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國的建構

一、革命歷史敘事與政治烏托邦的形成背景

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發表《論聯合政府》，勾勒出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遠景：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

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 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 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¹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重申「無產階級社會」的理念，慶祝 革命成功，同時又提出「三年恢復，十年建設」的主張，意圖將「無產階級社會」

此一終極目標延續到未來。亦即，無限光明與美妙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依然在前 方指引中國群眾應永恆地爲革命道德鬥爭。由於解決所有矛盾的完善社會不可能 存在，因此，國家的核心理念「革命」，在建國後依然合法與迫切。

具體而論，響應與落實毛澤東革命政權的基礎，是勞動人民所組成的農村與 公社。

共產黨要在農村立足，讓農民政權不斷壯大，必須發展貧農入黨，成為基 層社會管理者，同時打擊土地兼併，實現均田，只有這樣，農民的生產積 極性才得以發揮。……只有把均田和先在農村建立政權這兩個思想正式納 入意識形態範疇，共產黨整合農村以奪取天下的過程才能從無意識轉化為 有意識的行動。眾所周知，這正是中國式革命道路──以農村包圍城市理 論之形成。……共產黨組織是一個實現了基層農業社會整合並迅速成長中 的巨人，它代表強勢意識形態整合模式。²

例如，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大躍進運動，乃根據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提出農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3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1059。

2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頁 372-373、382。

第二章 革命轉向與鄉土位移

業合作化的講話，其明示農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實現社會主義烏托邦的主 力。追本溯源，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閉幕詞，引 用愚公移山的寓言。其後，〈愚公移山〉成為概括毛澤東思想的老三篇之一³，強 調：「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 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⁴全中國人民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是勞 動群眾，毛澤東把勞動群眾推到革命舞台的中央，於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提出「又 紅又專」的相關口號進一步深化論述。「又紅又專」意指，正確的政治觀點與專 業的知識技能，相互結合，顯示黨國試圖藉此縮小專業菁英與勞動群眾的知識差 距，凸顯勞動者努力從事高尚的革命活動，是爲了服務國家和人民，並許諾如此 神聖的奮鬥將帶來幸福和力量，一同前往井崗山所代表的神聖又美好的社會主義 烏托邦。⁵例如，大躍進期間，人民高喊口號：「三年甘苦換來共產主義千年幸福」。 又如，毛澤東〈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 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⁶

之所以由山崗土地的形象彰顯井崗山的神聖性，乃緣於社會主義主張城市包 含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罪惡與不平等，為了消除城鄉差別，遂強調城市是革命者的 墓地，應「離開城市，到山上去。」因此，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農村投入更多的 醫療和教育資源，讓有道德、有覺悟、有領導的農民更有效地實踐無產階級革命。

7這般號召的說服力在於，黨國「創造了一些比現實更好的未來社會的積極圖景。

其中的某些圖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審美上的要求相結合，產生了同當時社 會的和精神的種種需要的共鳴，在民眾中喚起了極大的熱情。於是，社會便被這 些把人們引向另外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幻想的力量點燃了。」⁸綜上，土地是建立 國家的基本與核心要件之一，動員農村中的人民勤奮地投入集體勞動生活，是以 農村土地為國家進行革命的基本單位，進而整飭全中國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

這不僅說明在一九四九年建國‧‧

的‧

政權之所以合法的起源依據

‧‧‧‧‧‧‧‧‧‧‧‧

，更強調唯有藉此，

才能實現無限光明與美妙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本節第二部分循此考察紅色經典小

3〈愚公移山〉、〈爲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是概括毛澤東思想的老三篇，揭示人民無私的革 命道德與革命行動的重要性。

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3 卷(2 版)，頁 1102。又如，「我們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 神。……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 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2 卷(2 版)，頁 660。

5 又紅又專是毛澤東於 1958 年所提出的《工作六十條》中之詞彙。[美]邁斯納(Maurice Meisner) 著，張寧、陳銘康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頁 117-120。「如果他不是工人或農民，那就要定期參加體力勞動，以培養『熱愛勞動』、

