅量一覽表……………………………………………………………………(43-47). 表2. 江戶幕府對唐船主要貿易限制令概要……………………………………………..……..(48). 表3. 1763-1833 唐船輸出額…………………………………………………………………………(49-53). 表4. 1760-1833 唐船昆布輸出數量……………………………………………….……….……(57-59). 表5. 幕末橫濱港輸出昆布明細…………………………………………………………………….… (61). 表6. 幕末橫濱港主要出口品…………………………………………………………………………… (62). 表7. 幕末長崎港主要出口品……………………………………………………………………….(62-63). 表8. 幕末函館港主要出口品…………………………………………………………………….…(63-64). 表9. 明治 1-17 年昆布逐年輸出數量及價額………………………………………...…………(66). 表 10 明治 2-21 年函館昆布輸出中國逐年數量及價額………………….…………………(67) 表 11. 1892-1902 年昆布輸出額變化表……………………………………………….……………(70). 表 12. 光緒 2 年至宣統 3 年昆布進口價量表………………………………………………(71-72). 表 13. 乾隆 27 年至同治元年琉球貢船海產物進口數量……………….………….. (77-78). iii.

(5) 圖目錄圖 1 飲膳正要〃菜品〃海菜……………………………………………………………………………(11) 圖 2 本草原始〃草部〃昆布……………………………………………………………………………(11) 圖 3 植物名實圖考〃水草〃昆布……………………………………………………………………(12) 圖 4 北海道羅臼昆布生長實景 .…………………………………………………………………….(12) 圖 5 根昆布………………………………………………………………………………………………………(13) 圖 6 本草原始〃草部，昆布……………………………………………………………………………(14) 圖 7 植物名實圖考〃水草〃昆布…………………………………………………………………...(14) 圖 8 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長切昆布、駄昆布 ……………………………………….(15) 圖 9 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三石昆布…………………………………………………………(15). iv.

(6) 緒. 論. 貿易是人類活動的重要課題，直至今日，許多跨越國際、洲際之貨物的運送，仍是藉由航行於海上的船隻以達成。對於清代的中國而言，海上的貿易活動也是其重要的經濟課題。清人海上的貿易活動，有著往來於中國南北之沙船、鳥船的沿岸貿易，閩、粵之地商人往販南洋之南洋貿易，以及江、浙之處商人往販日本之唐船貿易。. 清開國之初，由於國家鑄幣之用，對於銅礦的需求相當迫切。然而當時清朝國內銅產量不足，無法應付朝廷及各省鑄幣之需，因而積極尋求向外採辦日本產之洋銅來供應國內貨幣的鑄造，以穩定市場及物價。同時，進入江戶時代的日本對於中國物產──即唐物──亦有所需求。江戶幕府時期的日本，在寬永年代中期(寬永 10 年，1633)以後，逐步完成了鎖國政策。鎖國中的日本，不再允許日本船隻出洋貿易，但是其國內對於舶來商品的需求並不因此消失。對於中國商人來說，生絲、砂糖、藥材等日本國內生產不多或是無法生產的物品，便是其與日本交易得以達成的重要利器。在雙方都有貿易目標的條件下，清代的中日貿易因而得以成立。. 然而日本銅產在大量開採之下，漸漸出現枯竭的現象，產量日漸減少。同時清朝在雍正、乾隆年間已成功發發了雲南的銅礦，對於日本洋銅的需索，已不如以往的急切。在日方對於唐物的進口仍然十分熱切的狀況下，江戶幕府開始積極以海產物補替因缺銅而減少的出口貿易量。海產物中，以海參(煎海鼠)、鮑魚(鰒魚、干鮑)、魚翅(鱶鰭)為受幕府重視，因此三物在清人飲食市場已佔有一席之地的，且售價相對高昂，有其貿易的價值。但是被指定為貿易品的海參、鮑魚、魚翅開始大量出口，也出現了生產不及、供貨不足的宭境，加上此三物價高，對唐 1.

(7) 商來說無法一次性地購回太多，因而唐船回航船艙中剩餘的空間，仍需一種價廉而量多、有其商品價值之物來填充。. 昆布在江戶時期的中日貿易中，扮演的即是此角色。首先是價廉。江戶時期唐船採買海產物的價格，海參一斤約為 3.2～3.6 匁(1 兩=10 匁)，鮑魚一斤為 2.7 匁左右，魚翅一斤約莫 2 匁，而昆布一斤則落在 0.3～0.6 匁之間，相對地價格便宜。1再來是生產量的充足。海參、鮑魚、魚翅這些海產物的來源皆為動物，需要捕撈作業，收獲量會隨動物的移動遷徙而有起伏，且動物的繁殖與長成有一定的時節，以海參和鮑魚而言，平均需時四年方能長成一定的體型大小，鯊魚則成長期更長，至成魚為止需時 9～10 年以上；昆布為定植的植物，鎖定與採集較為容易，且昆布生長速度快，生長週期也短，一般為二至三年生，出芽一年後即可採收，其孢子散布於海水之中，傳播能力廣而迅速，終年可生。除去生態保育的概念，昆布的收穫相比之下顯得較為穩定而豐富，也因為取得容易，因而價格相對低廉。. 便宜而產量豐富的昆布，在清代的中日唐船貿易中，扮演了填充貨艙的角色，在江戶幕府末期開港(1859，安政 6 年，清咸豐 9 年)以前，平均每年向中國出口數量約為三千石，就此數據而言，則自東洋回航的唐船總載重中，有一半以上都用來載運昆布。幕府末期開港後至明治時期這一段時間內，昆布對於日本出口貿易而言，重要性更上了一層樓，不僅是海產物中最主要的出口品之一，出口至中國的數量更是快速成長，明治中期每年外銷向中國數量已達幕末開港前的三十倍。 2. 如此大量的進口，若非昆布在清代中國有其消費市場，不可能引起貿易商們 1 2. 參見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pp.576-577。斯波義信，〈在日華僑と文化摩擦──函館の事例を中心に〉，p.75。 2.

(8) 對其感到如此的興趣，然而昆布在清代中國如何被運用，至今為止在學術上的研究仍不夠充足。因此，本文將從清代中日貿易的內容談起，進而討論(1)昆布在清代的進口，是經由何種管道、何種路線進入中國，(2)在進入中國之後，昆布可能的存在的分銷路線，再藉由(3)清人對於昆布實際的運用方式，來討論清代中國市場何以對於昆布有所需求的因素。. 昆布、海帶辨名. 本文以昆布作為撰寫的主角，首先便想先對昆布做些介紹與說明。昆布，為生長在高緯度溫帶的海洋中、大乾潮線以下 1~3 公尺巖礁上長片狀褐藻的泛稱。以生物學來說，昆布的學名為 Laminaria japonica 或 Saccharina japonica 此二種稱呼。Laminaria japonica 和 Saccharina japonica 的植物成體較大，一般高 2 至 4 公尺、寬 20~30 公分，最大可達 6 公尺高、50 公分寬，藻體成熟時呈橄欖色，經烘晒乾燥後轉為黑褐色。Laminaria 意思是薄片狀的，形容昆布的外型，而 japonica 則是和本種的用語。32006 年後生物學界將部分本屬於 Laminaria japonica 的昆布品種改納入新設的 Saccharina japonica 一屬，生物學上的界定差異，在此不再贅述。. 生物學分類上的昆布基本上如此，那麼人為認知中的昆布又是什麼呢？最早出現昆布二字的典籍為《爾雅．釋草》：「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爾雅所謂的東海所指涉的範圍，大概不能以今日長江出海口以南、台灣海峽以北這個特定區域的「東海」來理解，或許用帶有彈性的「東方的海洋」予以解釋更為合適一點。也就是說，中國以東的海域，從南到北，都可以是「東海」。而綸、組皆是一種青色絲帶，多為男性衣著所用，語感上綸較組來得粗一點。. 3. 高明乾、盧龍鬥編，《植物古漢名圖考》(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pp.186-187、290-291。 3.

