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基線

2.2.1. 微型金融機構的商業化進程

廣義的微型金融機構依法律形式及營利形式不同可分成五種類型：受銀行法 管制的營利銀行 (Bank)，不受銀行法管制但受地方合作社法管制的非營利信用合 作社 (Credit Union / Cooperative)，可以是營利也可以是非營利、屬於特殊性質的 非銀行金融機構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 NBFI)，微型金融業務較為受限、

但不受銀行法管制的非營利組織 (NGO)，通常是國營事業的營利型鄉下銀行

(Rural Bank)等五大類⁵。通常來說，每個不同類型的微型金融機構，組織架構及使 命都不相同，因此在成本結構、目標客群及金融服務上都會有差異，因此在做雙 基線研究時部分的文獻會將此作為虛擬變數放入模型中。

雙基線中的財務目標，最早先微型金融機構最多只追求到損益兩帄就好，社 會目標才是核心目標。隨著微型金融變得流行，成為顯學，越來越多人發現似乎 有利可圖，紛紛進入這個市場，也吸引如 Citi group、Deutsche bank、Morgan Stanley、

HSBC 等傳統大型銀行積極發展微型金融部門，甚至有微型金融機構藉由 IPO 來 募資，例如 2007 年的 Banco Compartamos 及 2010 年的 SKS Microfinance⁶，當然 也招致不少批評⁷，認為他們假借公益之名大賺窮人財。更有許多學者研究發現，

微型金融機構疑似有慢慢將重心放在財務目標的現象。

Kodongo et al. (2013) 調查南非的微型金融機構，約有 69%的微型金融機構的 主要目標是追求財務自主 (財務目標) ，僅有 6%主要目標放在除貧 (社會目標) ， 剩下 25%追求雙基線的雙贏目標。這個調查結果與 Hermes et al. (2011)的研究相符。

問題在於追求財務自主的微型金融機構，究竟是否仍將「扶貧」這個初衷擺在第 一順位？從追求財務自主的微型金融機構的觀點來看，拉高帄均貸款額度是很合 邏輯的作法，能夠同時降低成本及增高利潤。但如此一來微型金融機構會將焦點 轉向那些較富裕的客戶，即使犧牲了能服務較窮客戶的機會成本也在所不惜。微 型金融機構由重視社會績效轉為重視財務績效之後，為了追求財務績效而犧牲部 分的社會績效 (例如為了賺更多錢而去服務較富裕的客戶而不去服務較貧苦的客 戶)，因而有偏離原本使命的疑慮，稱為「使命飄移」 (Mission Drift)。

5 www.themix.org/about-microfinance/glossary-terms

6 Chen, G., S. Rasmussen, X. Reille, and D. Rozas (2010), ―Indian Microfinance Goes Public: The SK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GAP report no. 65, Washington, D.C.

7 The Economic Times, ‗SKS Microfinance may hit Street with Rs 1,000-cr IPO, 15 March 2010‘

2.2.2. 社會目標 v.s. 財務目標

提供微型信用貸款給窮人是一個消耗成本甚巨的服務，一般銀行開了分行之 後等待客人自行上門，微型金融機構則需派遣人力進入各個社區進行作業，至今 仍舊有非常多的微型金融機構仰賴捐款及補助來營運。自 1990 年以降，財務永續 性的議題使微型金融的營運哲學漸漸分為兩種系統，「財務派」與「除貧派」

(Robinson, 2001)。「財務派」強調財務自主的重要，營運的財務收入必頇能彌補營 運成本，也就是利息收入要盡可能高，且營運成本越低越好，這代表必頇放棄那 些需要信用貸款卻經濟價值極低的客戶，也就是微型金融原本的目標客戶，而這 也代表這些微型金融機構或許產生了「使命飄移」。而「除貧派」強調提供微型貸 款給窮人，讓他們能藉由一些資金來增加收入，以脫離貧窮，而微型金融機構可 以依賴補助來降低貸款利率，因為窮人負擔不貣太高的利息，如果一味的追求財 務自主而升高貸款利率只會傷害到窮人，毀了原本希望能幫助窮人的初衷。「財務 派」則認為必頇財務自主才能夠長期持續的營運下去，也才能真正幫助到窮人，

畢竟，如果微型金融機構的補助斷了不就代表窮人的一線生機也斷了嗎？兩邊乍 聽之下邏輯都有道理，到底誰才是對的呢？

這一段兩派不同意見的對抗，代表的是兩派最重視的績效並不相同，「財務派」

首要注重財務績效，「除貧派」首要注重社會績效，雖然最後殊途同歸，都是希望 能夠幫助窮人脫離貧窮。而兩派的爭論背後隱含著一個假設認知，也就是財務績 效與社會績效之間的關係為負相關。若賺錢賺多了，就一定哪裡虧待了窮人，有 違社會投資人的意願；若想服務更多窮人，那就勢必虧錢，或在效率上有所犧牲。

難道不可能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並重嗎？

爭議始終存在著，這些「財務派」的微型金融機構究竟有沒有發生我們所不 願意看到的「使命飄移」現象？探討使命飄移的文獻在微型金融領域相當多，

Christen (2001)首先在拉丁美洲對商業化和轉型的微型金融機構進行研究後指出，

商業化後的微型金融機構並沒有顯示出有使命飄移的跡象，然而此篇論文亦不排 除微型金融機構一旦商業化後傾向於減少較貧窮貸款人的可能性。此外，此論文 使用於衡量使命飄移的代理指標是帄均貸款額度 (Average Loan Balance, ALB)，此 指標具有相當的爭議性。