熱愛勞動人民的感情。」(119)

6 毛澤東，《毛澤東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 131。

7 邁斯納著，張寧、陳銘康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頁 172、188、65-68。

8 [美]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張寧、陳銘康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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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農村土地在歷史演義與突圍中何以如此重要？農村群眾如何展示社會主義 革命楷模「愚公」的精神？又怎樣象徵性地抵達井崗山所隱喻的烏托邦式的革命 理想？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後，毛澤東提倡文藝界應響應為工農兵服務的 政治思想與革命行動。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 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 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 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 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 泉。⁹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指標性的變革：作家的政治立場轉向工農兵的 革命視野。由於黨國指導作家應進行思想情感等世界觀的全面改造，「使曾是啟 蒙主體的知識分子的地位發生了轉變。知識分子要以服務於工農兵來確立自身價 值實現的方向。」¹⁰因此，四○年代以降的革命活動取代民初的啟蒙運動，五四 新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文藝出現裂隙。一九四三年《新華日報》報導延安文藝座 談會的情況，其後，左翼作家全面推動和服膺《講話》的重要內容，尤其，一九 五三年第二次文代會，確立社會主義是中國文藝創作之圭臬，作家書寫的革命歷 史需與黨國方針形成一個整體，才能樹立政治正確的革命記憶與歷史範式。從 此，毛澤東的文學思想和文藝政策成為四、五○年代以降大陸文藝創作者所膺循 的路線。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召開的中央會議中，進一步表示作家不僅 要蒐集民歌，還應綰合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同年五月於中央第八 次代表會議中再度強調之，這無疑是繼《講話》後的重要文藝主張。

因此，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文學以浪漫的革命英雄為楷模，代 言黨國的意識形態與引領出社會主義的革命歷史，並促使人民仿效英雄與接受革 命是唯一合法的集體記憶。十七年文學的代表作是紅色經典小說，包括：《紅旗 譜》、《紅日》、《紅岩》、《創業史》、《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¹¹例

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 3 卷，頁 860。

10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6。「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與 革命文藝及其後來的社會主義文藝之間，儘管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但後者所表現出的轉 折是非常明顯的，而且也是實質性的。在迄今為止的文學史敘述中，談得更多的是二者之間的繼 承關係，對其內在的轉折與變異則輕描淡寫。……斷裂，就在於作家主體地位和世界觀的改變─

─由啟蒙者變成了被改造者，新的無產階級世界觀（革命文藝的世界觀）取代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培養起來的啟蒙主義世界觀。」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頁 27。

11 不同學者界定「紅色經典小說」究竟應納入那些小說，稍有不同，本文依據閰浩崗所論。參見

第二章 革命轉向與鄉土位移

如，杜鵬程《保衛延安》(1954)與吳強《紅日》(1957)，無不以恢弘的戰爭場景或 血腥的受難身體塑造革命英雄的精神，如前者描述一九四七年周大勇連長率領解 放軍，與圍攻延安的胡宗南十萬兵力，展開艱苦的戰鬥，此乃一九四九年以降新 中國建構革命歷史的敘事策略之一。亦即，革命歷史敘事呈現：「中共發動、領 導的『革命』的起源，和這一『革命』經歷曲折過程之後最終走向勝利的故事。」

12在紅色經典小說如此的渲染與感召之下，激勵讀者激昂地投身革命與認同歷 史，落實毛澤東批判對立面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甚至把土改、建國、延安整風、

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革等視作政治修身的途徑。¹³此外，一九六六年林彪和江 青《部隊文藝工作會談紀要》揭示三突出和高大全的原則，規範社會主義文藝以 塑造工農兵英雄為根本任務。¹⁴樣板戲乃依據該公式創作而成，成為紅色經典文

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革等視作政治修身的途徑。¹³此外，一九六六年林彪和江 青《部隊文藝工作會談紀要》揭示三突出和高大全的原則，規範社會主義文藝以 塑造工農兵英雄為根本任務。¹⁴樣板戲乃依據該公式創作而成，成為紅色經典文