(9) 《爾雅》後之，昆布一詞為後人繼續沿用。南朝陶弘景云：「（昆布）今惟出高麗，繩把索之，如卷麻，作黃黑色，柔韌可食。又云：今靑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恐卽是也。」4可知至少南北朝時期昆布一詞仍然存在。. 時間再向後移，昆布一詞的指稱範圍發生了點變化。隋唐後，在中國的政權和東北、朝鮮半島的往來變得頻繁，朝鮮半島的物產也開始為人所知。其中新羅南海郡所產的「昆布」頗負盛名：「(新唐書)渤海俗所貴者，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5新羅國附近的這片海域，乃為今日所認知的昆布── 即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原生海域之一。南海郡所產的此海草為何名為昆布，本文暫時沒有定見，或許是該物給人一種如布料般寬闊的感覺，因而借用已存在日久的昆布為之命名。新唐書此說，引發了一連串的混亂。此處的南海，本是指新羅的南海，〈新唐書．北狄傳〉：「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領沃、睛、椒三州。」6後人卻誤以為是南方之海，使得許多生長於南方水域的海草也被稱作了昆布。如道光年間的《廣東通志》便稱：「昆布生南海，葉如手大，似蓴葦，紫赤色。其細葉者海藻也。」7 廣東顯然不是昆布適合生長的區域，此名為昆布的水草也不會是本文指稱的昆布。. 海帶是另一個指涉範圍與昆布十分相似的名詞。對現今臺灣地區的中文使用者而言，海帶也是較昆布更為熟悉的詞語。海帶這一詞的來源，目前尚不清楚。典籍中可見的海帶一詞，自宋代後較為明顯。宋徽宗敕編的醫書《聖濟總錄》中，錄有「治風口噤牙關不開海帶散方」8和「治緣脣瘡海帶散方」9等，以海帶入藥. 4 5 6 7 8 9. [清]郝懿行，《記海錯》(清嘉慶至光緖間刻本)，頁 8a-9a。 [清]阿桂，《滿洲源流考》，卷 6，頁 5a。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219，列傳第 144，〈北狄傳〉，頁 17b。 [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 94，頁 26a。 [宋]宋徽宗敕編，《宋刻大德本聖濟總錄》(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4)，卷 6，頁 23b。 [宋]宋徽宗敕編，《宋刻大德本聖濟總錄》，卷 132，頁 3b。 4.

(10) 的藥方，是為海帶之名正式出現之處。. 在日本，昆布這個名稱的由來，說法也是莫衷一是。根據《大言海》的記載，一說昆布(kombu)原本是蝦夷人的語彙，在和人與蝦夷人接觸時，昆布二字因為ひろめ. 發音近似蝦夷的 kombu，所以被假借為 kombu 的漢字名。又一說昆布原名広布 (hirome)，大葉片之意，日後原本應該訓讀為 hirome 的広布，卻被誤讀為音讀的發音 kombu，發生了混淆，字型也才漸漸從広布轉變為昆布。10還有另一坊間說よろこ. 法為昆布因常用於喜慶的場合，於是便從喜悅的喜ぶ(yorokobu)這個詞彙中，取而末尾的 kobu 作為昆布之名。此說的前後因果關係應該是相反了，因為昆布音よろこ. 近喜ぶ，所以才被廣泛使用於喜慶的祝賀，這樣的邏輯比較合理一些。. 河原田盛美在明治 19 年(1886)出版的《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對於昆布ひ. ろ. 與海帶做了一番解釋。根據其書，昆布在日方流傳的古書中，還有其他如「比呂め. え. び. す. め. こ. ん. ぶ. 女」(hirome)、「衣比須女」(ebisume)、「軍布」(kombu)等等的和名寫法，海帶則あ. ら. め. あ. な. め. そ. な. め. 多被寫作「阿良米」(arame)或「盍拿覔」(aname)、「鎖無戞」(soname)等類似的讀音，顯示兩者為不同之物。但卻又有ほろめ(horome)一詞，在《庶物類纂》被認為是昆布的別名，在《本草綱目啟蒙》中又被認為是海帶的和名，除了令人產生混亂之外，海帶與昆布的界線似乎亦不是絕對的明確。河原田盛美對此所作的理解為中國方面，因「昆布ハ北緯三十八度以北の海に産するものにして…」，爾雅所說的「東海有之」，在河原田看來指的正是「山東省の東海」，緯度符合昆布所需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生長條件，所以「山東省の東海に産するものにて昆布なること疑ひなし」。同時，《本草綱目》載錄了海帶出東海水中石上，登州之. 10. 大槻文彥，《大言海》(東京：富山房出版社，1933)，p.375。 5.

(11) 人將其曬乾束物等語，《琉球國志略》記載的也是「海帶菜，一名昆布」，於是昆布、海帶應為同一物，只是「本邦にては世上一般に昆布の字を通用せり」，而「清国人は一般に海帯と称せり」。11. 話雖如此，然而生長於海中的植物種類繁多，海帶可能和昆布是同一種物品，但也不一定就是昆布，而昆布也並非只有海帶這一種別名。或許圖像有助於理解海帶與昆布的異同。元人忽思慧所著《飲膳正要》中，附有題名為「海菜」的一張圖，其敘述是「海菜味醎(鹹)寒，微腥，無毒。主癭瘤，破氣核、癰腫，勿多食。」12 此處的海菜，以功用來說，無法斷言其便是昆布，因為海中植物對於人體的功效皆大同小異，此將在本文第三章做較為詳細的說明。若以外型而言，倒是與著於明代的《本草原始》書中所繪之昆布有些神似。13. 11. 12 13. 河原田盛美，《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東京：農商務省水產局，1886)，上卷(二)，〈昆布の說〉，頁 3。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卷 3，〈菜品〉，頁 53a-53b。 [明]李中立，《本草原始》，卷 2，〈草部〉，頁 32a。 6.

(12) 圖 1 《飲膳正要〃菜品〃海菜》. 圖 2 《本草原始〃草部〃昆布》. 上引的兩張圖上下相反，《本草原始》將昆布的根部繪於上方，葉片描繪手法則基本上表達出同一種波浪狀的概念。對照著看，兩張圖有相似的地方，例如葉片的彎折與長片狀的外型，卻也不能說完全如出一轍。比較起來，清代吳其濬所著《植物名實圖考》中所繪製的昆布圖14，和《飲膳正要》中的昆布更為相像。. 14.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 18，〈水草〉，頁 12a。 7.

(13) 圖 3 《植物名實圖考〃水草〃昆布》. 圖4. 北海道羅臼昆布生長實景. 15. 圖 4 為今人在海中所攝羅臼昆布(昆布的一個品種)的生長實景。昆布葉片天然的彎折之處，應該可以理解即為《飲膳正要》和《植物名實圖考》兩圖中葉片骨幹兩旁並排延伸的小細條，傳世本草典籍畢竟只為植物外型做概略的呈現，不是擬真派的植物寫真。如果此說可以接受的話，則可知元代及清代可見的昆布中，確實有一些即為今日所知的昆布。. 15. 圖片來源：http://blog-imgs-46-origin.fc2.com/b/o/o/boonies11/sss-DSC_8333.jpg 8.

(14) 圖5. 根昆布. 16. 圖 5 是另一種已晒乾製做完成的昆布，名為根昆布。除去葉片前端人工切齊之處不論，此圖與明代《本草原始》所錄之昆布有十分相似之處，尤其葉片與根部相連處的纖細。以此來看，《本草原始》之圖雖然兩前面所引元代、清代兩本書有點差異，但也是昆布的一種，只是品種上有著差別。如同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人種，但大家都是「人」，昆布也有著許多不同的品種，都是「昆布」。元代以降的中國市場中，以圖推論，或許流通著不只一種的昆布，使得前所提及的三本附有圖像的典籍出現了這樣的不同。如果品種之說可為接受，那麼元代以後史籍內所提到的昆布，原則上便可以視為今日的昆布來理解。. 16. 圖片來源： http://www.shokokai.or.jp/shop/Syohin.asp?ken=03&block=44&uid=0348411112&renno=4 9.

