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時間邏輯斯迴歸分析(discrete-time logistic regression)

根據模型三的迴歸結果(見表七)，控制夫妻個人與其工作特質時，家庭生 命週期對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存在顯著影響。以尚無子女作為參考組，而育有 0-3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為尚無子女時的 2.24 倍(exp(0.805))。當家庭中最 小子女三歲之後，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略微降低，當最小子 女 3-6 歲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約減少 47%(1-exp(-0.638))。當最小 子女 6-18 歲，家庭中無學齡前子女時相比尚無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減少

67%(1- exp(-1.115))。而當最小子女超過 18 歲之後的職場中斷風險也相比尚無子 女時的風險，約減少 64%(1-exp(-1.010))。與家庭生命週期理論概念相符，已婚女 性在各家庭階段中所承擔的職場中斷風險相異。根據研究結果可見，台灣女性育 有三歲以上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低於其尚未生養子女時的風險，與過往文獻所 提出已婚女性主要在生養子女之後，才改變就業安排與偏好的論點(Mincer &

Ploachek 1974; Paull 2006)不相符。圖四可見已婚女性育有 0-3 歲子女時發生職場 中斷事件的可能性最高，各家庭階段中職場中斷事件發生可能性第二高的時期為 家庭中尚無子女時。而在行政院 2016 年所作的「婦女婚育就業調查報告」中可 見，已婚女性離職第一主因是「為準備懷孕」，爾後才是「照顧子女」(行政院 2017)，

且過去研究也指出，當家庭中有需要被照顧的成員時，例如父母，多由女性擔任 照顧者(陳正芬、吳淑瓊 2006)。由此可見，儘管女性尚未生養子女，也可能會因 為照顧家庭其他成員、準備成為母親等原因而改變就業情況。

圖四、預測職場中斷發生的機率-家庭生命週期

0.005.01.015

職場中斷發生機率

尚無子女 最小 0-3 歲 最小 3-6 歲 最小 6-18 歲 最小 18 歲以上

家庭生命週期

模型三結果顯示，丈夫教育程度與工時對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無顯著 影響，無法證明 H1-a1、H1-a2、H1-b 成立與否。而模型四以另外一個角度探究 丈夫教育程度與工作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控制已婚女性教育程度與 職位，探究夫妻教育程度與職位的相對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結果顯 示，丈夫教育程度高於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夫妻教育程度相同者，約減少 22%(1-exp(-0.248))，而夫妻職位相對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無顯著影響。綜合 模型三與模型四的結果可見，當已婚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的就業安排主要 受自身狀況以及子女成長狀況的影響，丈夫並未發揮顯著效果。本研究結果可用 於解釋，女性不論教育程度皆存在已婚者勞參率低於未婚者的情況，且與過往文 獻發現相符，儘管職業婦女的比例增加，然而女性外出工作並未增加丈夫投入家 務的時間，仍是由女性負擔大部分的家務(呂玉瑕 1994；蕭英玲 2005；張晉芬、

李奕慧 2007)。

基礎模型中解釋變數包含女性教育程度與家庭生命週期，結果顯示，大學 以上教育已婚女性相比國中及以下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約減少 26%(1- exp(-0.303))。

除教育程度外，年資亦可代表職場優勢與能力，因此逐步加入女性年資與工時相 關變數，並控制其他有關工作特質變數，分散教育程度解釋力，使其無顯著影響，

結果見表七中 M2。

部分研究指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有利於已婚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模型 二控制女性個人特質與其他工作相關變數時，其結果顯示，從事全時工作女性的 職場中斷風險相比部分工時者約減少 47%(1-exp(-0.639))。模型三新增丈夫教育程 度與其工作相關變數，仍可見已婚女性從事全時工作相比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職場 中斷風險略低，約減少 46%(1-exp(-0.613))。就台灣就業市場特色而言，部分工時 工作相比全時工作，其薪資、勞動條件、工作環境等較差(Lambert & Waxman 2005；

李誠 2000；陳月娥 2017)，而在社會文化中，妻子又相比丈夫有更高的可能性因 家庭事務而中斷就業，因此已婚女性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使其與丈夫協商家庭