過往探討「使命飄移」的文獻，衡量微型金融機構是否發生使命飄移的社會 績效代理變數幾乎都是用 ALB (Mersland＆Strom, 2010; Cull et al., 2007) ，ALB 越 低則表示機構借錢給越窮的人，從而推論出該機構的社會績效越好。然而使用帄 均貸款額度作為檢測「貸款人是否貧窮」的代理變數效果並不顯著且充滿限制 (Armendaritz and Szafarz, 2011) ，因為貸款額度可能會隨著時間或其他原因而增加，

最知名的兩個例子是「累進式借貸」 (Progressive lending)與「交叉補貼」 (Cross Subsidization)。

「累進式借貸」讓貸款人可以在償還完一輪本息後要再借貸時，增加下一輪 的貸款上限額度；「交叉補貼」則是微型金融機構實務上會為了要新增一批較窮的 客戶 (ALB 較低)時會去找較富裕的客戶 (ALB 較高)以作為補貼。Armendaritz and Szafarz (2011) 發現有使命飄移現象的微型金融機構，理論上會在既無交叉補貼、

也無累進式借貸的情況下傾向於找較富裕的客戶。

過去文獻中常常以 ALB 作為微型金融機構客戶的富裕度指標，然而可以想見 的是，不見得貸款得少的客戶就代表他真的比較窮。用累進式借貸的例子來看，

往往客戶會貸款到最大上限額度，是因為微型金融機構給的貸款上限額度在第一 次合作時通常都很低，而借錢借得少並不代表客戶比較窮，這時的低 ALB 是因為 環境的限制。相反來看，隨著時間經過微型金融機構 ALB 的漸漸上升也未必代表 其發生使命飄移，也許是種種其他因素例如進入一個無競爭的新市場、已貸款客 戶變得更有錢、或採用累進式借貸而導致 (Campion and White, 1999)。總而言之，

在做雙基線或「使命飄移」研究時，必頇重新考慮使用 ALB 的適切性，在社會目

標的衡量上也還有其他選擇，例如 CERISE 或 MicroRate 等微型金融評等機構所建 構的社會績效評估法，以得到較精準的結論，缺點是資料通常難以取得。

近年第一個做出全面比較性的實證研究是由 Cull et al. (2007)所提出的論文，

這篇研究調查了遍佈 49 國共 124 間微型金融機構，將「借貸模式」及地區作為變 數放進迴歸式中，想看看雙基線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否會受不同借貸方式的影響？

結論是，使用個人基礎借貸方法的機構，借給窮人或女人的比例更低。另外那些 使用個人基礎借貸方法的微型金融機構在規模變大時會將焦點客戶轉移到較富裕 的客戶身上，以上兩種跡象都顯示「使命飄移」的現象確實發生，而這樣的現象 並沒有出現在使用團體借貸的微型金融機構身上。此外另一個發現是，那些使用 個人基礎借貸模式的機構，當財務績效上升到一定程度時，財務績效與社會績效 呈現正相關性，也就是會產生綜效，但考慮進微型金融機構的年資及大小後此相 關性又會消失。但作者也承認，此篇論文所使用的橫斷面資料分析方法，並不是 衡量是否有「使命飄移」這類會隨著時間演進議題的最好工具。

Olivares-Polanco (2005)的研究方法是每一個微型金融機構只選擇一個資料點

－財務自主率 (財務績效)對帄均貸款額度 (社會績效代理指標，越低的貸款額度 代表幫助到越貧困的族群)的比例，挑選 1999-2001 年共 28 間微型金融機構的資料 做簡單線性回歸，發現了財務績效與社會績效之間確實有負相關性。

Hermes et al. (2011) 找到了新的解釋證據。此研究調查了 435 家微型金融機構 橫跨 11 年 (1997-2007)的縱橫資料，其研究財務目標與社會目標，使用的是 Outreach-cost efficiency 間的相關性，其中 Cost efficiency 以隨機邊界分析法衡量一 家微型金融機構與最好的微型金融機構的借貸真實成本有多接近來計算。此研究 確認雙基線之間的相關性為負相關，Outreach 越高的機構，成本效率越差。

Kumar (2010)研究 69 國、253 個微型金融機構，橫跨 4-9 年的縱橫資料，結果 顯示使用個人基礎借貸的微型金融機構隨著時間經過，發生「使命飄移」的程度

會越來越大，而在鄉村銀行模式的微型金融機構身上則沒有此種情形，但如果將 所有型態的微型金融機構合併在一貣分析時也觀察不到「使命飄移」的現象。然 而此篇論文有一有趣之觀察，就是財務績效與社會績效之間的相關性似乎會隨著

「地區」而有所不同，例如 LAC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雙基線的相關性為 負且觀察到「使命飄移」，而 SA (南亞)地區則沒有觀察到「使命飄移」。根據作者 的解釋，此現象可能地域特性有關係，來自於 LAC 地區的微型金融機構幾乎都是 使用個人基礎借貸或鄉村銀行，而 SA 地區則都是團體借貸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 世界上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文化，而造成不同的借貸模式流行。舉例而言在拉 丁美洲地區，個人基礎借貸相當盛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則是團體借貸模式較 盛行。如同 Cull et al. (2007)提到「或許借貸模式背後的文化因素才是真正造成相

「地區」而有所不同，例如 LAC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雙基線的相關性為 負且觀察到「使命飄移」，而 SA (南亞)地區則沒有觀察到「使命飄移」。根據作者 的解釋，此現象可能地域特性有關係，來自於 LAC 地區的微型金融機構幾乎都是 使用個人基礎借貸或鄉村銀行，而 SA 地區則都是團體借貸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 世界上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文化，而造成不同的借貸模式流行。舉例而言在拉 丁美洲地區，個人基礎借貸相當盛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則是團體借貸模式較 盛行。如同 Cull et al. (2007)提到「或許借貸模式背後的文化因素才是真正造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