(15) 海帶也留有圖像。圖 6、圖 7 是《本草原始》及《植物名實圖考》所繪海帶之圖。. 圖 6 《本草原始〃草部，昆布》17. 圖 7 《植物名實圖考〃水草〃昆布》18. 上兩張圖所繪的海帶差異甚大，乍看之下不像同一種植物，不過其實兩者所欲表現的海帶型態並不一樣，明代《本草原始》之圖是加工製做完成後紮為一綑的海帶產品，清代《植物名實圖考》則是把海帶的原生樣貌給描繪了出來，兩者的立基不同，無從比較是否為同一物。不過重點不在於此兩圖所繪是否相同，而是圖中所示的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昆布。作為對照，以下截取兩張《清國輸出日本文產圖說》內的圖片。19 17 18 19. [明]李中立，《本草原始》，卷 2，〈草部〉，頁 32b。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 18，〈水草〉，頁 20a。河原田盛美，《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上卷(二)，〈昆布の說〉，頁 39、44。 10.

(16) 圖 8 《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長切昆布、駄昆布. 圖 9 《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三石昆布. 圖 8 是《清國輸出日本水產圖說》書中所繪的兩種昆布成品，圖中可見製成的昆布也被節節綁縛、紥成了一捆，和《本草原始》所錄的成品海帶圖不謀而合。另外，《植物名實圖考》中長條狀的葉片與中央較粗的葉脈，也與圖 9 日本日高一地所產三石昆布十分相似。從圖像的對比，不管是原生的植物外觀，還是人工加工後製成商品的整束方式，上引明、清兩書所提及之海帶可能是昆布的機率相當高。由此再進一步地說，海帶和昆布兩名詞之間並不是絕對的二分，兩者之間的關係如同兩個相交的集合，中間有相當大的區域重疊，這個重疊的部分，即是兩者用來指稱同一物──本文所欲討論的昆布──之處。因而本文在之後的行文中，原則上將昆布與海帶視為同樣的東西，不再特別區分，並且將主要以昆布稱呼之。. 11.

(17) 海帶和昆布的界線因名稱混用就不再明顯的例子，在清人章穆所著《調疾飲食辨》裡可以見得：. 吳氏本草曰：一名綸布。綱目曰：生登萊者槎如繩，生閩浙者大葉如菜。然今肆中昆布薄如菘菜，葉青黃色，全無布形。而海帶之闊者俗名海布，狹者乃為海帶，恐爾雅綸似綸，組似組者，指此二種。其似海藻與菘者，皆別為一物，不可知也。但海中諸菜性味相近，軟堅散結，下氣利水，均有同功。20. 對章穆來說，市面上所賣的昆布長得跟《吳氏本草》、《本草綱目》長得都不一樣，也看不出布的樣子。而又有人稱呼粗的海帶為海布，他認為當初爾雅所說的「綸似綸、組似組」應該就是此粗、細海帶的差別。然而當初「綸似綸」訛音成了昆布，現在卻成了海帶，那麼昆布又該是什麼？最後章穆的結論是反正海菜類的功用皆同，下氣利水，分別不了也無妨。. 除了昆布、海帶之外，還有「海白菜」這個名字似乎也為部分清人用以指稱同一物。光緒《吉林通志》有言：「海帶俗呼海白菜，似海藻而粗，柔靭而長，紫赤色，採者并海藻通呼爲海菜。……昆布較之海帶則細，其實一類也，盛京通志渤海所貴者，南海之昆布。」21東北俗語稱呼海帶為海白菜，更和海藻一起被稱作為海菜。凡是海裡生的植物都可稱為海菜，如此辦明似乎更不易了。不過其後也稱昆布、海帶，實是同一類物品，而在清代諸多介紹日本國的文籍之中，如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提及日本國的輸出物產時：「輸出之貨銅最爲大宗，餘則昆布、鰒魚及銅漆襍器」，「昆布」二字下註有「卽海帶」的字樣。22. 20 21 22. [清]章穆，《調疾飲食辨》，卷 3，頁 40a-40b。 [清]李桂林，《（光緒）吉林通志》，卷 33，頁 14a。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卷 6，〈鄰交志〉，頁 3a-3b。 12.

(18) 綜合以上的觀察，筆者在此認為，海帶與昆布原則上為同一物，本文之後的行文之中，將不再細分。另外，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日本對清代中國輸入之昆布，因此對於此物，主要會以日方慣用的昆布一名稱之。. 研究回顧. 歷來，清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產物貿易，引起了許多的關注，也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以下將選擇數位學者前輩對於清代中日貿易、海產物貿易的研究進行介紹。. 小川國治先生的重要著作《江戸幕府輸出海産物の研究―俵物の生産と集荷機構》23，重點置於江戶幕府的海產物獨佔集貨制度，並詳細地將制度的建立、改革到崩壞的整個過程及其緣由，一步步地予以分析和闡述。本書旨在辨明幕府如何藉由掌握海產物源頭產地，來達成其海產物貿易政策的目標。其對於各藩各郡俵物生產的深入探討，值得細細研讀。. 山脇悌二郎先生為江戶時代長崎唐人貿易的專家，著有與之相關的多本著，並主編過長崎口唐船貿易史料《唐蠻貨物帳》一書。在其著作《長崎の唐人貿易》 24. 一書中，介紹了從台灣鄭氏政權在日貿易活動，到長崎開港後的唐人貿易概況。. 其中對於幕府因應中國政局變化，以及輸出入貨品的消長趨勢所制定的各項貿易方針，包含其實施的背景、效益，有著詳盡的分析與解說。另外，關於唐人於長崎進行貿易的實況，如中日雙方的貿易商人、貿易品、貿易流程和居中擔任中介角色的唐通事等，都可於此書中獲得相當完整的了解。. 23 24. 小川國治，《江戸幕府輸出海産物の研究―俵物の生産と集荷機構》（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13.

(19) 荒居英次先生著有《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25與《近世海産物経済史の研究》26二書，對於江戶幕府時期海產物的生產、貿易有著非常透徹的研究。《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主要研究江戶幕府從確立海產物出口政策，利用特權商人和幕府直轄管理並獨佔海產物生產、集貨以利長崎貿易的進行，到此一獨佔貿易瓦解的過程。而《近世海産物経済史の研究》則是更細部地對於沿海各藩如何生產海產物、如何管理經營做了詳細的論述。荒居先生的研究相當地紮實，對於每一現象、每一政策都仔細地予以分析處理，尤其在各項出口數據的整理統計上為其特長，江戶時代中日貿易之間各種貿易品的數量變化、此消彼長一目瞭然，對於後代研究者而言堪稱為一大福音。. 劉序楓先生為重要的中日貿易史專家。其早期研究集中於長崎貿易的清代商人，著有〈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 27. ，與〈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28兩文，文中對於清代銅商的官派性. 質，官商、額商制度的演變與內涵，出任銅商者的背景及福建商人在清代中日貿易之間勢力的漲退，皆有著十分清楚的分析。其後，清代中日間貿易商品及交易的模式成為了劉先生的研究內容。在多篇的論著中，劉先生對於中日貿易的本質與貿易活動、商品交換本身對該國國內經濟情勢，進行了全盤的分析。在這些論著之中，詳盡地顯示了貿易活動不只是船舶停靠處的兩個口岸間的商業行為，更是與整體社會、政治情勢習習相關，擴大了貿易史研究的視野。另外，東亞海域網絡之間漂流民的問題，以及幕末明治時期長崎華商社群的相關議題，亦都是近來劉先生專注的內容，並著有多篇精采的著作。. 25 26 27. 28. 荒居英次，《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中国向け輸出貿易と海産物》(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荒居英次，《近世海産物経済史の研究》(東京：名著出版，1988)。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5 號(1986)，pp.107-152。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6 號(1988)， pp.133-161。 14.