事務安排上處於弱勢地位(劉梅君 2011)，更加容易因為家庭需求而中離職場。雖 然已婚女性從事全時工作相比部分工時工作就業更加穩定，但其工時若過長將會 增加職場中斷的可能性。在模型二以及模型三中皆可見，女性所從事工時過長的 工作相比沒有工時過長的工作職場中斷風險有所增加，就模型二而言約增加 1.36 倍(exp(0.307)，而模型三則是增加 1.37 倍(exp(0.315))。當女性進入婚姻後即須承 擔一定程度中離職場的風險，而研究結果顯示，若女性處於勞動條件較差或是工 時過長等可能使就業較不穩定的情況之中，在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會以家庭 事務優先而中離職場。

在模型二與模型三的結果皆可發現，已婚女性任職於家族企業的職場中斷 風險相比自我雇用更高，而任職於公部門或是私部門則相比自我雇用的職場中斷 風險更低。已婚女性任職於家族企業被視為「家庭角色」的延伸，其家庭與工作 部門無明顯界線，當女性因為家庭與工作衝突而中離職場時，任職於家族企業者 的障礙較低、進出勞動力市場更加容易(Kopelman et al. 1983；呂玉瑕 2009)，此 情況使其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任職於公部門或是私部門更高。而在模型二與模 型三中皆可見，已婚女性任職於公部門相比自我雇用者的職場中斷風險低，可能 與公部門會推動較為完善的福利政策與友善家庭的平衡措施(張晉芬 2002)有關，

提供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除了中離職場以外更多的選擇，使其職場中斷的風 險降低。

綜合前述可得以下結論，第一、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主要受家庭生命 週期以及自身工作特質影響，丈夫教育程度與工時無影響。且在各模型中家庭生 命週期皆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有顯著影響，可見子女成長狀況對女性就業情況相 當重要，因此建立家庭生命週期與其他變數交互作用項的選擇係屬合理。第二、

大學教育女性職場中斷風險低，與人力資本理論概念相符。第三、女性工時過長 增加職場中斷風險，與家庭工作時間衝突理論相符。女性教育程度與工時和預期 結果相符，並進一步思考其交互作用項的影響。

表七、主要解釋變數迴歸係數

常數 -5.694*** -6.621*** -6.262*** -6.413***

(0.542) 子女時更高的情況，約是尚無子女時的 2.94 倍(exp(1.082))。表示家庭生命週期對 於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會因為女性教育程度的差異而有所變化。對於國中 以下教育程度女性而言，育有就學中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低於尚無子女時，但 對於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而言，育有就學中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

無子女時更高。換言之，在育有就學中子女的階段，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其職場 中斷風險越高，證實研究假設 H2-b 的成立。

圖五為不同教育程度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其 中可見，不論女性教育程度，在育有 0-3 歲子女的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 能性高於其他時期，而此階段中女性教育程度越高，事件發生可能性越低。迴歸 結果雖未證實，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在學齡前子女階段時的職場中斷風險越低。

但圖五證實，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於降低其在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發生職場中 斷事件的可能性，與研究假設 H2-a 的概念相符。圖五可總結出以下概念，第一、

已婚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機率在育有 0-3 歲子女時達到高峰，隨著子女成長，

事件發生的機率逐漸下降。第二、育有學齡前子女，在最小子女是 0-3 歲以及 3-6 歲的兩個階段中，國中以下教育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相比其他教育程 度者高。第三、當育有就學中子女時，最小子女 6-18 歲的階段中，國中以下教 育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最低，大學以上女性則可能性最高。綜合迴歸 結果可見，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受到其教育程度 的調節而有所變化，且教育程度不僅會降低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事件 發生機率。

圖五、預測職場中斷發生的機率-女性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

對於沒有工時過長的女性而言，育有 0-3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是尚 無子女的 1.77 倍(exp(0.569))，隨著子女成長，職場中斷風險降低，在育有 3-6 歲 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約減少 69%(1-exp(-1.164))，而工時過長的 女性在育有 3-6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是尚無子女的 2.62 倍(exp(0.964))。女 性若從事工時過長的工作會使得育有 3-6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有所提升，與 研究假設 H2-c 相符，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會因為已婚女性是從事 工時過長的工作而進一步增加風險。M7 用於討論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的職 場中斷風險是否因為丈夫工時過長而有所變化，結果顯示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 中的職場中斷風險並未因為丈夫工時過長而有顯著變化，因此無法證實研究假設 H2-d 成立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