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討論中，是依時間順序的角度探討過去十多年間，大法官釋憲、修 憲與憲政運作相互牽引而形塑我國憲政體制的現象。若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
我們亦可以看到不論是大法官釋憲與修憲之間，或是大法官釋憲與憲政運作之 間，彼此之間都發生了交互作用（如圖六）。
首先，就「大法官解釋→修憲」此一面向而言，是指大法官釋憲有時會成 為修憲的觸媒，例如釋字第387號與419號闡釋了行政院長係對立法院負責，而 非對總統負責的憲政原則，此兩號解釋因而成了觸動第四次修憲的因素之一；
釋字第499號宣告第五次修憲無效，在2000年總統選舉後始公布的此一解釋因 而觸動了第六次修憲，並且使得修憲機關在第六次修憲條文內容中對大法官進 行報復。㊱ 就此看來，違憲審查機關釋憲所造成的規制效果，有時會影響政治 場域中不同參與者的利益計算與權力運作的互動格局，進而造就新一波的憲法 修改。
圖六 大法官釋憲、修憲與憲政運作之間的交互作用㉟
㉟ 修憲與憲政運作之間的互動關係，亦是重要且值得深究的主題，不過因為此一主題與本 文以大法官釋憲為焦點的討論無關，因此在本文中並未討論。
其次，就「修憲→大法官釋憲」此一面向而言，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歷次 憲法的修改，政治部門之間的權限爭議不但沒有因為憲法的修改而獲得解決，
憲法的修正反而經常倒過來成為政治部門權限爭議發生的根源，而此時違憲審 查機關的功能，往往是在解決前一波憲法修改所造成的治絲益棼。舉例而言，
釋字第342號解釋，是來自於1991年第一次修憲時，欲將過去動員戡亂時期所 設立的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三機關入憲，卻又必
「國安三法」）必須在1993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立法並公布，否則上述三機關將因缺乏組 織法規而變成「黑機關」。1993年12月30日，執政黨在限期立法的時間壓力下，希望在立 法院中透過其人數優勢，迅速將「國安三法」完成三讀，而反對黨也發動相當激烈的議 事抗爭，希望拖延「國安三法」的制定。結果，在當時麥克風被拔掉、表決器被損壞、
票數不明的混亂情況中，院會主席宣布二、三讀通過，並連夜送請總統完成公布程序。
此一過程中引發爭議的是，「國安三法」的立法程序是否符合憲法的要求？又各該法案是 否發生法律效力？為釐清爭議，立法院朝野立委遂連署聲請大法官解釋。
臺灣民主季刊
釋，則是來自於1994年第三次修憲將總統改為公民直選，導致總統和立法院皆 有直接民意基礎，在此種「雙元民主正當性」的情況下，行政院長是否亦應與 總統同進退的憲政爭議所致（郭銘松，2001:269-70）。而釋字第499號，甚至 就是為了要解決修憲機關本身的修憲行為（第五次修憲）是否有效的爭議。綜 言之，大法官關於政治部門權限爭議的解釋，往往是因為前一波憲法修改所觸 動。與其他國家相較，違憲審查機關的釋憲行為與修憲機關的修憲行為發生互 動關係，應是我國特有的一種現象。
至於違憲審查與憲政運作之間的互動關係，原本就是一般民主國家違憲審 查機關發揮功能時的常態現象。一方面違憲審查機關的審查結果會對憲政運作 發生規範效果，另一方面憲政運作出現爭議時則有賴違憲審查機關的裁決。在 上一節的討論中，釋字520號賦予了2000年政黨輪替後少數政府憲政運作的合 憲性，化解了少數政府違憲的質疑，使得少數政府可以根據此號解釋而運作得 更理直氣壯，晚近的釋字第585號與第613號則是更形鞏固少數政府的合憲性，
這兩號解釋皆可視為「大法官釋憲→憲政運作」的現象。就「憲政運作→大法 官解釋」此一面向而言，國家機關憲政運作的制度細節疑義由釋憲機關進行補 充，原本就是憲法解釋的制度本意之一。我國大多數涉及機關權限爭議的大法 官解釋當然皆可劃歸為此一面向，應毋庸在此一一贅述。
綜言之，大法官釋憲、修憲與憲政運作，是形塑我國憲政體制的三股力 量，從1994年第三次修憲確立我國憲政體制為半總統制至今，大法官釋憲與修 憲、憲政運作彼此牽引，共同形塑我國的憲政體制類型。在這形塑的過程中，
亦可發現大法官釋憲與修憲之間，以及大法官釋憲與憲政運作之間，彼此發生
㊳ 在1992年第二次修憲後，監察委員不再由省市議員選舉產生，而改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 會同意後任命。監察院於是不再具有中央民意機關的性質，監察委員亦不再享有國議 員所享有的言論免責與不受逮捕特權，而必須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經此變 動，監察院原本所具有的國會調查權與糾彈權，是否應回歸立法院，遂產生憲法上的疑 義。立法院乃據此聲請大法官解釋。
互動關係。如圖七所示，由於大法官身為司法者，修憲與憲政運作這兩項形塑 憲政體制的動力則屬政治權力運作的一環，因此由大法官釋憲此一司法因素與 修憲、憲政運作兩項政治因素相互牽引形塑憲政體制的過程中，以及此一司法 因素與另兩項政治因素兩兩發生互動的過程中，亦可看出司法與政治的糾葛，
以及我國大法官無法避免的政治性。
圖七 大法官釋憲所顯現之司法與政治的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