(20) 松浦章先生為近代東亞貿易史專家，且著作等身，著有非常多與關於東亞海域的精采論文與專著。松浦先生研究範圍涉獵相當廣泛，舉凡中日之間的貨品交易、東亞海域間的海盜、中國內陸水運網絡、琉球與清朝的朝貢貿易、赴日唐商集團等等課題，皆有其研究的成果。另外，史料的運用為松浦先生研究中的一大特點，許多原為埋沒的重要史料，皆是藉由松浦先生之手，將之發掘爬梳，才得以為廣為學界所知，並帶動更多的研究，此無疑為松浦先生重要的貢獻之一。. 章節架構. 本文將分三個主要部分來分別撰述。首章欲對先清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內容做些粗略的介紹。日本進入江戶時代以後，不久便實行了一系列寬永鎖國政策，只留下長崎一口與荷蘭、中國商人進行貿易。中國方面，明清鼎革之際，清廷也立下了海禁之策，以根絕台灣鄭氏政權的資源。1683 年，鄭克塽降清，清代順治以來的海禁隨即在翌年解除，清代的中日貿易開始勃興，鑄幣所需的銅礦不足更讓清廷積極尋求商人出洋貿銅。急速增加的貿易量，使得江戶幕府發佈了一連串的貿易限制令。面對幕府方的貿易限制，清廷的反應、銅商的應對、輸出入貿易品隨之而來的變化，以及兩國各自被西方列強扣關開港後中日貿易發生的轉變，皆是第一章將談論的內容。. 第二分部將集中於昆布的貿易之上。身為海產物之一的昆布，當江戶幕府調整其海產物貿易政策、政局變動時，昆布貿易發生的改變與延續為何？昆布輸入清朝的路徑分歧，不同昆布貿易路線商人之間發生的競爭，以及進入清朝之後，昆布被送往派往何路分銷、如何轉運等等，是為第二章的重點論述之處。. 第三章則是昆布的實際效用之討論。作為食物的昆布，成為怎樣的佳餚，呈. 15.

(21) 現在何人的面前，或是作為藥物的昆布，具有什麼樣的療效，而用於治療何種疾病等，將是本文第三章將撰述的內容。. 16.

(22) 第一章、清代中日間的貿易概況. 第一節、貿易概況. 1684 年，即清康熙 23 年，日本貞享元年，因為台灣鄭氏的威脅解除之故，清朝自順治 18 年(1661)以來的海禁解除，展界令一出，出洋貿易的船隻數量急遽增加，開往長崎貿易的唐船也不例外，原本在貞享元年入港數還維持在二十四艘的唐船，到了貞享二年爆增為八十五艘。29此現象讓江戶幕府對於金、銀的外流提高了防備，於是便在貞享二年發佈了貿易限制令，即慣稱的「貞享令」，令中限制唐船的貿易歲額總數為 6000 貫(銀 1 貫=100 兩)。貞享令的實施，確實讓銀的流出大幅減少，然而貞享令有其不完備的盲點，即沒有限制唐船入港的船隻數量。依照入港順序進行交易的步驟，讓超過額定數字 6000 貫後才到來的唐船無法正常交易，而開始採行走私貿易以達成其商業需求。30為改善走私的現象，幕府在 1688 年(元祿 1 年)發佈了補充貞享令的命令，限制唐船一年的來航船數 70 艘，依季節分為春船二十艘、夏船三十艘、秋船二十艘，每一季節的可來船數再依出航港別的不同進行分配。同時，為加強對唐人的管理，1689 年長崎唐館成立，此後居留在長崎的唐人原則上只能在唐館內活動，不可隨意出館與日人來往。由此可知唐館的設立，其中一個目的明顯地是為防範走私貿易而設。31. 元祿八年(1695)，為防止走私貿易繼續猖行，「銅代物替」應運而生。所謂「銅代物替」便是允許唐船商人在法定貿易額已滿的情形下，剩餘還未售出的貨物，可以「額外」用來交易銅斤，上限是銀 5 千貫(包含荷蘭船 800 貫)，元祿十. 29 30. 31. 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p.50。小川國治，《江戶幕府輸出海產物の研究──俵物の生產と集荷機構》(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 p.11。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pp.71-86。 17.

(23) 一年(1698)再追加以交換俵物、諸色為主的「追御定高」2000 貫。俵物一詞的意思，就字面上來看，原指的是以「俵」(稻草編成的圓柱形袋子)包裝的物品。在江戶時代的對外貿易用語上，特別指的是鮑魚、海參、魚翅這三種高單價海產物。當然其他使用俵來包裝的貨物也有，不過習慣上俵物指的便是此三種海產物的綜合稱呼。鮑魚、海參、魚翅以外的其它產品統稱為「諸色」，本文的主角昆布，也是歸類為諸色的一種。同年，為解決長崎貿易窗口紛雜的亂象，幕府直轄機構長崎會所成立，成為統合長崎所有貿易事務的單一對外窗口。長崎會所的設立用意，除了簡化貿易程序外，也有防止唐人、荷蘭人私自與長崎居民進行走私貿易、為幕府掙取更多利益的功能。. 正德五年(1715)，幕府方發佈了新的貿易改正令，一般稱此令為「正德新令」。關於正德新令的新規定，首先是唐船每年可輸出的銅有了上限，為 300 萬斤，銅斤到貨不足時可以俵物或諸色代替。入港船數在正德新令中降為年三十艘，一船的貿易額上限為銀 6000 貫，原本的「銅代物替」取消，剩餘未交易的貨物仍可交易俵物、諸色，不過追加的貿易額上限較「追御定高」增加了 1000 貫，提高為 3000 貫，後稱為「有餘賣」或「雜物替」。來長崎港貿易的唐船開始需要照驗幕府發行的通行牌照，即「信牌」。信牌中登記了起帆地、受領者姓名等資料，來船需持信牌才可進行貿易，否則便予以遣返。信牌依照來航港別分給，但並不是平均分配，南京、寧波兩港所獲信牌數相加達 22 張，佔了 30 艘船中的七成，其它的 8 張信牌由廈門、廣東等港平分，每港張數在 1-2 張不等。享保年代以後(1716)，正德新令的內容多有修改，但原則上規範項目依從正德新令，主要修改之處在出口銅的貿易上限逐限縮小，並改以鼓勵俵物、諸色的出口。. 正德新令和其後的屢次修正，顯示了日本銅出口量漸漸下降的趨勢。銅出口量的減少，與中、日兩國內部變化皆有關係。在日本方面，銅的礦源日現枯竭，. 18.

(24) 產量縮小，使得長崎銅斤的到貨量時常小於額定交易量，讓採辦不到足夠銅斤的唐船滯留長崎，衍生出許多問題。另一方面，清朝自雍正時期致力於雲南滇銅的開發，至乾隆初年已能供應京局和部分省別的鼓鑄。自給率提升，對洋銅的依賴度自然降低。32. 清代自康熙解除海禁以後，中日之間的唐船貿易在康熙～咸豐年間一直沒有間斷過，儘管貿易的熱潮有起有落。陳東林認為「這一時期中日兩國雖無官方關係，但由於中日民間貿易的促進和清朝對日本銅斤的需求，康、雍、乾三帝對赴日貿易始終持有保護和一定程度的鼓勵態度。」33. 此時的赴日貿易商船，多集中於浙江省乍浦港。乍浦興起的原因，與信牌的發放和其腹地蘇州有關。江戶幕府發佈正德新例之後，唐船至長崎貿易需持信牌方可。問題是信牌數量有限，商人間為了信牌，衍生出許多互訟的事件。此後，為減少紛爭，信牌統一由江、浙海關管理，商船出洋時領出，回航時需再繳回交由江、浙海關保管。此後，江、浙海關管轄內的乍浦、上海、寧波，遂成為清代對日貿易的三個主要口岸。34比之上海、寧波，乍浦還有另一優勢，即該港距離當時江南商業中心蘇州相當的近。乍浦備志有道：「局商洋貨則由乍至蘇州，聽兩局商人議價發賣。惟海帶用解煤毒，酌派北路分消。若洋菜、海參、鮑魚等物，隨處通消，不拘地分。其額徵則於進口時各照船數歸過塘行輸納。」35和蘇州的近距離，使得自乍浦進口的貨物，不管是要運送或發賣，都方便得多。商人集團的總部，也多在蘇州落腳，如此也方便經營管理。另外，乍浦港對於清朝的統治者來說，還有另一優點，即「控據海岸，翼蔽金山」，灣口兩旁夾岸的山勢利於 32. 33. 34. 35.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pp.93-144。陳東林，〈康雍乾三帝對日本的認識及貿易政策比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第 1 期， pp.12-20。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張彬村、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5 輯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pp.187-244。 [清]鄒璟，《乍浦備志》，卷 6，〈關梁〉，頁 6b。 19.

(25) 防守，適宜水師軍團的駐紮36。於是，藉由時機與地理環境的惠賜，乍浦逐漸成為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 清人李枝青為《滄海珠編》一書的所作的序文中，提到了浙江省平湖縣乍浦人沈筠和他所編纂的《乍浦集詠》，其中也略為敘述了一下乍浦港的榮景。. 沈浪以，帄湖乍浦人也。先輯古今詵之繫於乍浦者，曰乍浦集詠。今又續為滄海珠編四十卷，猶段志也。乍浦僻處鹽官一隅，廣袤十餘里，非吳越大都會也。顧其地濱大海，東甌閩粵，商賈雲集，呂宋、荷蘭、吉利諸番舶，不時來往。日本賈舶，歲以冬夏運銅而至。人葠(人參)、鰒魚(鮑魚)、海帶、漆器、野機葛37之屬，往往附舶而羅於市。樓船、材官、烽堠、礮臺備非常者，布於要隘。38. 乾隆以後，中日貿易從頂峰開始走下坡。原則上，往東洋辦銅是這些渡洋唐船商人的主要任務，因而清代的辦銅商人都帶有部分官辦的性質，由官府貸與資金令其往日購回一定數額的銅斤。雖然銅貿易是銅商們的要務，卻不是其賺錢的好方法，因日方銅產減少而銅價上漲，而清官府所預先支付的金額卻總是低於市價，採辦回港的銅貨亦不能隨意販售，只能由官方統一收購，數購價自然還是遜於市價的官定價。單就銅貿易而不論包括海產物在內的其他商品貿易的話，在清代出任辦銅商人，並非有利可圖的事業。長期處於資本與物價不平衡的銅商，虧空官帑的金錢黑洞愈來愈大，使得乾隆三年清廷不得不對辦銅商人進行了一大整頓，並逐步確立了辦銅之官商與十二家額商的制度。有關銅商的相關事項將在第二節做些補充。 36 37. 38. 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p.191-196。野機葛為葛布的一種，採集野生的葛蔓之纖維後用紡織機編織而成。此種布料在日本江戶時代武士階級間頗為流行，以掛川(現為靜岡縣掛川市)所產最為有名。 [清]張景祁，《(光緒)福安縣志》，卷 35，頁 17a-18a。 20.

(26) 雍正 13 年到乾隆元年(1723-1724)間曾任戶部侍郎的李紱，對於辦銅的日益困難之處，深有所得。. 倭人刁狡，探知商領官銀，勒有年限，多立名色，挾取不貲，每商必領倭照，大照索銀二千六七百兩，小照亦索取銀一千七八百兩，加以租船之費，務頇一千二、三百兩，水手夥長舵工總管行商財賦下逮厮役約共一百餘人，辛刂工食，約需銀一千二三百兩，出洋之日，每船預備二年飯食，又需銀一千餘兩，官銀岀領已虚費五六千兩矣。比至日本，狡倭刁掯，商貨之價則減前一半，倭銅之價則較前加倍，貨多銅少，官商賠累，又近日狡倭叅雜銅色，一經部駁，賠累益重，辦銅之官預令洋商重加鎔化，每百斤頇火工銀一兩一錢，爲費甚多，到部仍然駁減，責令洋商賠補者也。又近日倭秤減短分兩，每百斤約短三斤，辦十萬斤者約補三千斤，此責令辦員賠補者也。二端雖小，亦苦賠累，現在買銅之官，多已破家，買銅之商，無不傾本。官承上委，義無可辭，啇虧前價，藉口補苴，實皆勉強承辦。現在欠銅約百餘萬斤，將來日陷日深，勢恐難於淸楚。…… 停止採買洋銅，則各省官員無買銅之累，國家錢法無虧本之虞，倭人雖狡，亦無可施其狹制矣。再查日本所產，自銅而外，不過海參海帶鰒魚微物數種，不足與中國紬緞等貨交易，而倭人因中國買銅長崎一島，每歲抽稅金三萬五千片，失此重税，必且以銅求售，聽商自購，則洋銅亦不必派買而自至矣。39. 李紱的觀察認為，出洋一趟的成本原來就所費不貲，如今銅價又暴漲，很明顯的是使銅商紛紛破產的原因。他也指出，貿易成本如此之高，不如不要出洋辦. 39. [清]李紱，《穆堂類稿．初稿》，卷 40，頁 26b-27b。 21.

(27) 銅，狡詐的倭人失去這項收益，便會自行捧著銅觔來求售，如此銅觔就會「不必派買而自至矣」。李紱這段話，雖然卻乏對日方現況的認知，但倒是點出一項事實──還是不能沒有洋銅。他雖不建議再派船貿銅，卻沒說不要再用日本進口的銅，可見洋銅對於錢幣鼓鑄與物價安定的作用還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即使銅價再貴，直至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重創蘇州和乍浦為止，清朝派往日本辦銅的商船仍是沒有間斷過，只是規模日漸縮小了。. 進入 1840 年代以後，中日雙方皆遭逢了巨變。先是道光 20 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戰後於 1842 簽定了五口通商章程，開放口岸多了，蘇州的銅商們商場上的競爭者也多了起來，而後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勢力，燒燬了乍浦與蘇州兩城，商船也被破壞殆盡，蘇州商人四處逃散，中日之間唐船貿易也宣告終止。40 王韜《甕牖餘談》中提及了唐船於長崎貿易終止前後的差異：. 「（日本）國朝順治以後，惟通市不遣使，其市亦惟中國商船往，無倭船來也。其與中國貿易在長崎島，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饒銅，中土鼓鑄所資，自滇銅而外，兼市洋銅。計自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每年採購定額四百四十三萬餘斤。設官商額船十六艘。皆以内地綢緞、絲、棉、糖、藥往易。商辦銅斤，必藉倭照以為憑驗，又有額外浮給之小照，數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廢。近今商舶十六艘盡已失壞，無一存者，由是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之路絕矣。蓋此定額商舶由官所設，不能私造，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其往者頇附西國商人名，始無礙阻。……」41. 40 41. 劉序楓，〈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pp.218-225。王韜，《甕牖餘談》，卷四，日本條。 22.

(28) 辦銅貿易終止之後，清朝方面並不是不缺銅，只是不知道該找誰去辦理。清代由於雲南銅礦開發成功的關係，在 1856 年以前，每年可靠雲南銅礦的一千萬斤年產量支援國內鑄幣所需，因而對日本洋銅的需求減少。然而 1856 年，即咸豐 6 年，雲南回亂發生，銅礦產區也無法避免的受到波及，在同治 13 年(1874) 回亂結束以前，礦區皆無法正常運作；回亂終止了以後，雲南銅礦又因人工不足、開採成本增加、技術改良失數、以及最根本的資本缺乏問題，使得產能大為下降，只剩下回亂前的十分之一。42在雲南銅產不敷使用的背景之下，日本洋銅的進口又開始為清廷所重視。但是此時情形已不如以往，太平天國之役後銅商已散落各處，開港後歐美各國的貿易競爭也是一種難題。曾國藩在其奏摺中便提到了銅商四散後缺銅的難處：.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四日)……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諭戸部，奏請飭濱臨江海各省解錢籌銅一摺。前因銅斤缺乏，鼓鑄當十大錢，原為一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不無流弊。近來市廛行使暗中折減，於國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規復圜法，必頇籌備制錢。……至紅銅、條銅，大半産自外洋，蘇省從前鼓鑄之時，係由官民兩商自備船隻采辦洋銅。現在東洋各貨，悉聽泰西各國運行，銅商無利可圖，以致華人望而卻步。應如何招商收買，變通辦理，已飭司道體察情形，確切籌計。……43. 上兩段史料皆提及，自唐船商人從中日貿易活動退出之後，要往日本貿易的清人，只能搭載西方輪船前往。在同治 13 年(1871)雙方簽定中日貿易章程之前，清朝的中國商人是以無條約國公民的身份在日進行貿易，自然是有諸多不便。為. 42. 43. 陳國棟，〈回亂肅清後雲南銅礦經營失敗的原因(一八七四── 一九一一)〉，《史學評論》第 4 期(1982)，pp.73-97。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國藩)全集》，卷 26，頁 57a-59b。 23.

(29) 取得合法居留的權力，清商多以歐美商人的雇工、買辦身份自居。而歐美商人之所以可以合法的居留於日，乃是因為 1859 年，江戶幕府也在美國的強勢之下結束了鎖國政策，並開放長崎、橫濱、函館(箱館)、神戶等港口允許外商貿易。. 雖然不再有唐船往日，但是清代商人赴日貿易的腳步倒是沒有就此停歇。徐潤便是在唐船貿易終止後，利用西洋輪船前往日本嘗試其新商業活動的商人之一。. 咸豐十年庚申二十三歲上堂幫帳房如舊…… 派楊明軒坐允德一枝半桅44小夾板船，詴開東洋之長崎埠。續派晏多你生，卽蔡焯麟，在長崎埠管帳。該船主馬厘士。至日本之長崎埠關口，例禁外人不得上岸，祗准買食物取水，唯不能過十天。後楊明軒借買物貣岸探友，苦於言語不通，用筆墨向關員問答，關員見其書法甚佳，乃岀扇請其揮寫，因此得有交情，並云你莫非要探南京生，指中國人也。距此不遠有保蘇局，詴往問之，卽命兩人同去。明軒到局，晤蘇人楊鏡人先生同事六人，在彼營業，專販鮑魚海菜，由中國海船運至乍浦，分銷各處。楊明軒當將來意吿之，並言隨船貨物别無違禁之品，祗有洋貨並中國雜貨，亦未甚多，卽經鏡人答允許爲運動，隨卽同赴關口，請其派人同至船上查驗。日員辦事不肯隨和，必頇事事自岀主見。後逾一日，果派帶刀日員四人到船細驗，各處查勘，驗至洋貨如紅布、花布、原有粗布，並中國綠布、各種色布，及檀香、蘇木、胡椒、彜茶、棓子各雜貨，無不喜歡。驗後而去，逾日約同商議。初時啟口即言所議並非貿易之事，祗以貨易貨，第每貨各不能過百担。如何交換，頇憑我作主。窺其意似欲我貨半送半買者，隨換得靑海帶及帶絲、貢帶各數十担。金丁，卽洋菜，四十包，每包四十觔。木魚、香菇、江瑤柱、鰌（魷）. 44. 即 schooner。 24.

(30) 魚、蝦巵各十數担，統値亦不過二三千元。交易之貨彼此相當。楊鏡人隨坐我們允德船而回。開船時，關員傳語：『以後你們有貨來，自有辦法。』從此遂開東洋口岸。當船回上海，貨物照例報關，海關人員查驗各貨，向無此種進口貨物，爲關章所無，不能估價納稅，商至再三，俟估岀後再行上稅，乃託妥友轉邀蘇奕昌號商酌。詎意蘇號不願，又託蘇州保蘇局會估。保蘇局友初不知來貨多少，上棧然始終無主，顧不得已自行拍賣，孰意竟有岀人意外者，東洋來貨拍賣得價其計洋九千餘元，照原本有二、三倍利。45. 唐船貿易走進尾聲的同時，二十三歲的徐潤才正要開始其對日貿易事業。徐潤派遣了一名叫楊明軒雇員，搭乘西洋船隻前往長崎，開拓其貿易之路。這位名為楊明軒者，就文中看來，似乎並不熟悉長崎貿易，仍在摸索商貿的方法，然而徐潤選擇派遣其前往長崎，若非是能力特別受到信任，就應該是與以往唐船的長崎貿易有所關連，只是關於此人的其他記載尚未得見，無法求證。此趟長崎行，雖然是在唐船貿易結束後之事，但是從其接受驗貨的方式，以貨易貨的交易形式，帶去的各種布料、蘇木，以及運回的昆布（海帶）等商品來觀察，徐潤的日本貿易內容，仍是唐船商人的一種延續。其回航之後，入港之處為上海港。上海稅關人員表示不知道該如何記算其貨物的稅金，因為沒有前例可循。向來唐船回航，進入的是乍浦港，由浙海關所管轄，新開港上海港的主管機關江海關與浙海關相去不遠，卻沒處理過這些來自日本的商品，最後只好拜託蘇益昌號、保蘇局等蘇州的商號來幫忙估價，可見蘇州、乍浦港在唐船貿易中的獨佔性。隨著徐潤的成功可知的是，清代中日間的貿易並沒有隨著唐船貿易終止，而是在舊傳統中，迎來了新的一頁。. 45.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頁 5b-7a。 25.

(31) 第二節、赴日貿易的唐商. 清初採銅洋銅的方式更迭不斷，順治、康熙年間為關差辦銅，由京師崇文門、天津、臨清、淮安四關之關稅銀各提出一萬兩辦銅解送鑄局。康熙 38 年(1699) 後，改由內務府商人辦銅，內務府商人預先領取辦銅銀，再把購得的銅斤送回朝廷。這兩個做法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即官府收購價格及預支經費過低，辦銅商人因而虧損連連、弊端叢生。46康熙 55 年(1716)，辦銅方法再改為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東等八省採辦。李紱的奏摺中討論了八省辦銅的問題：. 時戸工二部錢局鼓鑄銅觔，因銅商虧帑，派于八省辦解。部定銅價原無不敷，苐派買之地俱不産銅，必就洋船買送，而東洋客船俱由江南浙、江二海關騐明收口，是以八省辦銅之官齊集蘇杭二府孚候，奸商乘機囤積擡價掯勒，承辦官各顧考成，互相爭買，以致銅價高昻，賠墊甚苦，猶不能敷。……47. 各省官員爭買的結果，銅價反而飆高，不過銅價高漲的原因更是因為貨源不足之故。日本正德五年(1715)發佈的正德新例，對唐船年輸出銅觔量限制在 300 萬斤，但此八省每年所需承辦的數量合計有 443 萬 5200 斤，明顯的高於可自日本購得的量。康熙不得不於 61 年(1722)取消八省辦銅的政策，改由江、浙二省承辦這八省的銅觔。不過效果有限，因為不足的銅觔仍是不足，這項事實並沒有改變。48. 46. 47 48.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pp.96-97。 [清]李紱，《穆堂類稿．別稿》，卷 28，頁 16a-17a。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10-111。 26.

(32) 乾隆以後，辦銅商人的制度逐漸定了下來，原則上以一家官商與十二家額商的形式存在。乾隆 9 年(1744)以後，此前已從事洋銅貿易的內務府商人范毓馪一族，正式以官商身份辦銅。所謂的官商，便是持清朝廷中央的資金、受命赴日辦銅的商人，其所攜回的銅斤不可自行販賣，主要是供京局鑄造所需。另外，乾隆 14 年(1749)訂定了十二家額商之數，而乾隆 20 年(1755)以後進一步的確定了十二家額數這個定數。相對於官商，額商理論上是使用個人資本赴日的商人，但也需取得官照才能前行。其所攜回的銅斤，在官府收齊所需的數量之，剩餘的便可自行於市場上交易。49 額商之中，通常會推舉出一位商人，大部分是其中實力雄厚者，來擔任額商間的總商，負責額商之間的共同事宜。. 對日貿易的商人團之間，在乾隆初年以前，有著江浙系商人與福建系商人的角力。乾隆三年確立官商、額商，發給官照之際，卻將福建商人排除在了辦銅商人行列之外，只許江、浙地區的商人赴日辦銅。不僅如此，日方正德五年發布新例時，該年實發的四十七張信牌之中，寧波船取得 22 張、南京船 20 張、廣東船 1 張、台灣船 2 張、廈門船 2 張，信牌也幾乎都落入了江、浙商人之手。原本與江、浙系商人互別苗頭的福建系商人，從此在清代與日本間的唐船貿易之中，完全敗下陣來，由江、浙商人主導著唐船貿易。在鄭氏治臺時期，於對日貿易中相當活躍的福建商人，為何會在此時失去其商業版圖，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為物產的差別，清代對日的唐船貿易中，生絲、絲織品是相當重要的對日輸出品，而江、浙地區是此類商品的原產地，福建商人若是先轉往該地採買絲觔再出洋，成本也較江、浙商人高。福建地區對日輸出的當地物產以砂糖最為大宗，但是砂糖的利潤沒有生絲、絲織品來得高，受重視程度較低，是福建商人的不利點之一。 50. 另外，清朝為了海防安全與強化統制的考量，特意將對外貿易點分離，由江、. 浙商從負責對日貿易，對南洋的出洋貿易則由福建進行，廣東受納西洋船隻入港， 49 50.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p.107-152。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pp.23-34。 27.

(33) 福建商人被分配的商業場域不是日本，清政府自然不願其涉足該處。因而乾隆以後，赴日的福建籍人士多以個人雇員的身分出現。51. 對於辦銅商人而言，取得信牌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曾於雍正時期出任蘇州知府的童華，從來自中、日之間的商人處，聽聞了許多關於唐商在長崎貿易的情景，將之記成了《長崎紀聞》一書。《長崎紀聞》載道：. 康熙五十年後，長崎始給倭照，以船之大小定銅數之多寡。大約每船七百箱者居多，大者至千八十箱。千二百箱而止，每箱百斤。… 譯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種也，司貿易之事。商人無照者，船不得收口，貨不得入市，一時江浙囂然，大照一張值七八千，小照四五千金，以質子錢家亦可得一二千金，貴逾拱璧矣。新商無照者，租一照約輸銅一百二十箱，仍頇舊商同去供驗明白，方准收貨。其照三年一換，逾期而往則銷燬不給。…52. 為了取得信牌，銅商便已花掉了一大筆銀子，而且每三年換一照，又是一筆支出。然而真的到了長崎貿易，也不保證能夠獲利：. 從前洋銅價值每箱九兩，商船來回不過一年，故有獲利二三千金者。其後倭人增價十三兩至十四兩而止，來回或至年半，商人謹身節用，無意外之險，僅得數百金，多不過千金。今則每箱又加增矣。在倭人以銅鑛愈深，多費工本為詞，而於商貨略不增價。又來回必至兩年之外，計出洋一次，每船必虧折千金以上，此所以畏縮不前也。. 51. 52. 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6 號(1988)， pp.133-161。 [清]童華，《長崎紀聞》，頁 3b-4a。 28.

(34) 各省承辦官在蘇僑寓，購商領運，急於星火，於是束縛之、迫脅之，藏匿逃竄，無賴者出而承領，則那(挪)新掩舊，花用去半，不出數年而銅政大壞，必至之勢也。倭奴既以銅為奇貨，藉以僇辱商人，商人無利可圖，而外受呵叱，內逼追呼，誰復有寄性命於風波之上者乎？53. 銅價愈來愈高，利潤愈來愈小，導致每次一出洋就虧損，甚至千兩以上。此種只賠不賺的生意，為何還有人要做？原因出自於事先獲得的那一筆「辦銅資金」。這筆預先支付的金錢，對某些生意正出現資金缺口的商人而言，正是一筆救急金，正好拿來補起破洞。只是以錢坑補錢坑的做法，通常只會愈補愈大。54最後，沒有錢也沒買到銅的商人，只好到處躲避追債，並放棄銅商的資格。因此，在清代的唐船貿易期間，官商、額商總是層換不休。雖然號稱十二家額商，但時常不足數。. 赴日辦銅雖然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虧本差事，但是能出任銅商者在一般清人眼裡還是富裕者的象徵。《紅樓夢》第四十五回裡王熙鳳有這麼一段話：「……鳳姐兒笑道：『你們别哄我，我早猜著了!哪裏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個進錢的銅商罷咧!你們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著做東道兒。你們的錢不够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不是？』說的衆人都笑道：『你猜著了』……」55這段話細分之下有著兩層涵義：銅商進口銅貨，本來就是當作鑄錢的材料，「進錢的銅商」說得相當貼切。另一方面，王熙鳳戲稱自己這個「銅商」的作用就是負責出資，家中的弟弟妹妹們也不諱言就是為此才拉她入伙，可見銅商殷實的形象，不只是製錢的材料很多，已製造完成的錢幣也不少。. 53 54 55. [清]童華，《長崎紀聞》，頁 5a-6a。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13-115。 [清]曹雪芹，《脂硯齋四閱改七薌精繪古本紅樓夢》，第 45 回，p.959。 29.

(35) 《水窗春囈》中形容了河政衙門奢侈的生活，不僅蓄養梨園，每日又珍饈佳餚不斷，珠翠珍玩擺滿了屋內。話鋒一轉，又云：「同時奢靡者為廣東洋商，漢口、揚州之鹽商，蘇州之銅商，江蘇之州縣，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56. 前節已略述，銅商的辦銅貿易在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佔領蘇州、乍浦後中止。辦銅貿易消退之後，清朝的商人不再自行雇船、備船駛往日本貿易，改附搭英國等歐、美商人的船隻赴日。搭船的身分，有些是以通譯之姿出現，有些則是歐美商人的幫傭。換句話說，中國商人並沒有因此從中日貿易活動中消失，只是形式和之前大不相同。. 關於銅商四散後的情形，蒯徳模《吳中判牘》中某件訴訟案可見得一二。. 訊得汪吟舫控堂弟汪卓吾與兄循南，合開永慶官銅局，會欠銀一萬八千兩未歸，質之，汪卓吾供稱銅商係循南充當，伊屬無巵，並無合股欠銀之事。而循南遠處東洋，無從質訊。此等虛實，姑不具論，但以如斯鉅款，値此亂年，將謂循南應給，則望洋興歎。君其問諸水濱，將謂卓吾當歸，則避亂而逃，家已燬於賊手。本縣體酌盈劑虚之意，爲分多潤寡之謀，斷令汪卓吾酌助吟舫銀三百兩，期分兩限，毋太急於燃萁；數合毛詵，願重歌乎行葦。一則永爲焚劵，一則毋吝解囊，保兹亂後之餘生，敦爾敹年之兄弟。況汝等衣冠世族，詵禮名門，菜根飽我一生，應甘淡泊，潭水照人千尺，何等空明。而乃操同室之戈，卽爲敗類，屈公堂之膝，未免貽羞。自今以始，爾兄弟其仍循雁之行，毋徒使尨也吠。57. 56 57. [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pp.41-42。蒯德模，《吳中判牘》，頁 16b-17b。 30.

(36) 蒯德模於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六年(1868)四年間，出任江蘇省蘇州府長洲縣知縣58，此應是其任內發生的事。案例中，汪吟舫控告自己的堂兄弟汪循南、汪卓吾兄弟，指他二人與自己合開「永慶官銅局」，但是此二人積欠一萬八千兩沒有還款，汪吟舫便一狀告上官府。「永慶官銅局」應是其合開的商號，主要業務可能就是赴日辦銅的貿易活動。該商號於太平天國之亂之中受到燬壞，其他從事東洋貿易的銅商的情況應該也是一樣的嚴重。而這些銅商在蘇州的基業和榮景不再之後，部分銅商在亂事後便旅居日本，極有可能是居住在熟悉的長崎，一如被告銅商兄弟中的兄長汪循南。汪循南的事蹟，可從日方的史料中得到一些訊息。 1866 年(同治 5 年，日慶應 2 年)，華商程維賢所提出的開店申請書中，提到了保證人「汪循(脩)南」的名字59，可見當時汪循南其人的確旅居於長崎，仍然扮演著商人的角色，背地裡是不是在躲債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從前面的案例中，汪氏堂兄弟三人合開了辦銅商號一事也可探知，清代的銅商是以家族形式存在的。以官商而言，其家族本業常是長蘆、兩淮的鹽商。如乾隆 9 年(1744)首任官商范毓馪，便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長蘆鹽商，其家族從清朝入關起便是重要的內務府商人，活躍於康、雍、乾三代的政商界中，連康熙、雍正年間的遠征準噶爾軍事行動中，都有賴范毓馪在後方進行軍糧的輸送。60乾隆 22 年議定與哈薩克的交易事項中，也由曾承辦軍需的范毓馪之子范清洪，和與范清洪同輩的范清曠二人負責。61辦銅業務也由家族共同經營，范家前後出任官商者，可考者便有范毓馪、范清注、范清洪、范清濟等四人，包辦了乾隆 9 年至乾隆 47 年(1782)的辦銅官商之位。清廷以世襲式的方法讓指定的家族承擔辦銅業務，比起使其獲利，更是要其擔起對國家製幣至關重要的採辦銅觔之責任. 58. 59 60 61. 《清史稿》，卷 479，〈循吏四〉：「蒯德模，字子範，安徽合肥人。咸豐末，以諸生治團練，積功洊保知縣，留江蘇。同治三年(1864)，署長洲。……治長洲四年，判八百餘牘，盡愜民意，或播歌謠焉。」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p.156。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20。《清朝文獻通考》，卷 33，乾隆 22 年條，頁 51b-57a。 31.

(37) 62. 。. 乾隆 48 年(1783)，官商范清濟因「辦理不善，壓欠甚多」，官商改由王世臣(世榮)出任。63王氏和再下一任的官商錢氏，亦皆長蘆鹽商出身。山脇悌二郎先生認為，清廷選擇鹽商出任辦銅官商的理由，看準的是鹽商在鹽業中所獲的大量利潤，可作為辦銅資金的來源的有力後盾，亦即就山脇氏看來，官商雖然有官方挹注的辦銅資金，實不足以支付出洋辦銅的所費，官商辦銅事業的延續，靠的還是銅商家族從鹽的販運中累積的雄厚資本。64嘉慶以後，長蘆鹽商的營運狀況走下坡，辦銅官商開始由王履階、程洪然、汪永增等，江浙地區有財力兩淮鹽商出任，其中王履階原先就是額商，對辦銅事業十分熟悉。65另外，關於汪氏一族，《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中也有相關的記錄。嘉慶 21 年，琉球遣使送回江南難商汪小園一行人。汪小園自稱是代替其堂兄「官銅商」汪永增管船前往日本採辦洋銅，於嘉慶 20 年 12 月初三日雇用了金全順海船一隻，由上海驗貨放行，但因在海上遇到風暴，船隻受損難以操控，結果遭難漂流至琉球，嘉慶 21 年 5 月在琉球的護送之下回到福建後，「該難商等現存貨物據稱不敢就地變價，願帶回乍浦，懇請免稅，乘汛趕往東洋補辦銅斤。」66官商、額商的大老闆們，通常不會自己跟船前往長崎貿易，而是委託其家族的其他人或是雇員代其前去辦理，汪小園就是扮演這樣一個代理的角色，只是這次出航運氣不佳，遭受海難漂到琉球去，但也算幸運，至少還有現存貨物可以攜回乍浦，沒有蒙受更大的損失。. 從事中日之間辦銅貿易的清代銅商們，在蘇州、乍浦遭到攻擊而逃離該處之後避居熟悉的長崎。日本在安政 6 年(1859，清咸豐 9 年)開港通商，首先開港的為橫濱、長崎、箱館(函館)，稍後兵庫(1867)、大阪(1868)等港也接著開放。但是 62 63 64 65 66.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43。《清朝文獻通考》，卷 32，乾隆 48 年條，頁 46a-46b。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pp.56-57。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p.138-14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pp.487-489。 32.

(38) 清朝與日本於 1871 年(同治 10 年，日明治 4 年)簽訂修好條規、通商章程之前，這段期間的在日華僑是以無條約國國民的身分居留在日的。以長崎來說，該地有著舊時存在的唐商管理制度，以江浙、福建人為主的前唐船船主及其家屬、下屬來到長崎者，沿用著以往的習慣，居住於唐館、新地等處，繼續以商人為其職業，從事對華北、華中的海產物、雜貨貿易。在這個舊有社群之外，廣東籍的華僑也開始出現在長崎，因其具備的語言能力和熟悉商業網絡，身份多為西方人的雇傭人或買辦，並與西方人雜居於新的居留地之中，其中自身從事商業貿易者亦有，以對香港輸出日本海產物、雜貨等居多。67. 第三節、飄洋過海的商品. 輸往日本的商品由清代中國輸往日本的商品中，以生絲、絲織品為首，其次是糖、藥材、以及各項雜物和書籍。. 生絲、絲織品在豐臣秀吉時期就已是日本重要的進口商品。德川幕府統一後的日本，在十七世紀前半期的進口商品中，最大宗者亦是絲類貨品。1604 年(慶長 9 年)，為更有效地管理生絲市場，江戶幕府創設了「絲割符」制度(pancado、パンカド)。絲割符制度是一種包買式的貿易統制方法，自制度設立以來實施方式略有變動，不過大體而言，絲割符制度首先由堺、江戶、京都、長崎、大坂五個城市的商人組成一個名為「絲割符仲間」的公會。公會成立後，五個城市各選出其城市代表，齊赴長崎與唐商、荷蘭商人會勘其進口絲貨的品質，並進行價格的商議。議定之後，唐船、荷蘭船所進口的絲貨全由公會包下，待將軍府取走府內所需的部分之後，剩下的絲貨再由五個城市分配和發賣。68陳國棟先生認為， 67. 68. 劉序楓，〈近代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以開港前後(1850-60 年代)的長崎為中心〉，收入張啟雄編，《東北亞僑社網絡與近代中國》(台北：中華民國海華人研究學會，2002)，pp.54-55。許紫芬（山岡由佳），《長崎華商經營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國商人の經營と帳簿》(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5)，pp.16-18。太田勝也，《鎖国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2)，pp.33-34。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